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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最见艺术功力的人物形象是觉新，他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却又怯于行动的“多余的人”，是封建家庭和旧礼教毒害下人格分裂的悲剧典型。他也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清醒地认识到是旧家庭和旧礼教夺去了他的青春。但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特别是所谓“孝”的毒害，长房长孙特殊地位的约束，旧意识的沉重的十字架，已经将他的生命活力和棱角消磨殆尽，造成了他委曲求全的懦弱顺从的性格。“家”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炼狱，也意味着一种神圣的血缘关系与难以割舍的生活情调。他理论上接受了一些新思潮，而感情上、行动上却仍然留恋旧家庭，以致在专制和压迫面前妥协屈从。他每一次向恶势力退让都以牺牲别人（包括他所爱的人）为代价，而他自己也在罪恶的泥沼中难于自拔。不过觉新毕竟是个善良的弱者，思想与行动的矛盾使他经常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清醒而又懦弱使他不能摆脱严酷的自我谴责，这些都大大加强了人物的悲剧性。作者对觉新充满同情，同情之中又不无批判。《家》的结尾，瑞珏惨死的教训，终于使觉新有所醒悟，他痛苦地感到“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并表示支持觉慧出走。在《春》和《秋》中，觉新思想上产生明显的转变，逐渐抛弃了他的“作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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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觉慧是引导青年“应当这样走”的形象，觉新就是“不该那么做”的典型。从《家》的构思来看，作者是有意将觉慧与觉新两种不同的思想性格和人生道路做鲜明对照，以更完满地表达《家》的思想主题的。他们身上体现着现代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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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重点塑造的高老太爷、觉慧和觉新这三个典型外，《家》还刻画了其他一些生动而富于特征的人物形象，如纯洁、刚烈的敢于以死向封建专制抗议的丫头鸣凤，温顺驯良地吞咽着旧礼教恶果的小姐梅芬，善良厚道的女子瑞珏，勇敢地争取个性解放的青年觉民与琴，以及荒淫残忍的假道学和刽子手冯乐山，腐化堕落的败家子五老爷克定，狡猾贪婪的四老爷克安，阴险奸诈的四太太王氏，专横愚顽的土豪周伯涛，等等。这些不同阶级、地位、思想和性格的人物，一起在高公馆这个黑暗的王国里，演示着腐朽或新生的戏剧。《家》所揭露的旧家庭的腐朽使人憎恶、愤怒，激起人们反封建的决心，促使旧制度的灭亡；《家》所揭示的抗争之路则使人们得到勇气和希望，鼓舞人们去探求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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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结构艺术上借鉴《红楼梦》的写法，以觉慧和鸣凤的恋爱以及觉新与瑞珏、梅芬之间的纠葛作为情节发展主线，全面交织而展示了高公馆的衰亡过程。全书人物众多，事件繁复，但作品能始终围绕基本线索展开描写，有条不紊，紧凑周密，波澜起伏，跌宕有致，显示了作者精于构思的能力。所塑造的人物，都各自有思想性格特征，内心世界的刻画比较突出。如鸣凤投湖前的痛苦、怨愤的内心独白，梅芬与瑞珏谈心时彼此灵魂的剥露，觉新婚后遇见梅芬时的无限追悔和怜爱，等等，都是善于抓住人物斯时斯地复杂变化的心境来写的，给人印象特别深。为了散发苦闷、愤激的情绪，作者常常通过他的人物或直接由作者自己作滂沱倾泻的抒情，所用的常是热情澎湃的诗的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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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基本上仍然属于“青春型”的创作，那由真诚热烈的心里唱出的青春之歌，是特别能唤起青年人共鸣的。《家》很能代表巴金前期创作的风格：只求与青年读者情绪沟通，不求深刻隽永，倾向单纯、热情、坦率，以情动人，情感汪洋恣肆，语言流水行云，虽然有时少锤炼，不耐咀嚼，整体上却有一种冲击力，能渗透读者的内心。这种风格自然与巴金激情化的写作状态有关。巴金写作时通常是非常冲动，全副身心投入，忘情地参与他所构设的文学世界，他的作品总是能煽起大悲大喜的恣肆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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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问世后又过了七八年，巴金才断断续续写完《春》和《秋》。