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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1898—1975年),从20年代中期开始写小品,此时期的散文结集有《缘缘堂随笔》。他的特殊之处是以某种源自佛理的眼光观察生活,于俗相中发现事理,能将琐细的事物叙说得娓娓动听,落笔平易朴实,有赤子之心,如他的画一般,透露着心地光明、一无沾染的品格风貌。作者在看见人世间的昏暗后,企图逃入儿童的世界,加上佛理的渗入,文章萧疏淡远,带着哲理深味,染有清淡的悲悯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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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遇春(1904—1932年)的《春醪集》和《泪与笑》收入他20年代中期以后的随笔。20年代人称梁遇春为中国的“伊里亚”,是因为梁的作品确受英国Essay,尤其是查理·兰姆的随笔的影响。梁遇春耽于思索,他的随笔也有许多对人生哲理的探求和洞明的见解。他喜用絮语笔调,随意而坦诚的谈吐中不乏睿智的思辨。《春醪集》谈论知识,探索人生,或旁征博引,引类取比,或触景生情,浮想联翩;语言机智而有文采,潇洒自如,玲珑剔透;时有思想的火花,却缺乏如炬的目光。在小小题目里开掘微言大义,引用外国的经典、警句,信手拈来,处处切题。梁遇春有股孤傲气,他那懒散的绅士风度,不愿受任何拘束的个性及享尽人生的主张,促使他喜好标新立异,怀着极大的兴趣来谈“人死观”、“流浪汉”,阐发悲哀是最可爱的东西等等。连睡懒觉这类的题目,他都能拉闲扯散,妙语连珠,好像比一般常人更能体味人生的滋味似的。梁遇春的散文,很能反映出“五四”散文品格多姿多彩的一面,待到30年代文坛被政治性战斗性的主潮所占领,像梁遇春这种绅士风的散文也就失去了广大读者,只赖未来的文学史家来品鉴它那小而晶莹的光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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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其他重要的散文作家还有许地山。他不仅小说写得别致,散文集《空山灵雨》也另有情调:近似散文诗,渗入宗教气氛,既有对现实的不满,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探求。名篇《落花生》质朴短小,有寓意,主张人生“要学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这又是他生活态度扎实的一面。写实风格最强的是叶圣陶、郑振铎和茅盾,他们的散文有充实的“人生派”内容,社会性较浓。“五卅”惨案期间,这三位文学研究会的中坚作家,都发出了愤怒的呼喊。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一反他平时的纯朴、严谨,爆发出炽热的反帝激愤,全文具有急雨般的节奏和悲愤慷慨之情。他的《藕与莼菜》抒发对故乡的情思,由物及人,平淡从容,便是他惯常的文风了。郑振铎的《街血洗去后》、《六月一日》,都是“五卅”后不久写出的,沉痛的感情以质朴的语言出之。他的《山中杂记》,真率、俊逸,只是视野不够阔大。茅盾写有《五月三十日的下午》、《暴风雨》,也是“五卅”时产生影响的作品。他旅日时期写的一组散文,收入《宿莽》集,其中的《叩门》、《雾》、《卖豆腐的哨子》等,反映了他处于革命转换时期的思索和探寻,有时代的苦闷,也有新的期望,是用诗的情绪交织成回荡起伏的怅惘滋味,显露了茅盾文学气质的又一侧面。他作为一个成熟的散文家,是在抗战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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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较特殊的文学研究会作家是早期共产党人瞿秋白(1899—1935年)。他这时有《饿乡纪程》(即《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问世。这两部散文集是作者以《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赴苏考察的结晶,根据亲身的见闻向国人真实报道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真相,又留下作者自己的思想印痕。书中并不回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中面临的重重困难,但以深沉的感情表现苏联人民建设的乐观精神。文章中常回荡着俄罗斯式的悲壮、雄浑的格调。此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先声。瞿秋白还擅写杂文,在30年代,他的许多杂感随笔都是针砭时弊或参与论争的,作品深烙有那个革命年代的精神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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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还有擅写散文诗的王统照,以感伤的书信体散文赢得读者的庐隐,以及属于乡土文学派的鲁彦、蹇先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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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郁达夫和“创造社”作家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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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在“五四”时代是狂飙突进的浪漫派,这一派作家的散文,与其小说和诗歌有共同的基色。特别是郁达夫,他的率真、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文字,无所隐饰地暴露赤裸裸的自己,称得上是个独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声称比起小说来,“现代的散文,却更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15〕。他和郭沫若散文的主要方式,确实都在直接倾诉自身的遭遇,发出对龌龊的现代文明和官僚社会的切齿诅咒,又带有时代病的感伤。他早期散文以恣肆的文字喷发激愤,只是被自己小说的文名所掩,人们注意散文家郁达夫,是在他大量制作小品游记的30年代了。《归航》记述作者离日返国时的复杂心情,既厌恶给自己带来屈辱、压抑的异国生活,又有某种不忍诀别的心情,胡乱游走的狂放变态,以及想象用手枪击杀得到中国少女青睐的西洋人的那种情绪之流,无所顾忌地在文中迸涌。《还乡记》与《还乡后记》写作者回乡旅途及抵家后所见所感,表达一个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对贫富不均社会的强烈不平,也有消极遁世的思想渗透着。《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鼓动青年反叛现实社会,语言直露,构想新奇,宣泄感情的冲击力足以惊世骇俗。稍后写作的《一个人在途上》,把作者对亡儿的至情,表达得感人肺腑。郁达夫写散文大都在畅述自己的生活遭遇,直接抒发感伤情怀,常常像跟亲友诉苦或聊天那样,不拘形式的倾诉使你感动。读他的散文,就如同走进了他的生活。这样真率自然的写法,不但在传统散文中少见,在新文学中也很独特。郁达夫散文很恣肆放达,靠才情动人,但其驾驭文字的功力很深,那酣畅的神韵得益于古典文学修养。他自哀自怜过甚,是消极的一面,也是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的共同心境。文中夹杂的一些色情描写,是他发泄悲抑、郁闷的特殊方式,自然也含有对女性的变态心理。他的散文有时支离散漫,缺少节制,不讲究章法,质量上不平衡。