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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比较活跃的文学社团也各有自己的特点与贡献。其中鲁迅所支持的语丝社，成立于1924年11月，办有《语丝》周刊，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以倡导这种文体而获“语丝派”之称，主要成员有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冯文炳、俞平伯，等等。他们所创造的那种着重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任意而谈的随笔文体，又称“语丝体”，在现代散文发展中影响甚大。与语丝社同时开展活动的有莽原社、未名社，办有《莽原》、《未名》等刊物，也在鲁迅扶掖下产生过一些作者，如高长虹、尚钺、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曹靖华、韦丛芜等等，多写反映农村现实的“乡土小说”，并译介许多俄国文学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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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成立的浅草社办有《浅草》季刊，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中出过《文艺旬刊》，其骨干成员又于1929年秋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面则有冯至的诗歌，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多抒写知识青年苦闷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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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以写作爱情诗闻名的湖畔诗社，成员有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四人，1922年4月出版的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和后来的一些诗作，很能代表“五四”所唤起的一代新人的纯真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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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胡适、周作人与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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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是在新文化运动推进下发生的一场全方位的文学变革运动，就整体而言，是理论先行，即先有舆论倡导，后有创作实践。理论建设的成绩显著，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新文学发展的格局，其本身也就构成新文学传统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在文学革命酝酿、发动和发展的过程中，先驱者始终在探讨如何建设新型的文学，核心是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他们的思考大都援引还来不及充分消化的西方文学经验，又急于解决时代变革与文化转型所提出的迫切的问题，难免粗疏或偏激。这一代思索者直接置身于新旧文化交替与东西文明撞击的漩流中，视野开阔，思想解放，使得“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极有生气，所议论的话题也比较实际，能引起普遍的关注，形成理论震荡，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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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理论思考集中在为文学革命（包括白话文运动）寻找根据，证明其必然性与合理性。除了《文学改良刍议》（胡适）与《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这两篇发难之作外，其他先驱者参与讨论的文章很多，较重要的有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钱玄同的《寄陈独秀》、《寄胡适之》，傅斯年的《文学革命申议》、《文言合一草议》，以及陈独秀与胡适、钱玄同等人的通信。当时先驱者的一种共识，就是坚信文学革命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白话文必定取替文言文的正宗地位。而将这些“共识”理论化，并形成可以被接受的概念而加以推广的，还是胡适。他的理论建树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白话文学”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这两者相辅相成，筑起胡适的文学思想（同时也是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基本架构。早在1916年，胡适就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这一套文学观，而美国意象派的一些诗歌理论原则又启迪他特别关注文学革命的语言形式问题。当时尚在美国的胡适在和友人的论辩中已经提出：文学的历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然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又认为，“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21〕。胡适并不把文学形式的革命看作单纯的形式嬗变，而是看成整个社会价值和审美趣味的转变，所以他将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视为文学革命最迫切最实际的举措。循此思路，1916年10月，胡适写成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具体提出从改革旧文学的“八事”入手去实现文学的变革。其关键是从语言形式即“工具”的角度肯定白话文学，以此作为摆脱旧文学，创建新文学的突破口。1918年4月，胡适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更明确地标示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他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胡适的卓识在于他并不限于文学本身的考虑，而是要造就言文一致的统一的“国语”，取替往昔言文脱节的状况，以此作为实现思想启蒙和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胡适的主张在当时具有特殊的策略意义，在言文合一的口号下白话被称作国语，“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遂呈双潮合一之观”。