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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无论是“纯诗”概念，还是“沟通（融合）”理想的提出，都只是一种理论的提倡——理论倡导在先，创作实践滞后，这正是中国新诗（以至整个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因此，在新诗发展史上，早期象征派的理论价值是超过了其创作实践的。但早期象征派诗人的试验仍然为新诗艺术提供了新的东西。如李金发（1900—1976年）的诗作（这一时期他出版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等诗集），正像朱自清后来所总结，他“多远取喻”，即“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看出同来”，“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在诗的组织上常用省略法，即将诗人在构思过程中由一个形象到另一个形象之间的联想过程全部省略，只将最鲜明的感官形象推到最突出的地位，让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搭起桥来。如李金发的《弃妇》：“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长染在游鸦之羽/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静听舟子之歌”，诗人把一连串的形象：夕阳、灰烬、烟突、游鸦、海啸、舟子之歌有如散落的珠子一个一个地排列在一起，表面看来，似乎毫无联系；但细细琢磨，自可发现其内在的联想线索：由“弃妇”生命在烦闷中流逝而联想到“夕阳”，由“夕阳”的势力联想到“火”，由“火”的焚烧联想到“灰烬”，由“灰烬”的飞散联想到“烟突”，由“烟突”伸入空中联想到翱翔其间的“游鸦”，由“游鸦”联想到“海”与“海啸”，由“海”联想到栖于海上的“舟子”及其歌：这确实是一个联类不穷、引而申之的自由联想。然而，所有这些联想而及的形象都有着共同的感情色彩：无论是夕阳、灰烬，还是游鸦、海啸、舟子之歌，都能够激发起人们一种颓丧、感伤、忧郁的情绪。这样，弃妇的微妙的难以名状的“隐忧”就由此而获得了具体的形象的体现。而弃妇的隐忧又引起读者更丰富的联想：难道被这尔虞我诈的社会所抛弃的人们不都会有这样的隐忧？这就是诗的由此及彼、由特殊（的“弃妇”）到普遍（的“弃妇”）的暗示的力量。象征派诗歌强调表现人的内心感觉，在远距离的事物中发现诗的联系，突出“暗示”在诗歌艺术中的地位，重视读者在欣赏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这些都提高了诗的艺术表现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金发的诗歌里，大量地，而且可以说是自觉地选用了文言词语，如“窗外之夜色，染蓝了孤客之心，/更有不可拒之冷气，欲裂碎/一切空间之留存与心头之勇气”（《寒夜之幻觉》），“或一起老死于沟壑，/如落魄之豪士”（《夜之歌》）等等，尽管仍给人以生硬的感觉，但影响却是深远的。正如当年文言诗词成为一种滥调时，白话词语的运用让厌倦了的读者耳目一新；现在当白话也被滥用，如周作人说“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文言词语的适当引入，也会造成陌生化的效果，增加无形的神秘的感觉。早已被抛弃了的“学衡”派的主张在这里似乎又获得了某种历史的回应；但这仍是有不同意义的，如周作人所说，这是在白话文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以后，主动“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48〕，使其成为现代文学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期的小说家、散文家（如废名、俞平伯）也在试验采用文言词语以增加文章的“涩味”〔49〕，与李金发等在新诗语言上的努力表现了同一趋向。李金发之外的早期象征派的艺术探讨也各有得失。穆木天的《旅心》为了增加诗的朦胧性与暗示性，做了废除诗的标点的试验，并常采用叠字、叠句式回环复沓的办法来强化诗的律动；冯乃超的《红纱灯》加强了诗的色彩感，王独清的《圣母像前》有更多的异域情调与病态感情的渲染，虽没有李金发那样艰涩，格局都太小，感情世界也过于狭窄：象征派诗歌的发展也要经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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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早期无产阶级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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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年早期共产党员邓中夏在《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面前》等文中就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新诗必须自觉充当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工具”，“多作能够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多描写实际生活”并“暗示人们的希望”，向诗人发出了“从事于革命的实际活动”的号召。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这一要求的，是蒋光慈（1901—1931年），他的《新梦》集（1925年出版）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无产阶级诗歌把“五四”新诗“平民化”的趋向发展到极端，纳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和早期象征派的“内倾于诗人感觉世界”不同，它强调直接从外部世界，即大时代里的人民革命斗争中吸取诗情。“跑入那茫茫的群众里！……歌颂那痛苦的劳动兄弟”，“从那群众的波涛里，才能涌现出一个真我”（蒋光慈：《自题小像》），诗人自觉地把自我消融于无产阶级战斗群体之中，主张革命文学“它的主人，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50〕。这样，就从另一个角度消解了早期白话诗及抒情诗的强烈的主观性与个人性，《女神》式的对“自由、独立的个人”的肯定与表现转化为对无产阶级“战斗的集体主义”的歌颂：这显示了抒情诗发展的另一个方向，对以后左翼诗歌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无产阶级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诗歌（文学）必须向读者提供理想——蒋光慈就是最早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歌咏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把共产主义理想带进诗歌领域的诗人。他热情地高歌：“十月革命，又如通天火柱一般，/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哎，十月革命，/我将我的心灵献给你罢，/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莫斯科吟》）。注重于理性理想的灌输，无产阶级诗歌必然加重议论成分，感情的抒发更加直露，想象也趋于平实：这些方面又是与早期白话诗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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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看夏晓虹：《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文学史》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226—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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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胡适：《五十年之中国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121页、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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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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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俞平伯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597页、606—6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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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尝试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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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康林：《〈尝试集〉的艺术史价值》，载《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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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胡适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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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胡适：《论新诗》，《胡适研究资料》，372页、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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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茅盾：《论初期白话诗》，《文学》8卷1号，1937年1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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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俞平伯：《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俞平伯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6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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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作人：《新诗》，《谈虎集》，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重印，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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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成仿吾：《诗的防御战》，《成仿吾文集》，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86页、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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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郭沫若：《论诗三札》，《文艺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215页、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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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闻一多：《〈冬夜〉评论》，《闻一多全集》2卷，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69页、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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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废名：《谈新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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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朱自清：《蕙的风·序》，《朱自清全集》4卷，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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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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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鲁迅：《〈两地书〉三二》，《鲁迅全集》11卷，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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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朱自清：《诗话》，《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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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诗刊》第1期，1931年1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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