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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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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既是文学发展自身孕育的结果，是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产物，而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外因。在文学革命的酝酿过程和发动初期，发难者就直接从外国文学运动中得到过启示。1916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曾经非常注意当时欧美诗坛的意象主义运动，认为“意象派”对西方传统诗歌繁绵堆砌风气的反叛，及其形式上追求具体性、运用日常口语等主张，与他自己的主张“多相似之处”〔14〕。正是在“意象派”的启发之下，胡适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章八事”。胡适还引发了“意象派”诗人庞德关于诗歌要靠具体意象的主张，提出写“具体性”，“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象”的“新诗”〔15〕，倡为白话新诗运动。陈独秀写《文学革命论》，也开宗明义，号召要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变革运动为楷模，发动中国的文学革命。其“三大主义”中所要求建设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也是以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作为蓝本的。胡适、陈独秀等人最初提倡文学革命的一个基本理论，即文学历史进化论，就是从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主要学说之一的进化论脱胎而来的，是西方思潮的直接产物。他们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16〕，指出旧文学必然被新文学取替，是因为旧文学“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17〕，这种观点，也从发展的角度看到新旧文学交替的必然趋势，成为当时向旧文学发动进攻的重要精神武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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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要彻底否定旧文学，但是到底如何建设新文学呢？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们对此曾经积极进行过讨论，也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这些意见又大都是借鉴过外国文艺运动或文学创作的经验。如当时影响较大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在提倡“人的文学”时，就首先大力介绍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如何“发现了人”，人道主义如何主张“灵肉一致”的人生，西方和俄国一些人道主义作家严肃地反映社会人生的作品又如何区别于我国古代文学等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这一套观念，完全是以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直接的理论来源，是当时日本文坛兴起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理论。而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所做的历史唯物论的初步解释，则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观点的影响。另外像《谈新诗》（胡适）等具体讨论各种文体新文学创作的文章，也都直接间接地运用了外国文学的经验和理论。文学革命初期关于如何建设新文学的理论探讨，是在外国文学思潮理论影响下展开的，而这种理论探讨的开展，又促进了外国文学思潮理论的介绍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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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们还通过作品翻译来介绍外国文艺思潮，向闭塞的中国文坛吹进新鲜的现代气息。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实际上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又是《新青年》捷足先登，从第一卷开始，就先后译刊了屠格涅夫、龚古尔、王尔德、契诃夫、易卜生等各式外国作家的作品。文学革命前后的文坛还基本上被言情小说、黑幕小说占据，甚至到1921年，新文学创作还不是很多，因此这些比较严肃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发表，在实际上起着扭转风气的积极作用。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破天荒地出了一期《易卜生专号》，发表《娜拉》、《国民公敌》等三篇剧作，都是以反传统、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为宗旨的，正和“五四”精神吻合，所以影响非常之大，许多学校都上演过。在“五四”运动高潮中，译介易卜生作品和宣扬易卜生主义更蔚成风气。易卜生在当时中国引起巨大的波澜，青年人狂热地喜爱他，也几乎没有一个报刊不谈论他。“五四”时期许多新文学作者也都曾经从仿效易卜生写“问题小说”和“问题剧”入手，而转向关注与反映社会现实人生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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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新青年》的带动下，翻译活动迅速开展，其规模和声势超过了近代任何时期。几乎所有文学革命的发起者和参加者都做过译介外国文学工作，如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沈雁冰、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田汉、潘家洵、黄仲苏等人，都是极为活跃的译介者。《新潮》、《少年中国》、《文学周报》等许多刊物，也都大量刊载翻译作品。《小说月报》还专辟《小说新潮》、《海外文坛消息》等栏目，每一期都发表外国作品，报道西方文艺思潮和文坛动态，介绍外国著名作家传略及其创作。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念，即以为凡是外国的都是“新派”，因此一般报刊与出版社也往往顺应弃旧逐新的社会心理，大量介绍译作。在“五四”后短短的几年内，可以说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各样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都先后涌入中国。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立体派、未来派等等，以及人道主义、进化论、实证主义、尼采超人哲学、叔本华悲观论、弗洛伊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有人介绍并有人宣传、试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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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所有外来思潮都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发生影响，新文学先驱者中大多数人对西方的思潮、理论也并不是盲目地照搬，他们力求做到从时代、社会和新文学发展的需要出发去检验和选择外来的东西，并注入新的因素，因此，在当时发生重大影响的外来思潮都有一个“中国化”的“变形”过程。就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而言，现实主义特别是俄国现实主义影响最大，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学主流；浪漫主义也有较大影响，但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属于现代主义范围的各种思潮也曾吸引了许多作家，做了多种试验。