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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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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中率先兴起的散文作品，是议论时政的杂感短论，统称杂文。19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第4号起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稍后，李大钊、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李辛白主持的《新生活》，瞿秋白、郑振铎主持的《新社会》，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开辟了“随感录”专栏。此外，还有不少进步报刊的“杂感”、“评坛”、“乱谈”等栏目也发表过很多杂文，各自拥有一批撰稿人，形成颇有声势的杂文创作浪潮。杂文一般短小精悍，易于出手，多在报刊上应时刊发，适合作社会批评的武器，所以先驱者最先广泛使用，“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4〕而且又都倾注了探求新的社会理想的激情。杂文是最早显示白话文艺术特质的文体之一，社会影响也就格外大。最引人注意的还是《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他们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而以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这个作家群奠定了杂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而且影响所及，自《新青年》到《莽原》、《语丝》，直至30年代以后的《萌芽》、《太白》、《中流》，可以找出一条发展轨迹。而《新青年》、《语丝》分化后，在周作人麾下聚集的自由主义作家群，所谓“言志派”散文流派，以后发展到《骆驼草》、《水星》、《论语》等，与前一派自是路向不同；不过，在“五四”初期，大体上还是取同一创作立场的。《新青年》上的杂文，大都以随感形式对现实做敏锐的反应，不见得如何缜密漂亮，却是充分体现“五四”的青春精神，而每位作者又都保持着鲜明的个人风格。李大钊较早发表有《青春》一篇，便发出时代的振聋发聩之音。他的《今》、《新的！旧的！》、《新纪元》等，都进发着昂扬奔放的改革激情，抒发追求新世界的理想。他还有《政客》、《太上政府》、《宰猪场式的政治》等短小的随感，燃烧着讽刺的火焰。李大钊将宣传鼓动性与散文诗的艺术两相结合，形成他的特色。陈独秀也是“随感录”文体的开创者之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他在“五四”初期写的杂文，几乎每发表一篇都有影响，《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多有他的充满战斗意气的呼声。他的《偶像破坏论》写得气势轩昂，与封建主义思想势不两立；“随感录”《下品的无政府党》、《青年底误会》和《反抗舆论的勇气》，鲁迅曾给予“独秀随感究竟爽快”〔5〕的赞语。和陈独秀杂文的激烈畅达较相似的是钱玄同，鲁迅也曾以“颇汪洋，而少含蓄”〔6〕概括其文风。他是当时提倡白话，批评儒家思想的一员猛将，其《随感录四十四》、《随感录四十五》，是痛快淋漓的文字，颇适合当时激进的阅读心态。刘半农也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的《奉答王敬轩先生》、《作揖主义》、《悼“快绝一世の徐树铮将军”》，等等，以及稍后所写的一些论争文章，都坦诚爽快，寓庄于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的风格是善夸张，富想象，好用反语，讽喻性强，读起来畅快轻松，对论敌能加以不容置疑的驳难。他的杂文显然要比前几位写得更有艺术气味。“随感录”作家群的杂文大都是应时的急就章，论战色彩浓厚，只有联系当时特定的时代氛围来阅读，才能更好理解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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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新青年》作家的主将，又是《语丝》派的坛主之一。中国的现代杂文，基本上是由这两个前后承接的流派开辟的，鲁迅正是这种文体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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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又是现代散文诗的鼻祖。早在1919年8月和9月间，他就开始尝试这种以散文体式表现诗意题材的艺术形式。此期间写下的《自言自语》、《古城》等篇什，意境深远而美丽，是现代散文诗最早出现的精品。然而引起文坛普遍注意并长久被视为散文诗经典的作品，还是20年代写的《野草》。而写于1926年的《朝花夕拾》则表现另一种优美余裕的风致。鲁迅不愧为散文巨匠，他对现代散文多种文体的创造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鲁迅这方面的贡献，在《鲁迅》专章里已有详尽论述，此处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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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周作人与“言志派”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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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也是《新青年》、《语丝》一派的主要作者。