白话文运动由文学改革的范围向整个社会全方位推进，这也是文学革命在短时期内大获胜利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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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化“白话文学”与“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胡适一方面重视横的移植，即加紧评介西方的文学思潮理论，同时又在纵的继承中找根据，这就导致了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重估。1923年胡适创办《国学季刊》，提出“整理国故”，主张对过去的文化遗产进行认真的清理，吸收精华，弃其糟粕，他把这工作也看作是新文化与文学建设的一部分。胡适从事“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说的考证，写有《白话文学史》（上卷）和关于《红楼梦》、《镜花缘》等小说的考证论著，都是力图做对传统文学现代化阐释的基础性工作。胡适以“托古改制”的立场和实用主义、进化论的观点阐释传统所得出的学术结论有诸多偏颇，但其借鉴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在文学的历史观念方面获得的科学的自觉性，为新文学运动提供了理论的支持。还须提及的是，胡适受实验主义（Experimenta1ism）影响，在治学方面，包括对传统文化与文学史研究方面，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2〕。他所说的“假设”，是指研究中科学的预见性，不是主观预测，是以实验证明作为关键的一环的；“假设”的提出与实验证明是一个推理过程，是由已知事物推到未知事物，其中离不开归纳法与演绎法的交互运用，应当说是有科学性的。胡适还以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来印证和丰富他所理解的实验主义，他自己从事的古代文学考据工作，就明显运用了带有“朴学”实证色彩的实验主义方法。从学术方法上讲，胡适这方面的主张但取得一定的成果，也影响到后来的文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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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与方法上，胡适重视宣扬个性主义，主张采用写实主义。他在1918年发表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挽救缺少活力的中国社会；同时，提出要以写实的方法“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这些主张引发了“五四”后一二年间的“问题小说”与“社会问题剧”的创作热潮。胡适还在《谈新诗》等著述中提出过“诗体解放”说，认为新诗要摆脱旧诗词曲的束缚，不但要用白话，还应不拘格律，向自由诗发展。他还有意输入与借鉴西洋诗体，以蜕变出中国特点的新诗体，包括用语体散文来写的完全“解放”的体式。胡适的“诗体解放”说虽然有忽视诗歌语言艺术规律的倾向，但却鼓励了新诗人大胆尝试，在新诗初创期几乎成为新诗人的“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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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胡适侧重从语言、形式方面为文学革命寻找突破口，那么周作人则更多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建设，他同样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先导者和批评家。周作人最突出的贡献，是以“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的内容，标示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在1918年底发表的《人的文学》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周作人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的、而并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的态度，而且，还要展示“理想的生活”。在周作人这里，新文学所本的人道主义具体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只有作家自己觉悟了，“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做人类”。周作人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的一种手段，根本目标在助成人性健全发展。1919年初，周作人又提出“平民文学”的概念〔23〕，实际上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周作人将封建传统的旧文学概括为“贵族的文学”，认为“平民的文学”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其两者间的区别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而主要是指“文学的精神区别，指它的普遍与否，真挚与否”。周作人指出平民文学应以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真实情状，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虽然有些抽象，但恰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热潮相合，所以有相当的代表性，对文学革命的推进起到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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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文学”口号的提出给周作人带来很高的声誉，但周作人很快就对其表示怀疑，他开始反省这口号中包含的功利主义。1920年1月周作人做了一次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讲演，针对当时新文坛中已经出现的“人生派”与“艺术派”的分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人生派”的流弊“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坛上的说教”。文学根本不必“为什么”，只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作者对于“人生的情思”。1923年周作人结集出版了评论集《自己的园地》，进而强调尊重创作个性，抒写表达作者各自的情思，既反对“以个人为艺术工匠”的“为艺术派”，又反对“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的“为人生”派，而主张“人生的艺术派”。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思想启蒙的使命，是比较讲求社会功利性的，这适应了时代需求，但又有轻视创作个性发展的偏颇。