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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茶馆》（三幕话剧）发表于《收获》第1期。1958年6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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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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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 “文革”中受迫害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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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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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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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1904—200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五四”运动后，巴金受新思潮影响，积极参加一些反封建的社会活动，1923年离家到上海、南京求学，1927年赴法国留学。年轻的巴金最初的志向是要献身社会革命事业，他被无政府主义激进的思想所吸引，曾经翻译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向往俄国“民粹派”，还直接参与过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作为一种道德人格的追求，巴金在这些活动中，成为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政治活动的失败、理想的失落又使巴金陷入痛苦和矛盾，转向以文学来宣泄自己的感情，于是产生了1928年处女作《灭亡》，后来连续发表的作品都带有这种情绪格调，自然也能警醒当时因种种原因而陷入感情痛苦的青年知识分子。巴金是以战士的姿态从事创作的，他的小说大都是写旧家庭的崩溃以及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前期的作品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但更引人注目的是那种叛逆与追求的躁动情绪，其主导面是反专制反封建的。作为一个敏感、单纯、热情而富于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巴金以创作作为自己生活的有机部分，坦诚地记录和描写自己的生活经验，表达自己对生活独特的理解和追求。在他那里，生活与艺术、人品与文品，是二而合一的，加上他又总是笔锋常带感情地描写和讴歌青春，抒发青年人的时代苦闷，所以他有点像20年代的郁达夫，首先被广大青年读者所欢迎，成为青年所信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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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在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创作历程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从1928年9月写《灭亡》起，到抗日战争爆发为前期；从抗战爆发到全国解放为后期。前后约二十年的时间，巴金写了20多部中、长篇小说，70多篇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散文随笔等，还有30多种外国文学译作。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小说创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创作。巴金所提供的带有强烈主观性、抒情性的中、长篇小说，与茅盾、老舍的客观性、写实性的中、长篇小说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而巴金小说所创造的“青年世界”是30年代艺术画廊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巴金也因此为扩大现代文学的影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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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青春的赞歌：巴金前期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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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前期小说创作非常丰富，一共写了12部中、长篇小说和60多部短篇小说。题材也比较广泛，有写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悲苦生活与抗争的（如中篇《砂丁》、《雪》和短篇集《光明集》与《将军集》中的一些作品），但更多更集中的是那些描写青年反抗者、革命者的作品。前期又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正面描写青年、革命者所从事的社会斗争的，如长篇《灭亡》、《新生》和《爱情三部曲》等；另一类是揭示封建旧家庭残害青年的罪恶及其走向崩溃的命运的，以《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为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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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女作《灭亡》是1928年在法国写成的。当时巴金对国内革命屡遭摧残甚感失望与悲愤，正拼命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以寻求精神支柱，《灭亡》就是立志献身的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心灵表白。这部长篇小说写一群青年为反抗军阀专制统治而进行的种种社会革命活动，时代背景比较模糊，所着力表现和赞颂的主要人物是从俄国民粹派英雄衍化而来的。巴金以一种充满浪漫激情甚至有点浮夸的笔调来写他的青年革命者，不加节制地将自己的观念、情感和心理体验灌注到这些人物身上。在《灭亡》中，巴金赞美而又惋惜殉道者杜大心，这位主人公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却忍住极大的痛苦为反抗专制制度而拼命工作，他对自己个人的前途失去了希望，对黑暗压迫下的人类前途也感到绝望，然而他还是要尽力奋斗。虽然他也被人爱过，但那种绝望、虚无而又要拼死抗争的心态最终使他丧失了爱情，甘愿消耗生命以殉事业，求取良心的安宁。杜大心富于正义感和献身精神，又狂热而脆弱，加上错误理论的引导，在狂想、盲目、幼稚的斗争中无谓地牺牲了自己。作品实际上是把杜大心作为一个悲剧英雄来处理的，作品感人至深的并不是宣扬了什么主义，而是那种绝望而又抗争的献身精神，其中某些甜软而又抒情的恋爱情节与悲愤、压抑、暴烈的场景互相穿插，形成一种狂躁的气氛。“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大都充溢着伤感情调，很少英雄至上的气象，巴金的《灭亡》终于让读者有了自己的英雄，尽管是一个在暗夜里绝望呼叫的英雄。《灭亡》面世后大受欢迎，畅销20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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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之后数年间，巴金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他把写作当成一种宣泄痛苦的方式，以求从信仰失落的困境中超拔出来。《爱情三部曲》便是其中的主要产品。这个三部曲由《雾》、《雨》、《电》三部中篇合成。和《灭亡》、《新生》一样，写了革命、恋爱，写了当时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反抗、追求和苦闷，可以说是《灭亡》、《新生》主题的延续。不同的是，《爱情三部曲》更生动真实地展现了一群知识青年的各种思想性格。如近似雾一样的性格的“多余人”周如水，势利堕落的洋派青年张小川，不满现实却又找不到出路的病态人物吴仁民，等等。