这两部续篇的构思仍然回到四川那个破败的高家大院，旧家庭的衰落与新一代的反抗仍然是他要表现的主题，但昔日那种激情的风格已趋向平实，戏剧性的激烈的冲突少了，生活琐事的描写多了。作者用更多的笔墨展示了高家崩溃前青年知识分子与“家”复杂的感情纠葛：他们对旧家庭的守护者们糜烂堕落的愤恨、对“家”的高墙外的社会动荡感到的不安，以及他们与“家”的深刻精神联系，这就展现了新旧转换的艰难。特别是《秋》，在揭露病态的封建社会造成的病态心理方面，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但是通观整个《激流三部曲》，后两部情节开展迂缓，结构比较散乱，新生力量形象的性格也比较模糊，彼此大同小异，因此也妨碍了《家》中已经展开的矛盾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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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主要精力用于写《家》、《新生》等长篇，但他热情迸发，不可抑止，又穿插写过不少中、短篇。如《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还魂草》，以及收在《光明集》、《将军》和《神·鬼·人》诸集中的短篇，也有不少是为人传诵一时的佳作。比起长篇，巴金写起中、短篇来，有时似乎更加放手，也更充分发抒其艺术个性，其结构体式多姿多彩。给人印象尤深的是《春天里的秋天》这样诗意化的中篇。其语言是诗化的，用词的表情性很强，浸透了情感的液汁，其语气轻重、句式长短，乃至章节段行的安排，都充分依循情感表抒的起伏，抑扬有致，张弛交错，犹如节奏优美的乐曲。这种诗意化的中、短篇小说适合于朗诵，尤其受青年读者的欢迎。巴金是写长篇的大手笔，同时他对现代中、短篇小说文体和结构艺术的探寻，也有不可忽视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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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深沉的悲剧艺术：巴金后期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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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中期，是巴金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不过他的创作风格变了，他开始写没有英雄色彩的小人小事，写社会重压下人们司空见惯的“委顿生命”，写“血和痰”，调子也变得悲哀、忧郁，由热情奔放的抒情咏叹，转向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的揭示。他这时期的翻译也由俄国虚无主义者的英雄故事转向斯托姆的爱情小说与王尔德的童话。巴金风格的衍变固然跟当时令人窒息的现实社会气氛和作者在战时生活中所经历的磨难有关，更是由于作者摆脱青春时期的浪漫而趋向中年人的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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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后期小说创作，从题材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续顺着《家》的路子写旧家庭没落的，除了《春》和《秋》外，还有《憩园》；另一类是反映抗战时期现实生活的，主要有《火》三部曲、《第四病室》和《寒夜》。这些作品中，中篇《憩园》和长篇《寒夜》是比较受读者欢迎的，这是巴金作品中最富感染力而内涵又较丰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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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园》写成于1944年5月，但1941年初就开始酝酿。当时，巴金曾回到四川老家，听到久违的乡音，看到熟悉的风俗，特别是目睹故居的颓败，“被一种奇异的感情抓住了”，又仿佛找到了已失落的“遥远的旧梦”。这时他开始构思《冬》，也就是后来的中篇小说《憩园》。所以这部作品中有归家寻梦的哀伤情调，有对人世变迁莫测的感慨，这在以往巴金小说中是少见的。但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崩溃后，那些纨绔子弟的结局。所以其显在的主题与《激流三部曲》仍有连续性，即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寄生生活对人的腐蚀，批判福荫后代、长宜子孙的封建思想。既有批判性，又充溢着人道主义的温情，作家所寄植于作品中的感情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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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通过一位作家重归故土，寄居憩园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展示了一所大公馆新旧两代主人共同的悲剧命运。