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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主观叙事的原因，有的是考虑到抒情的对象对表现形式的要求，有的则是作家气质所致。许地山（落花生，1894一1941年）两者兼有，东南亚异域的神秘背景与人物故事，宗教研究家的信仰（不是宗教徒的热诚）与对宗教内在感情的体验（居然佛教、基督教俱备），造成了他的与郁达夫、与乡土回忆者皆存在区别的浪漫传奇小说。他的小说在“五四”时期是风格奇特的，大部分的作品写男女之情，下笔是人生实景，出笔时已经达到超现实的境界。早期代表作《命命鸟》提出了追求婚姻自由与封建专制矛盾这一问题，但小说的主旨更在人物对生命的态度：女主人公加陵初时企图逃婚对抗，而男主人公敏明在一次离奇的佛教式冥想中，看到那些自称“命命鸟”者，其实是落入了情尘的青年男女丑恶原形，于是大彻大悟，厌却红尘，并以虔诚的祈祷感化了加陵，双双携手平静地走入绿绮湖。这里既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家庭扼杀青年爱情的罪恶，写出青年的叛逆反抗，另一方面将人世的“爱”寄托在达天知命的宗教理想上。《缀网劳蛛》、《商人妇》等，借表达妇女的苦难遭遇来宣扬对待苦难的方式，一种只管织网而不论网破的宗教人生观和伦理观，也相应得到肯定，并上升到哲理的层面。许地山前期的作品，人物往往卑微、平和，在对社会消极退让之后，却仍执著于人生，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保持一种带苦涩味道的韧力。所以，他的积极、消极很难区分，有反封建的与时代合拍的一面，宗教的人生信仰的渗入又同一般的“五四”姿态分离。他的小说明显地倾向于浪漫主义，情节曲折，富于想象，注重用情感人，而对情的含蓄之美异常倾心，叙述中常以新颖的象征和隐喻来表达，在当时也曾获得许多读者的喜爱。许地山于20年代末，一度消退以上的特色，去增加自己小说的写实性，但《在费总理的客厅里》等作品说明他并不适于运用讽刺。接下来的中篇《玉官》，就又回到叙述一个女基督徒的经历，侧面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生活场景，宗教气氛浓厚，政治上较为模糊。短篇《春桃》是他30年代的力作。女主人公还是历经磨难的。当春桃面对两个男人，要在是否收留残废的丈夫、敢不敢采取一女二男的生活方式上抉择时，民间的仁义和宗教的慈爱混合在一起，在一个拾破烂的女子身上表现出来。有人认为，许地山其时的小说，“主人公不再进教堂，不再布道，可他们一举一动都合乎教义。宗教由外在的宣扬变为内在的感情体验，并通过行动自发地表现出来”〔23〕。可以说，宗教传奇色彩始终不离许地山的小说，他的创作生命来自“五四”时期，并构成中国主观型小说的一支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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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小说在它的确立时代是纷纭而头绪繁多的。客观写实和主观抒情，是其两大流脉，在多元的发展中又相互渗透。这之中，在外国属于前后三个阶段的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几乎“共时”地被我们吸收进来。这种吸收，就更显示了“五四”小说的多样化。比如抒情体小说的作者们，就不仅吸收国外浪漫派文学，也从抒发感情的角度来吸收现代派文学。郭沫若的《残春》，就是中国最早的“意识流”小说之一。创造社、沉钟社的青年作家不避西方的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并同中国传统的诗化情绪两相结合。从小说的体制看，长篇虽如前面所说尚十分幼嫩，但短篇由外国移植而扎根于中国土壤却取得较大成功。可以说，短篇小说现代文体的形成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标志。这主要表现为：脱离了传统的史传文学的束缚，不再一味采用“纵剖”的由头到尾的叙述结构，而是引进并逐渐普及了“横截面”的结构方式；重视人物和环境的关联，以人物为中心，表现社会中的人，摆脱人物类型化、简单化的弊病；认识到小说作者与小说叙述人的区别，消除叙述的“说书”痕迹，既发展了一种叙述人隐藏较深的客观叙事，也不忽视叙述人介入的多样的主观叙事，而作为新型技巧的限制性叙事，在突破固有的全知叙事方面，显示了现代的姿态。当然，“说书”式的小说叙述并非不能进入现代序列而深化，到三四十年代老舍、赵树理的出现，便在较高层次上回答了这个问题。除上所述，心理描写在小说中作为新的技巧开始广泛流行，女性作家凌叔华的《酒后》、《绣枕》，就是当时心理小说的名篇。专写性爱小说的创造社元老之一张资平，处女作为《约檀河之水》，而《冲积期化石》、《飞絮》等都是他的重要长篇小说。他的步伐开始是与“五四”时期青年个性解放的要求一致的，写实性中包含浪漫抒情与肉欲描写的因素。到30年代，他成了新文学最早下“海”的作家。还有历史小说，早期作者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鲁迅的《补天》、《铸剑》，是浪漫想象和现实讽喻的产物，郭沫若的《函谷关》、郁达夫的《采石矶》，情感外露，纯是借古人之口说一己之言的写法。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第一个十年小说开放性发展的景象，它们都为下阶段的小说开了各式各样的源头，因而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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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康有为《闻菽园欲为政变小说部诗以速之》，中有“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之句。《清议报》63册，190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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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50页、53至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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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迅：《〈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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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论创作和翻译，这都不是完整的统计。晚清小说约计二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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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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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叶圣陶：《叶圣陶选集·自序》，《叶圣陶选集》，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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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瞿秋白：《饿乡纪程·四》，《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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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9页、480页、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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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茅盾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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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茅盾全集》第18卷，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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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作人：《在希腊诸岛·译者后记》，《知堂序跋》，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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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严家炎：《论彭家煌的小说》，《彭家煌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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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21〕〔22〕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页、244页、245页、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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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少年维特之烦恼》，上海：现代书局1934年12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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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周作人：《晚间的来客》（俄国A.Kuprin著），《新青年》7卷5号，19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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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郁达夫：《序李桂著的〈半生杂忆〉》，《郁达夫文集》第7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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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郁达夫文集》第7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至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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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郁达夫：《新生日记》（1927年2月26日），《郁达夫文集》第9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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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陈平原：《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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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章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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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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