有那么多的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如冰河开封，其规模浩大而又混乱，促成了中西文化交汇撞击，促进了思想大解放，大大拓展了新文学倡导者、参与者的视野，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观照本民族的生活，同时在艺术创造上获得了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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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觉醒了的青年和文学作者纷纷选择运用西方各种文学样式和创作手法，以倾吐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愿望，表现“五四”时代叛逆、自由、创造的精神，成为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鲁迅就参照外国近代小说的格式，在现实主义这一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广泛吸取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手法，写出《狂人日记》等一批堪称中国现代小说基石的作品。郭沫若杰出的浪漫主义诗篇《女神》，也受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华格纳等外国作家创作的多元的影响。郁达夫《沉沦》等“自叙传”抒情小说，则是取法于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以及近代日本“私小说”的产物。除了这些著名的作家外，新文学初期的所有作家，几乎都直接、间接受到过西方文艺思潮和文学手法的影响。“五四”后还从外国输入了一些新的文学体式，如文学研究会许多作家写易卜生式的“问题剧”、“问题小说”，冰心、宗白华等模仿泰戈尔诗歌和日本俳句创作“小诗”，语丝社作家融会英国随笔、日本俳文写法而提倡的随笔小品，都曾经风行一时，使新文坛大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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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不同文艺思潮和艺术方法影响的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群，又各自聚集为文学社团。从1921年初起，外国文学的译介形成高潮，文学社团的组建也层出不穷。由于几乎每一个文学社团都创办一种或数种文艺报刊作为标帜与阵地，文学发表的园地骤然增多。据统计，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大小文学社团40余个，出版文艺刊物50多种。而到1925年，文学社团和相应刊物激增到100多个。新文学社团的纷纷建立，标示着新文学运动已从初期少数先驱者侧重破坏旧文学，而转向大批文学生力军致力建设新文学了。在众多的新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也最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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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许地山、朱希祖、蒋百里、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叶绍钧等12人。后来发展成员170多人。他们将沈雁冰接编、经过革新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还陆续编印了《文学旬刊》及《诗》、《戏剧》月刊等刊物，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二百多种。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18〕。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庸俗的“礼拜六派”等游戏文学，文学研究会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19〕……因此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被看作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或现实主义的一派。虽然文学研究会成员初期的创作仍很不成熟，不稳定，彼此的风格也不同，难于归纳为流派，但在如何看待文学本质及文学与生活关系问题上，多数成员又比较一致。他们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特别注重对社会黑暗的揭示和灰色人生的诅咒，表现新旧冲突，写法上一般倾向于19世纪俄国和欧洲的现实主义，也借鉴自然主义（最初文学研究会成员难于区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界限），重视并强调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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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学研究会较多受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那么创造社则主要倾向于欧洲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同时也受到了“新浪漫主义”（包括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个社团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最初的成员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穆木天、张凤举、徐祖正、陶晶孙、何畏等人，都是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他们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他们同时又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20〕。尽管创造社成员初期的文学思想比较含混而充满矛盾，但基本倾向又比较一致。从创作看，创造社的流派特色比较显著。该社团成员的作品大都侧重自我表现，带浓厚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和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他们表达内心矛盾和对现实的反抗情绪的主要形式，显示出与文学研究会迥然不同的创作风貌。他们初期的创作，如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小说、田汉的戏剧，都充分体现了“五四”反抗、革新的时代精神，表达了觉醒的青年一代的呼声，创造了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高峰。在翻译方面，创造社重点译介过的歌德、雪莱、海涅、济慈、惠特曼、雨果、王尔德、罗曼·罗兰、泰戈尔、波特莱尔，以至柏格森、尼采、斯宾诺莎等，大多是浪漫主义作家，也有一些属现代派或非理性主义、泛神论的作家、哲学家，涉及面是很宽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在创作、翻译、文艺批评问题上有过一些争论，其中不无门户之见，但也起到互相砥砺的作用，客观上有利于不同风格、流派文学的竞争和发展。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以1925年“五卅”为界，分前后两期。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后期创造社转向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五四”时期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可以说双峰对峙，各有千秋，共同为新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对现代文学不同流派的发展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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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出现的另一个影响颇大的文学社团新月社，1923年由胡适、陈源、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在北京发起，原是一个文化社交团体，成员大多数曾是旅英美留学生。不久，其内部逐渐形成一个诗人群，由此产生新月诗派，以1926年4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开辟的《诗镌》作为他们代表性的刊物，宣称“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作一件认真事情做”。他们所接受的外来文学思潮影响很复杂，思想上比较倾向自由主义。