作为一个现代文学史上有巨大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给新文学开辟了一块新的土地”〔7〕；以后，他又形成了一整套的散文理论，中心是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提倡“言志”的小品文，认为这种小品文是“个人的文学的尖端”，“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8〕。他自己的散文，也有“浮躁凌厉”与“冲淡平和”两体。前者多收入《谈虎集》、《谈龙集》中，思想意义与社会作用显然更加积极，常为论者所引述；但真正显示周作人创作个性，并成为他对现代文学艺术独特贡献，而且实际影响更大的，却是后者。周作人的散文多作闲谈体，所追求的是自然而隽永，是富有艺术意味的闲谈。周作人有名士派的夙缘，有“叛徒”与“隐士”的二重性格。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他关注现实，反抗黑暗，与思想革命取同一步调；但在人生观与艺术观方面，他又尽可能远离激进，保持平和。他更倾向于把文艺当作是“自己的园地”，是“言志”即抒我之情；他更乐于饮苦茶，读杂书，陶醉于“苦雨斋”阴郁如雨的古典的氛围，玄思，冥想，“胡乱作文”，“在文学上寻找慰安”。他写于20年代的《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苦雨》、《喝茶》、《乌篷船》等，都是现代散文的名篇，很能代表周作人“言志”小品的风格。周作人的选材极平凡琐碎，一经过他的笔墨点染，就透露出某种人生滋味，有特别的情趣。尽管那种情趣可能未免落寞、颓废，适合所谓“中年心态”。如《喝茶》所沉醉的是“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谈酒》中讲“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济南道中》向往旅游的乐趣在“新式的整齐清洁之中，却仍能保持着旧日的长闲的风趣”。《北京的茶食》中写看夕阳、观秋河、赏花、听雨、闻香等等，认为这些无用的游戏享乐，也是生活的必须部分。凡是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读者，读了周作人此类描写，往往都会心领神会。周作人的小品常将口语、文言和欧化语杂糅调和，产生一种涩味与简单味，很耐人咀嚼。他的闲话体散文有些类似明人小品，又有外国随笔那种坦诚自然的笔调，有时还有日本俳句的笔墨情味，周作人显然都有所借鉴，又融入自己的性情加以创造，形成平和冲淡、舒徐自如的叙谈风格。如另一散文家所评说的：“他的作风，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9〕人们也常用“闲适”来概括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其间蕴涵着丰富的审美内容，一方面是淡而且深的寂寞之苦，另方面又别有一种淡淡的喜悦，可以说是“苦中作乐”，忧患中的洒脱，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凡人的悲哀”。三四十年代周作人的散文仍有不少出产，但闲谈式的作品少了，他试验一种“文抄公体”的散文，即是笔记体散文之一种，文章主干是精心挑选的或苦涩或华美的古文，连缀其间的周作人的评点，则用简明、朴实的现代白话，两者有机糅合，互相调剂，常兼两种文体之美，而总体风格则如郁达夫所说，“一变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10〕。对周作人“文抄公体”散文历来毁誉不一，他自己直到晚年仍对其中某些篇什，如写于30年代的《游山日记》、《关于傅青主》与40年代的《无生老母的信息》，表示“敝帚自珍”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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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之一，是于抗争的小品文之外，又分出闲适、青涩、充满趣味性、知识性的一脉散文来。俞平伯、钟敬文、废名等，都是这一流派的主要散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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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1900—1990年）的散文多收在《杂拌儿》、《燕知草》等集中，其中，如《陶然亭的雪》、《清河坊》、《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在20年代曾受到一部分读者的喜爱。这些作品多构成一种朦胧、空灵的意境，透露出玄妙的哲理与感伤的思绪，是远离现实的。初期散文的文笔，繁缛晦涩，这只要拿他与朱自清同名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两相对照，便十分了然。周作人赏识他，说他散文的风致“是那样的旧而又这样的新”〔11〕。他说俞平伯代表最有文学意味的一派新散文，实际上便是将他归入自己一流。俞平伯自称是“逢人说梦之辈”，他刻意模仿明人小品，甚至干脆用文言撰写小品，名士味也很浓，以旧格调自享。钟敬文（生于1903年）在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荔枝小品》的题记里曾承认“我的文章，很与周作人先生的相象”。他善于写咏物小品，如《荔枝》、《茶》、《黄叶小谈》；也写出许多情思清朗的游记，如《钱塘江的夜潮》、《太湖游记》。他有与周作人相仿的平远清隽的美学追求，以及把当前的景物与往事回忆、读书心得拉杂扯谈的写法。另一位几乎每部集子都由周作人来作序的是废名，即冯文炳（1910—1967年），他的作品专写农村乡镇宁静生活里的人事，对小人物寄同情，初时尚注重社会意义。《竹林的故事》等作品名为小说，实则也是散文，很注重意境的传达，清新素朴，抒情气息浓郁，也喜闲谈琐事，以冲淡为衣，表现出朴讷哀伤的风格。后来将古典诗歌的象征手法与西方现代派技巧引入，追求朦胧的散文意境。