但郁达夫的影响长期存在,说明一种十足个性化的文学,也是能有充沛的时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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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本质上是一个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无一不具诗情。他的散文与小说实在很难严格地区分。《月蚀》、《卖书》,都是通过个人贫困的遭际,向社会发出悲愤呼叫的。《路畔的蔷薇》等六章小品,牧歌式地抒发青春的欢悦与离乡去国的孤寂。他虽然也如郁达夫,习惯于主观情愫的倾泻,但有更多的社会和政治色彩。30年代发表诸多叙述参加革命历程的自传体作品,也可归入散文创作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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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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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派以1924年创刊的《语丝》杂志为创作集结地,不过作为一个散文流派,与《新青年》有较明显的渊源关系。鲁迅和周作人都是“语丝”派的核心作家,在坚持思想革命这一点上,“语丝”派是比较执著的。他们的主要成就仍在于短小犀利的杂感,其批评的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是所谓“语丝文体”,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16〕。但这只是就“语丝”派的大致情形而言,实际上其成员的创作风格也各有不同。他们除了议论性的杂感之外,也有不少抒情小品的佳作,如孙伏园的《伏园游记》,孙福熙的《山野掇拾》、《归航》,川岛的《月夜》,等等。需着重介绍的还有林语堂(1895—1976年),他是仅次于鲁迅、周作人的《语丝》撰稿人,又是最热心提倡幽默小品的散文家之一。在“语丝”时期,他介绍过许多西方幽默理论,主张以幽默的艺术去揭示生活矛盾,针砭社会文明病。他的散文集《剪拂集》就多以嘲讽之笔,进行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讥刺的盔甲中每每包裹着幽默。他的散文创作更大的影响是在30年代创办《论语》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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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中期又有“现代评论”派出现,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倾向与鲁迅和部分“语丝”派成员相对立,这自然也影响到散文创作的思想取向。“现代评论”派最重要的散文作家有徐志摩、陈西滢、吴稚晖等。徐志摩是新月派的“诗圣”,天生一个情感型的人,易冲动,爱自由,加上深受西洋文学的影响,很自然便成就了他那自由而华丽的散文文体。他的散文多属冥想型的小品,即使记述事物,也常抓住刹那的灵感,让感情之流自由地奔放。《北戴河海滨的幻想》、《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浓得化不开”》,都是他有名的篇章。徐志摩有才情,有灵感,具有快如闪电般的感兴,这确实增加了他散文的流动性。他表情达意,常常一语嫌不足,又添一语,淡描恐不尽,再用浓抹,自然造成繁复华丽的印象。读他的文字,如春华大地,万卉竞放,又如清泉汩汩,一泻千里。如此自由华丽,也不失为一种美的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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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1896—1970年)思想意识上属于徐志摩一派,是《现代评论》上的“闲话家”,创作颇多,后集成《西滢闲话》。他确实是站在“五卅”运动之外、学生与民众运动之上,以貌似公允的姿态评说时事,表明了一种贵族化的立场。不过陈西滢的散文也不乏佳篇,他的特点是行文流畅,有相当的西方文学修养,议论由事出发,富幽默感,当时影响不小。特别是那些介绍知识、回忆故旧、讥刺中国封建惰性的散文,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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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第5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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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引自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序》,《现代十六家小品》,光明书局193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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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文学周报》1928年第3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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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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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鲁迅1921年8月25日致周作人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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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鲁迅:《两地书·一二》,《鲁迅全集》第11卷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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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作人:《美文》,《谈虎集》,北新书局192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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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作人:《近代散文抄·序》,《苦雨斋序跋文》,天马书店193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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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此为曹聚仁说法,转引自孙席珍:《论现代中国散文》,北平:人文书店193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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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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