前期新月派（指1928年徐志摩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之前）提倡新格律诗，因此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他们致力于新诗艺术形式的探索，促使新诗艺术上走向成熟。在诗歌创作上卓有建树的这一派诗人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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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比较活跃的文学社团也各有自己的特点与贡献。其中鲁迅所支持的语丝社，成立于1924年11月，办有《语丝》周刊，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以倡导这种文体而获“语丝派”之称，主要成员有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冯文炳、俞平伯，等等。他们所创造的那种着重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任意而谈的随笔文体，又称“语丝体”，在现代散文发展中影响甚大。与语丝社同时开展活动的有莽原社、未名社，办有《莽原》、《未名》等刊物，也在鲁迅扶掖下产生过一些作者，如高长虹、尚钺、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曹靖华、韦丛芜等等，多写反映农村现实的“乡土小说”，并译介许多俄国文学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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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成立的浅草社办有《浅草》季刊，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中出过《文艺旬刊》，其骨干成员又于1929年秋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面则有冯至的诗歌，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多抒写知识青年苦闷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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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以写作爱情诗闻名的湖畔诗社，成员有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四人，1922年4月出版的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和后来的一些诗作，很能代表“五四”所唤起的一代新人的纯真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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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胡适、周作人与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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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是在新文化运动推进下发生的一场全方位的文学变革运动，就整体而言，是理论先行，即先有舆论倡导，后有创作实践。理论建设的成绩显著，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新文学发展的格局，其本身也就构成新文学传统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在文学革命酝酿、发动和发展的过程中，先驱者始终在探讨如何建设新型的文学，核心是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他们的思考大都援引还来不及充分消化的西方文学经验，又急于解决时代变革与文化转型所提出的迫切的问题，难免粗疏或偏激。这一代思索者直接置身于新旧文化交替与东西文明撞击的漩流中，视野开阔，思想解放，使得“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极有生气，所议论的话题也比较实际，能引起普遍的关注，形成理论震荡，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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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理论思考集中在为文学革命（包括白话文运动）寻找根据，证明其必然性与合理性。除了《文学改良刍议》（胡适）与《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这两篇发难之作外，其他先驱者参与讨论的文章很多，较重要的有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钱玄同的《寄陈独秀》、《寄胡适之》，傅斯年的《文学革命申议》、《文言合一草议》，以及陈独秀与胡适、钱玄同等人的通信。当时先驱者的一种共识，就是坚信文学革命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白话文必定取替文言文的正宗地位。而将这些“共识”理论化，并形成可以被接受的概念而加以推广的，还是胡适。他的理论建树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白话文学”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这两者相辅相成，筑起胡适的文学思想（同时也是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基本架构。早在1916年，胡适就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这一套文学观，而美国意象派的一些诗歌理论原则又启迪他特别关注文学革命的语言形式问题。当时尚在美国的胡适在和友人的论辩中已经提出：文学的历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然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又认为，“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21〕。胡适并不把文学形式的革命看作单纯的形式嬗变，而是看成整个社会价值和审美趣味的转变，所以他将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视为文学革命最迫切最实际的举措。循此思路，1916年10月，胡适写成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具体提出从改革旧文学的“八事”入手去实现文学的变革。其关键是从语言形式即“工具”的角度肯定白话文学，以此作为摆脱旧文学，创建新文学的突破口。1918年4月，胡适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更明确地标示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他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胡适的卓识在于他并不限于文学本身的考虑，而是要造就言文一致的统一的“国语”，取替往昔言文脱节的状况，以此作为实现思想启蒙和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胡适的主张在当时具有特殊的策略意义，在言文合一的口号下白话被称作国语，“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遂呈双潮合一之观”。白话文运动由文学改革的范围向整个社会全方位推进，这也是文学革命在短时期内大获胜利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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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化“白话文学”与“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胡适一方面重视横的移植，即加紧评介西方的文学思潮理论，同时又在纵的继承中找根据，这就导致了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重估。1923年胡适创办《国学季刊》，提出“整理国故”，主张对过去的文化遗产进行认真的清理，吸收精华，弃其糟粕，他把这工作也看作是新文化与文学建设的一部分。胡适从事“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说的考证，写有《白话文学史》（上卷）和关于《红楼梦》、《镜花缘》等小说的考证论著，都是力图做对传统文学现代化阐释的基础性工作。胡适以“托古改制”的立场和实用主义、进化论的观点阐释传统所得出的学术结论有诸多偏颇，但其借鉴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在文学的历史观念方面获得的科学的自觉性，为新文学运动提供了理论的支持。