周作人转而提出“自己的园地”的文学观，对新文学中日益膨胀的功利性是一种清醒的制约。后来，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著述中又试图探讨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衔接汇通，推崇“即兴言志”的创作心态，强调尊重文学的独立性与维护自由表达思想见解的文学原则。周作人逐渐由新文学主潮的带头人，变为自由的思想者，并日益超离了主潮。他的“自己的园地”的文学观，实际上也是后来许多倾向自由主义的作家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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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贡献还在于对现代散文文体的理论确认。传统文学中的散文泛指与韵文（包括骈文）相对的所有散文体文章，文学散文与非文学的文字没有明确界限，文学散文未能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文学体裁。文学革命以后，文学性散文创作兴起，有必要对文学散文进行文体确认。刘半农最早提出将“文学的散文”与“文字的散文”区别开来，但其所谓“文学的散文”还包括小说、杂文等等，并没有从几种文体中独立出来。一直到1921年6月周作人发表题为《美文》〔24〕的文章，才真正从理论上确认了文学性散文的地位。该文将那种以抒情叙事为主的艺术性的散文视作美文，摆到了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位置，实际上也就阐明了艺术性散文的文类品格。周作人自己不但能写一手别有韵味的散文，主要是小品文，而且常作散文批评，强调好散文需具备饶有“趣味”的内容，“平淡自然”的气质，追求能引发读者体味思索的“涩味”与“简单味”，虽然这些批评概念更多的是体现他对名士风致的崇好，但他的散文批评也更能从一个角度切近散文创作的规律，上升到美学批评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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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革命初期和后来的发展阶段，另一些作家也有理论上的贡献，如鲁迅主张白话文运动应当以“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并以“改良思想”为“第一事”〔25〕，沈雁冰所提出的相对完整的“为人生”的文学观，李大钊初步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什么是新文学”〔26〕，郭沫若所提出的注重内在情感自然流露的“自我表现”说〔27〕，成仿吾对实用批评的尝试，还有梁实秋对“五四”文学的批评，等等，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新文学的本质与路向，共同组构了第一个十年活跃的文学理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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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学创作潮流与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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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17年1月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文学革命初期，新文学创作还刚刚萌芽，除了鲁迅的几篇小说外，一般还很幼稚，旧文学的胎记较为明显，新文学作家多是为了反对文言文才去尝试写白话作品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准备阶段。“五四”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这一段思想最解放，创作也最活跃。鲁迅的《呐喊》、《彷徨》和郭沫若的《女神》中的大部分诗作，都是在这期间写成的，新文学第一代重要作家大都在这时期登上文坛，一些创作流派开始形成，各种文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新文学初步站住脚跟，显示了声威。“三·一八”惨案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变化，许多新文学作家投身到南方革命阵营和北伐战争中，创作一度沉寂，但这一时期开始的对于“革命文学”的理论提倡和创作的最初试验，都为下一时期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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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十年，特别是“五四”时期，是历史大变动大转折时期，新旧思潮的激烈交战，东西方思想文化的融会撞击，造成了纷繁多变的文学现象。但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也可以发现某些共同的文学兴趣与归趋，或者说是与“五四”新思潮相关的体现在创作上的时代品格，这不但与传统文学根本不同，而且也区别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时期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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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理性精神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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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青年》鼓动“文学革命”开始，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就主张文学服膺于思想启蒙，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强调以现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去指导新文学的创造，使第一个十年的现代文学具有了强烈的理性批判的色彩。鲁迅的《呐喊》与《彷徨》等作品贯穿着如何疗救社会病苦、改造国民性的思考，重在对封建制度的彻底揭露与批判，以及对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思想革命中所面临的矛盾与危机的考察，其理性色彩体现为清醒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在鲁迅的影响之下，标榜“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更推出一大批执著于反映社会人生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也大都执意探察人生社会的究竟，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价值的重新估定。