但语言修饰得愈发生涩古怪，陷入歧途。鲁迅批评他“有意低徊，顾影自怜”〔12〕，此所谓“废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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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冰心、朱自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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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美文创作中，持缜密、漂亮风格的，比冲淡一派人数为众。这几乎可以囊括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大文学社团的主要作家。冰心散文的影响不在周作人之下，不过他们的创作路数与所拥有的读者并不相同。冰心那“小诗”味的散文更容易引起未涉世事的青年读者的共鸣与模仿。她的《笑》，发表于1920年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引人注目的美文小品。刊载后，学校竞相选入课本，语法学家把它做通篇句式读解，可见影响广大。很多人认为，冰心的散文实比她早年的问题小说和小诗成就更高。阿英说：“特别是《往事》（二篇）《山中杂记》（寄小读者）以及《寄小读者》全书，在青年的读者之中，是曾经有过极大的魔力。一直到现在，从许多青年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冰心体’的文章。”〔13〕所谓“冰心体”的散文，是以行云流水似的文字，说心中要说的话，倾诉自己的真情，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显示出清丽的风致。所谓冰心“心中要说的话”，简言之即是“爱的哲学”，即宣扬自然爱、母爱、儿童爱。其中有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探索人生的惆怅，对祖国、故乡、家人、大海的眷念，也有基督教义和泰戈尔哲学等内容融会其间。《往事（一）·七》，细腻地描写了两缸荷花在雨中的变化及作者的心情，当看到红莲在大雨中受大荷叶的庇护时，自然升华到母爱的主题。《山中杂记之七——说几句爱海的孩气的话》，用和儿童亲切谈心的语调，将山与海，从视野、颜色、动态、给人遐想等方面，详加对比，抓住事物特征，描绘得有声有色，处处传诉出作者对大海的无限深情。冰心的作品多抒写自己霎时间涌现的感触与自然风景，传达的是一段挚情，或一缕幽思，空灵而缠绵，纤细而澄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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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体，冰心也有自觉的追求，她曾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说：“我主张‘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这‘化’字大有奥妙，不能道出的，只看作者如何运用罢了，我想如现在的作家如能无形中融合古文和西文，拿来应用于新文学，必能为今日中国的文学界，放一异彩。”〔14〕冰心的语言仍浸有旧文学的汁水，不过经过她的处理，已经完全没有陈腐气息，而别具一种清新的韵味。如《往事》其二（八）中的一段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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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身微微的左右欹斜，这两点星光，也徐徐的在两旁隐约起伏。光线穿过雾层，莹然，灿然，直射到我的心上来，如招呼，如接引，我无言，久——久，悲哀的心弦，开始策策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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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散文的词汇句式既保留了某些文言文的典雅、凝练，又适当地“欧化”，使句子更能灵活、婉转、流动，有自然跳荡的韵律感。在开展白话文运动刚刚几年时间，冰心能将文言文、白话文与西文调和得如此完美，难怪能引起普遍的欢迎。冰心对建立与发展现代文学语言是卓有贡献的，不过她的作品读多了也会感到格调偏旧，因为她究竟是属于以旧文学为根基的早期新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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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1898—1948年）是极少数能用白话写出脍炙人口名篇（可与古典散文名著媲美）的散文家。他的重要性如很多评论家所公认，只要学校选讲范文，或编文学史，谈到现代散文的语言、文体之完美，朱自清必被提及。他擅长写一种漂亮精致的抒情散文，无论是朴素动人如《背影》，或者明净淡雅如《荷塘月色》，委婉真挚如《儿女》，从中都能感到他的诚挚和正直。他既不满意陶醉于抒写琐屑小事的“言志派”，也不满意后来的所谓幽默派，写作态度严肃不苟，始终执著地表现人生。《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绿》、《荷塘月色》是他写景抒情的名篇，都体现出作者对自然景物的精确观察，对声音、色彩的敏锐感觉，通过千姿百态、或动或静的鲜明形象，巧妙的比喻、联想，融入自己的感情色彩，便构成细密、幽远、浑圆的意境。他的散文结构缜密，脉络清晰，婉转曲折的思绪中保持一种温柔敦厚的气氛。文字几乎全用口语，清秀、朴素而又精到，在20年代就被看作是娴熟使用白话文字的典范。