还须提及的是，胡适受实验主义（Experimenta1ism）影响，在治学方面，包括对传统文化与文学史研究方面，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2〕。他所说的“假设”，是指研究中科学的预见性，不是主观预测，是以实验证明作为关键的一环的；“假设”的提出与实验证明是一个推理过程，是由已知事物推到未知事物，其中离不开归纳法与演绎法的交互运用，应当说是有科学性的。胡适还以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来印证和丰富他所理解的实验主义，他自己从事的古代文学考据工作，就明显运用了带有“朴学”实证色彩的实验主义方法。从学术方法上讲，胡适这方面的主张但取得一定的成果，也影响到后来的文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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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与方法上，胡适重视宣扬个性主义，主张采用写实主义。他在1918年发表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挽救缺少活力的中国社会；同时，提出要以写实的方法“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这些主张引发了“五四”后一二年间的“问题小说”与“社会问题剧”的创作热潮。胡适还在《谈新诗》等著述中提出过“诗体解放”说，认为新诗要摆脱旧诗词曲的束缚，不但要用白话，还应不拘格律，向自由诗发展。他还有意输入与借鉴西洋诗体，以蜕变出中国特点的新诗体，包括用语体散文来写的完全“解放”的体式。胡适的“诗体解放”说虽然有忽视诗歌语言艺术规律的倾向，但却鼓励了新诗人大胆尝试，在新诗初创期几乎成为新诗人的“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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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胡适侧重从语言、形式方面为文学革命寻找突破口，那么周作人则更多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建设，他同样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先导者和批评家。周作人最突出的贡献，是以“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的内容，标示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在1918年底发表的《人的文学》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周作人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的、而并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的态度，而且，还要展示“理想的生活”。在周作人这里，新文学所本的人道主义具体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只有作家自己觉悟了，“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做人类”。周作人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的一种手段，根本目标在助成人性健全发展。1919年初，周作人又提出“平民文学”的概念〔23〕，实际上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周作人将封建传统的旧文学概括为“贵族的文学”，认为“平民的文学”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其两者间的区别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而主要是指“文学的精神区别，指它的普遍与否，真挚与否”。周作人指出平民文学应以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真实情状，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虽然有些抽象，但恰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热潮相合，所以有相当的代表性，对文学革命的推进起到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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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文学”口号的提出给周作人带来很高的声誉，但周作人很快就对其表示怀疑，他开始反省这口号中包含的功利主义。1920年1月周作人做了一次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讲演，针对当时新文坛中已经出现的“人生派”与“艺术派”的分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人生派”的流弊“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坛上的说教”。文学根本不必“为什么”，只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作者对于“人生的情思”。1923年周作人结集出版了评论集《自己的园地》，进而强调尊重创作个性，抒写表达作者各自的情思，既反对“以个人为艺术工匠”的“为艺术派”，又反对“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的“为人生”派，而主张“人生的艺术派”。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思想启蒙的使命，是比较讲求社会功利性的，这适应了时代需求，但又有轻视创作个性发展的偏颇。周作人转而提出“自己的园地”的文学观，对新文学中日益膨胀的功利性是一种清醒的制约。后来，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著述中又试图探讨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衔接汇通，推崇“即兴言志”的创作心态，强调尊重文学的独立性与维护自由表达思想见解的文学原则。周作人逐渐由新文学主潮的带头人，变为自由的思想者，并日益超离了主潮。他的“自己的园地”的文学观，实际上也是后来许多倾向自由主义的作家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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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贡献还在于对现代散文文体的理论确认。传统文学中的散文泛指与韵文（包括骈文）相对的所有散文体文章，文学散文与非文学的文字没有明确界限，文学散文未能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文学体裁。文学革命以后，文学性散文创作兴起，有必要对文学散文进行文体确认。刘半农最早提出将“文学的散文”与“文字的散文”区别开来，但其所谓“文学的散文”还包括小说、杂文等等，并没有从几种文体中独立出来。一直到1921年6月周作人发表题为《美文》〔24〕的文章，才真正从理论上确认了文学性散文的地位。该文将那种以抒情叙事为主的艺术性的散文视作美文，摆到了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位置，实际上也就阐明了艺术性散文的文类品格。周作人自己不但能写一手别有韵味的散文，主要是小品文，而且常作散文批评，强调好散文需具备饶有“趣味”的内容，“平淡自然”的气质，追求能引发读者体味思索的“涩味”与“简单味”，虽然这些批评概念更多的是体现他对名士风致的崇好，但他的散文批评也更能从一个角度切近散文创作的规律，上升到美学批评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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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革命初期和后来的发展阶段，另一些作家也有理论上的贡献，如鲁迅主张白话文运动应当以“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并以“改良思想”为“第一事”〔25〕，沈雁冰所提出的相对完整的“为人生”的文学观，李大钊初步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什么是新文学”〔26〕，郭沫若所提出的注重内在情感自然流露的“自我表现”说〔27〕，成仿吾对实用批评的尝试，还有梁实秋对“五四”文学的批评，等等，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新文学的本质与路向，共同组构了第一个十年活跃的文学理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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