旧主人杨老三在嫖赌饮吹中荡尽了祖传的遗产，沦落为乞丐，长期寄生虫式的生活，使他丧失了最起码的谋生能力；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又使他不屑于自食其力，只好靠偷窃为生，结果在监狱中默默死去。新主人姚国栋又重蹈覆辙，靠父辈的遗产过着庸俗、懒散、奢侈的寄生生活，在他们的娇纵和金钱的腐蚀下，儿子小虎又变成蛮横邪恶的纨绔子弟。姚家虽然是“新式”家庭，但那种腐朽的寄生生活以及长宜子孙的封建意识，和“憩园”旧主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作者把姚家小虎作为杨老三的对应人物来写，让读者思考他们的共同命运和造成这种命运的罪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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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激流三部曲》在反映青年反抗的同时，着重揭露的是封建制度对年轻一代青春、爱情和身心的残害，《憩园》则集中揭示封建阶级本身所经历的人格的堕落及人性的扭曲的过程。因此，《憩园》的构思是企图更全面地揭示封建制度及其伦理观念的罪恶本质，补充并拓展《激流三部曲》（特别是《秋》）原有的主题。从《家》到《憩园》，可以看到本世纪以来中国旧家庭变迁的较为完整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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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不再是一味正面抨击封建阶级的角色，他意识到人性与人世变迁的复杂性。在现实批评的同时，他又夹带着对人性弱点的理解与同情，这使得《憩园》形象也比较复杂。如主角杨老三使人厌恶，同时也容易让人产生怜悯。这跟作品着力表现他怀旧与追悔的情绪有关。这种描写有其真实性，客观上也是对封建“长宜子孙”观点的批判。作者立意把这样一个已经彻底堕落的浪子当成一个悲剧形象处理，笔墨处处透露着悲天悯人的感情。《憩园》不再像巴金早期作品那样的鲜明痛快，但是有一种悲凉的挽歌的调子，有一种追怀旧梦的遥深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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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园》在艺术上很有特色。作者大胆吸收了外国文学的某些构思手法（受契诃夫《樱桃园》及《未婚夫》影响很明显），又借鉴了我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艺术）构设意境的美学追求，形成了有浓厚抒情气氛又带象征意味的结构形式。《憩园》新旧两代主人和他们家庭的遭遇变迁颇带传奇色彩，故事曲折有致，引人入胜，却采用哀怨婉约的文字和舒缓自如的笔调，别有一种诗的韵味。《憩园》由几个人物追述的历史片断组接而成，每种追述都有各自的道德评判，彼此辩驳并呈，形成复调的关系。而故事的总叙述者“我”是客居杨家的局外人，他对这个家庭的衰落的观察与评说时时警醒着读者，不是沉浸于故事，而是取一种“感情间隔”的思考。这种处理强化了小说阅读中的时空体验，有一种沧桑之感。《憩园》标志着巴金以往那种“青春型”的热情倾泻的创作风格，开始朝比较深蕴细腻的方向转变，到《寒夜》更是达到圆熟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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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写成于1946年底。这是最能代表巴金后期创作风格与水平的一部长篇力作。和以往他的那些小说不同的是，《寒夜》的构思原型不是来自作家自己的生活经历，他是在新婚后不久仍沉浸于甜蜜的幸福之时，纯粹靠想象构思了这个家庭破裂的辛酸故事的。作品描写自由恋爱的知识分子家庭如何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破裂，这个寒气肃杀的悲剧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时间是抗战胜利前的一年间。这其实是那个时代人们常见的凡人小事，作者真实地加以揭示，揭露了病态社会的黑暗腐败，为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小人物喊出了痛苦的呼声。青春的消失，理想的破灭，人性的扭曲，还有中年成熟背后的悲哀……这部作品所展示的一切都了无生气，读来令人心情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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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毕业的夫妇。他们曾经受过西方现代新思潮的熏陶与启迪，在个性解放的信念下结合，又共同追求过“教育救国”的理想。但汪文宣很快就在艰难的生活中消退了锐气，变成一个善良、胆小、软弱的小公务员。他卑微的愿望不过是挣一碗饭吃，一家子能平安和睦生活下去。