就是倾向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他们也往往在表现自我的同时，用批判的眼光探求人生社会。所以郭沫若的《女神》中有“泛神论”的哲学思考，郁达夫的小说中有对道德及心理范畴的严肃探索。以这时期创作题材而言，不管哪种流派作家，大量描写的都是婚姻爱情与个性解放。而这种“题材热”的产生，主要也是由于“五四”新思潮唤起了作家们对人的生存价值以及种种人生观问题的思索，表明中国新一代作家开始有了现代意味的自我认识。他们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力图借助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去观察与思考生活。可以说，“重新估定价值”的理性批判精神与由于“人的发现”、“文学的发现”引起的理性探索精神，是贯穿于第一个十年的几乎所有的作品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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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性的追求对各种文体的发展都有过直接的影响。“五四”的作家自觉地寻求能够包容更多的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以至政治学内容的“边缘”性质的文学形式。如1921年前后出现的第一个小说创作浪潮，就是带浓厚理性色彩的“问题小说”热。年轻的小说家们只是试图通过小说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虽然由于理性的过于浅露而造成艺术上的幼稚生硬，但总的来说，问题小说的重理性顺应了“五四”时期“思考的一代”探究人生社会的风气。初期新诗也是“有意为之”的，由于说理和写实的成分太重，诗味往往不足。而“五四”后冰心、宗白华等人提倡的“小诗”，更是在抒情之中时常揉入哲学的联想。从《新青年》“随感录”的作者群开始的现代散文，也是重议论，重批评的。特别是鲁迅的《随感录》，一出手就充满理性的战斗的锋芒。这条线一直贯穿下去，在第一个十年以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始终有重议论的、批评人生的杂感式散文。鲁迅的《野草》虽然重在抒情和表达内心，处处蕴涵着生命的体验与追寻，哲理味也是很浓的。就是当时提倡的以抒情写景为主的“美文”，如冰心、许地山、朱自清和周作人的一些缜密、漂亮或冲淡的小品，许多也还是探讨人生社会究竟，不乏理性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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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地在创作中追求理性的精神，是“五四”时期科学民主思潮的一种反映。不过作为文坛主体的知识分子，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形成自己独有的哲学思想，急剧变化的时代很快就将他们抛向严酷的现实，不允许他们坐而论道，讨论比较抽象的人生问题，所以他们的创作即使接纳了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有追求理性的一面，终究不同于欧洲启蒙时期文学那样具有纯粹的思辨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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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感伤情调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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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笼罩于整个文坛的空气主要是感伤的。新作家们很少不曾表现苦闷感、孤独感、彷徨感。以小说而言，初期最有影响的“问题小说”，如冰心的《超人》、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沉思》、叶圣陶的《隔膜》、庐隐的《海滨故人》等等，在追求探讨人生究竟时，也都诉说着感伤的情怀。后起的“乡土小说”如彭家煌、许杰、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等人取材故乡生活的作品，虽然偏于写实，但也都无不隐含着乡愁。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叙传”抒情体小说，如《沉沦》，以及冯沅君（淦女士）的《隔绝》，王以仁的《孤雁》等等，表现当时知识分子精神的追求与痛苦，更是不厌其烦地咀嚼伤感。相对地说，新诗较多地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和情绪昂扬向上的方面，像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天狗》那样意气磅礴的作品，就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湖畔诗人天真的爱情歌唱，也充满了清新明快的青春气息，迥然不同于后来的情诗。但即使《女神》中也仍有不少篇章带有感伤情调。哲理小诗作者对宇宙人生的深沉思索，以及早期象征诗派转向表现内心微妙的感情，都普遍涂上了感伤的色彩。前期新月派理论上是反对“过了头”的“感伤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他们主张“理性节制感情”。然而在闻一多的《红烛》和《死水》中，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仍然伴随着沉郁感伤的情绪，徐志摩诗作潇洒空灵的另一面也时时不脱惆怅与凄清。同样，这一时期的散文（特别是写景抒情为主的小品文）和话剧（如田汉的早期剧作），也常常流露出感伤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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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伤成了这时期新文学的一种精神标记，映照着“五四”历史转折时期普遍的社会心理。新思潮唤醒了广大青年，但多数人觉醒之后又一时找不到出路，在十字街头彷徨；现代意识促使他们追求人生价值和美好的理想，而黑暗现实的压迫又往往使他们感到苦闷与失望。当然，这种文学上的感伤情调，跟新一代知识者自身的脆弱性及传统文人柔弱心理的习染也是有关的，但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却主要反映着中国知识者艰难地追求新生的精神历程。正如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所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它与一代人最深刻的焦虑与思索联结在一起，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的巨大起步。因此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民族和文学进入历史青春期时必有的感情标记和心理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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