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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狂飙社在上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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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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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成仿吾在《洪水》第3卷第35期发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开始讨论“文学革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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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鲁迅散文集《野草》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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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蒋光赤、钱杏邨等筹备成立太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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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鲁迅由广州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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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方璧（茅盾）《鲁迅论》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8卷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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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语丝》迁上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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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冯乃超、李初梨等由日本归国，展开后期创造社活动，并提倡革命文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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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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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鲁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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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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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里，从小就受了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正统文化，以及佛、道、墨、法等非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熏陶。以后在南京求学（1898—1902年）及日本留学（1902—1909年）期间，又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化，在经历了从上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以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从1907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人之历史》，至1936年10月19日逝世，笔耕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主要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以及《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准风月谈》、《伪自由书》、《集外集》、《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拾遗》等16本杂文集和书信集《两地书》。此外，还写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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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极富创造力与想像力的文学创作，则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拓了广阔天地。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是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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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1〕。他与本世纪的所有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发展的同时，也在关注与思考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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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他的时代与民族，鲁迅又是超前的。他因此无论身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我们民族有幸拥有了鲁迅，但要真正理解与消化他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思想文化（文学）遗产，还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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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呐喊》与《彷徨》：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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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鲁迅《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2〕——内容与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在1918至1922年连续写了15篇小说，于1923年8月编为短篇小说集《呐喊》（1930年1月第13次印刷时抽出《不周山》一篇）；1924到1925年所作小说11篇，则收入1926年8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彷徨》。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之作。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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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现的深切”——独特的题材、眼光与小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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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论及中国文学的变革时，首先提到的是文学题材、主要表现对象的变化。他指出，“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4〕。30年代在谈及自己的著作时，鲁迅则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5〕正是从这样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念出发，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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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视角：如他的自述中所说，他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人（知识者与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拮据，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一家的精神愚昧；在《故乡》里，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困，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明天》里，单四嫂子的不幸不仅在寡妇丧子，更大痛苦是她的孤独与空虚；《祝福》的深刻性正是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也是着眼于揭示他们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者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甚至“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借此“复仇”，虽“胜利”了，却又“真的失败了”（《孤独者》）；“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附丽，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向性：它是显示灵魂的深的。鲁迅的目的正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首先是农民与知识者）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称之为“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其实是最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的〔6〕。但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咀嚼人的灵魂”（见《阿Q正传》最后的描写）。这也是显示了鲁迅的独特性的：他确实残酷地鞭打着人的灵魂，但他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痛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忍从，他的最终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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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这些努力，体现在《呐喊》、《彷徨》里，就演化为“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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