不过有时令人稍感着意为文，不如后来的散文（如《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更成熟自然。《背影》只是质朴地叙说父亲送别儿子的一段场景，可他捕捉到一二不可言说的典型细节，注入了一股对劳碌奔波的老父的至亲深情，表现出小资产者在旧世界一生颠簸挣扎的可悲命运。这样，就很容易打动无数身受飘零之苦的人，不难解释为什么此篇能那样长久地激起读者的心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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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1898—1975年），从20年代中期开始写小品，此时期的散文结集有《缘缘堂随笔》。他的特殊之处是以某种源自佛理的眼光观察生活，于俗相中发现事理，能将琐细的事物叙说得娓娓动听，落笔平易朴实，有赤子之心，如他的画一般，透露着心地光明、一无沾染的品格风貌。作者在看见人世间的昏暗后，企图逃入儿童的世界，加上佛理的渗入，文章萧疏淡远，带着哲理深味，染有清淡的悲悯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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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遇春（1904—1932年）的《春醪集》和《泪与笑》收入他20年代中期以后的随笔。20年代人称梁遇春为中国的“伊里亚”，是因为梁的作品确受英国Essay，尤其是查理·兰姆的随笔的影响。梁遇春耽于思索，他的随笔也有许多对人生哲理的探求和洞明的见解。他喜用絮语笔调，随意而坦诚的谈吐中不乏睿智的思辨。《春醪集》谈论知识，探索人生，或旁征博引，引类取比，或触景生情，浮想联翩；语言机智而有文采，潇洒自如，玲珑剔透；时有思想的火花，却缺乏如炬的目光。在小小题目里开掘微言大义，引用外国的经典、警句，信手拈来，处处切题。梁遇春有股孤傲气，他那懒散的绅士风度，不愿受任何拘束的个性及享尽人生的主张，促使他喜好标新立异，怀着极大的兴趣来谈“人死观”、“流浪汉”，阐发悲哀是最可爱的东西等等。连睡懒觉这类的题目，他都能拉闲扯散，妙语连珠，好像比一般常人更能体味人生的滋味似的。梁遇春的散文，很能反映出“五四”散文品格多姿多彩的一面，待到30年代文坛被政治性战斗性的主潮所占领，像梁遇春这种绅士风的散文也就失去了广大读者，只赖未来的文学史家来品鉴它那小而晶莹的光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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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其他重要的散文作家还有许地山。他不仅小说写得别致，散文集《空山灵雨》也另有情调：近似散文诗，渗入宗教气氛，既有对现实的不满，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探求。名篇《落花生》质朴短小，有寓意，主张人生“要学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这又是他生活态度扎实的一面。写实风格最强的是叶圣陶、郑振铎和茅盾，他们的散文有充实的“人生派”内容，社会性较浓。“五卅”惨案期间，这三位文学研究会的中坚作家，都发出了愤怒的呼喊。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一反他平时的纯朴、严谨，爆发出炽热的反帝激愤，全文具有急雨般的节奏和悲愤慷慨之情。他的《藕与莼菜》抒发对故乡的情思，由物及人，平淡从容，便是他惯常的文风了。郑振铎的《街血洗去后》、《六月一日》，都是“五卅”后不久写出的，沉痛的感情以质朴的语言出之。他的《山中杂记》，真率、俊逸，只是视野不够阔大。茅盾写有《五月三十日的下午》、《暴风雨》，也是“五卅”时产生影响的作品。他旅日时期写的一组散文，收入《宿莽》集，其中的《叩门》、《雾》、《卖豆腐的哨子》等，反映了他处于革命转换时期的思索和探寻，有时代的苦闷，也有新的期望，是用诗的情绪交织成回荡起伏的怅惘滋味，显露了茅盾文学气质的又一侧面。他作为一个成熟的散文家，是在抗战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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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较特殊的文学研究会作家是早期共产党人瞿秋白（1899—1935年）。他这时有《饿乡纪程》（即《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问世。这两部散文集是作者以《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赴苏考察的结晶，根据亲身的见闻向国人真实报道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真相，又留下作者自己的思想印痕。书中并不回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中面临的重重困难，但以深沉的感情表现苏联人民建设的乐观精神。文章中常回荡着俄罗斯式的悲壮、雄浑的格调。此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先声。瞿秋白还擅写杂文，在30年代，他的许多杂感随笔都是针砭时弊或参与论争的，作品深烙有那个革命年代的精神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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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还有擅写散文诗的王统照，以感伤的书信体散文赢得读者的庐隐，以及属于乡土文学派的鲁彦、蹇先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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