与上面几种人物对照，巴金全力塑造一个“近乎健全的女性”李佩珠，她纯洁、美丽、坚强，又有比较冷静的头脑，不主张激进主义的盲动和轻易牺牲，认为“痛快地交出生命，那是英雄的事业，我们似乎更需要平凡的人”。在《电》里，作者用了与往昔不同的明快的调子和诗意笔触，多方面展示李佩珠的优秀品质。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理想和爱，试图把她塑造成一个健康成熟的女革命家，以升华人生境界。而这个人物仍然是以法、俄某些女革命党人为模特儿的。巴金在《爱情三部曲》中写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青年，使当时的青年读者从中读出他们同一代人的种种心境，思考不同的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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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末30年代初，文坛上“革命文学”刚刚勃兴，正经历着一个不成熟的阶段，许多作品都脱不了“革命＋恋爱”的幼稚的公式。受这种时尚的影响，巴金的这类题材也多以革命和恋爱为题材，但相比之下，巴金不像一般作者那样满足于凭某种概念构思披着革命外衣的浪漫故事，而比较注重展示二三十年代青年复杂变幻的思想情绪，充满了渴望变革的亢奋焦灼的激情；虽然所构思的故事不那么实在，有模仿外国革命党人传奇的痕迹，但其如火一般的艺术情境很容易为当时的进步青年引为同调，给他们激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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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巴金还创作了另一类以描写封建家庭腐败与衰落为题材的家族小说，并且越来越把创作着力点转到这方面。1931年写的《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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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的杰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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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家》写成于1931年，同年在上海《时报》上连载，最初题名为《激流》，后来以单行本发行时才改名为《家》。1938和1940年，巴金又继续顺着《家》的情节发展线索，陆续写成了《春》和《秋》，并将这三部长篇合称为《激流三部曲》。这三部小说一开始并没有总体构思，写作时间先后的间隔很长，每部作品各有其独立的结构，可以分开来读；但写作过程中又兼顾到各部有相互关照，是整体统一的长篇系列小说。巴金构思这类家族题材小说，受到过法国作家左拉的影响，他也试图以《卢贡—卡家马尔家族的命运》那样的长篇形式，写一个家族的衰变过程，揭示人性的堕落。所不同的是巴金更注重表现青年的希望和新生革命力量的成长。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整部长篇小说长达104万字），对封建家庭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激流三部曲》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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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三部曲》中，《家》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巴金原打算在《家》中写一个旧式大家庭的衰败的历史，写了六章之后，他所挚爱的长兄自杀，这给巴金极大的刺激，他把自己所感受到的黑暗社会的压迫和反抗情绪，集中向旧家庭发泄，虚构了一桩桩血案，更加义无反顾地攻击专制主义。他认为旧家庭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包括他长兄在内的一切青年的幸福。这种反抗与破坏的情绪转化为《家》的激进的风格。和巴金其他早期创作的小说比较起来，《家》有比较雄厚的生活基础，作家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感同身受而又最能打动同代青年的题材与主人公。《家》表明了巴金在更大程度上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那独具的艺术风格也开始步入成熟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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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以爱情故事为情节发展的主干的。作品写了觉慧与鸣凤，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等几对青年爱情上的不同遭遇，以及他们所选择的不同生活道路，比“五四”以后许多同类题材作品思想上显得深刻。它不再是那种人们熟悉的自由恋爱和反抗旧礼教的故事，它的矛头不仅针对着旧礼教，而且更集中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它的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号召青年反抗封建专制，投入社会革命洪流。《家》在三四十年代所以能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影响，与他的批判性的激进的主题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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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写到的人物有六七十个，最主要的是高老太爷、觉慧和觉新这三个典型人物。高老太爷是这个封建大家族的最高统治者，他的专横、衰老和腐朽，象征着旧家庭和专制制度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高老太爷是这个家族的至尊，掌握着全家人的命运，按照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他是家族的“君主”，全公馆上下无不敬畏的“神”。《家》直接写高老太爷的章节并不多，但能给人很深的印象。他就像幽灵似的无处不在，贯穿全书，给高公馆笼罩上一层森严恐怖的气氛。《家》里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事件，直接间接都与高老太爷有关。小说用许多血淋淋的事实，控诉了家长制和旧礼教对于人的青春、爱情、生命的摧残；而封建压迫者在扼杀人性的同时也丧失了人性。高公馆为人们认识封建家长制提供了完整而形象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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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封建专制的叛逆者，觉慧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典型。他对旧家庭的反抗，以至最终出走，表现了“五四”新思潮的威力和新一代民主青年的成长。作家在觉慧身上寄托着对青春的赞美和生活的信念，他是《家》的主角，是最能打动青年的心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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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思潮的冲击下，觉慧这个少爷在高家最早觉醒过来，痛苦地感到家是一个“狭小的笼”，“是埋葬青年理想和幸福的坟墓”。他下决心不去做高老太爷们所期望的“绅士”，也不愿像大哥觉新那样忍受下去，他要做“自己的主人”，“自己把幸福拿过来”。他敢于对抗高老太爷的旨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社会革命活动，编进步刊物，撰写讨伐封建主义的檄文；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和旧礼教，支持和帮助觉民逃婚，大胆向婢女鸣凤表示纯洁的爱情；他不怕冒犯尊长，公然揭穿他们“捉鬼”行孝的丑剧；最后，他又毅然地从这罪恶的家庭出走。小说突出了觉慧热情、叛逆和追求的精神，这正是“五四”时期受新思潮冲击的激进青年的特征，也是觉慧这个形象所以能给人巨大鼓舞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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