尽管他挚爱妻子与母亲，愿意为他们牺牲自己，但他的卑琐、平庸已不能再获得妻子的爱情，他无力解决婆媳之间的矛盾，更无力抵抗社会对他经济的、精神的压迫，终于肺部烂了，喉咙哑了，在抗战胜利消息传来之际，满怀怨愤死去。小说写汪文宣面对婆媳间无休止的争吵，那种左右不是的精神煎熬，以及对家庭破裂和自己的生命逼近尽头的清醒预见，读来让人有一种厌倦感和窒息感，《寒夜》写的是凡人小事的悲剧，是当年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却又不愿正视的黯淡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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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树生是小说中刻画得最有深度的人物，她的性格有复杂的多维性，巴金深刻地把握其性格层次的构成动因。与汪文宣不同的是，她年轻美丽，有充沛的活力，思想开放，然而内心藏着孤独与苦闷。这苦闷除了社会环境的压迫，和她的身心要求得不到满足也有关。她爱自己的丈夫，也曾经想遵循传统道德的规范，作安分守己的妻子，但一回到家，面对病入膏肓的丈夫，内心便控制不住恐惧和压抑。所以在年轻、富有而又健壮的陈主任的引诱面前，她惶惑而无法抗拒，本来潜隐内心的苦闷浮现出来，并终于驱使她决定离开丈夫而随陈主任去兰州。小说注意发掘她的潜意识，如写她虽然想努力唤起对儿子小宣的亲近感，但又很难控制内心的冷漠。这是由于小宣那未老先衰的病态模样总引起她对丈夫潜在的烦恼与恐惧，生理和心理上的压抑感使她在儿子面前也表现出排他和自恋的深层人格特征。巴金显然不是按既定性格心理类型去拼接他的人物，而是忠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包括非逻辑性的审美感受，对人物性格心理的不同层面做整体的随机性的跟踪表现，使曾树生这样的人物形象具有很丰厚的审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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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文宣、曾树生的悲剧，是处于黑暗现实中而又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上被摧残、肉体上被吞噬的悲剧。这固然跟他们本身的思想性格弱点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的悲剧。一切不幸、贫穷、失业、疾病都与万恶的战争和黑暗的社会分不开。小说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他尖锐的批判力量。但如果做更深入的体味，会发现巴金这部现实感很强的小说中又蕴涵有对人性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深层思索。如其中对婆媳之间无休止“战争”的描写，就发掘到心理方面的深层原因，自然也牵涉到对特定伦理关系制约下的人性困境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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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特别感人肺腑，这是因为它真实。这是平民的史诗，是战争年代普通知识分子苦难生活的真实图景，是发自小人物内心的真实愤慨。和作者以往许多作品不同的是，用笔更为冷静，很少自己直接出来替主人公呼喊，注意在发掘人物内心冲突方面下工夫。小说构思匠心独运，整部作品都围绕“寒夜”这象征性的氛围做文章，意境凄凉，增强了悲剧效果，又使人很自然联想到作品所要暴露的那个黑暗冷酷的社会。《寒夜》是巴金继《家》、《憩园》之后小说艺术的又一高水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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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是一位使命感很强的作家，文学创作对他来说既是个人情思的寄植，更是一种事业，一种有益于社会进步，促进旧制度灭亡、新制度诞生的崇高的事业。他始终以战士的姿态从事创作，敢于坚持向旧事物开战，敢于喊出真实的声音，他的作品与时代的脉搏紧相呼应，在读者中有很大的感召力。巴金前期创作热烈、酣畅，40年代作品转向深沉但同样充溢着激情，以情动人是其一贯的风格。巴金的文体不算精美圆熟，也许还不属于那种可供反复推敲咀嚼的创作，但其单纯、朴素、流畅，能有声有色地表现鲜明的感情，能以整体审美氛围的营造抓住读者的灵魂，这跟他喜用充满感情色彩的词汇、动势强烈的句式和富于抑扬力度的语调也有关。巴金在现代中、长篇小说的创作方面显然是自成一家，有其不可替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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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章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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