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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金的生平不清。他的小说发表在30年代中期,属新感觉派的余光。《副型爱郁症》发表以后,受本派同人赏识,被认为“足以使一般徒负虚名的老大作家吃惊并惭愧”〔29〕。禾金的现代性非常显著,他的主题是“一切现代的都是病态的”,由此引发出全部的冲突。他具有十足的穆时英风,也是一种感伤的现代主义的品格。《造形动力学》、《副型爱郁症》里的女性,或开放、或“左”倾、或忧郁而亡,显示都市的某种生存环境。有趣的是这环境里的人所读的文学作品正是《都市风景线》(刘呐鸥)、《公墓》(穆时英)、《紫丁香》(叶灵凤),划定的是海派的自足圆圈。《蝶蝶样》揭示都市之子叛逆心理,一方面是对凶狠社会的可怕的仇视,一方面是依然不能摆脱有闲者所创立的生活情趣。这造成都市人的复杂性格。禾金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文体形式的讲究,包括感觉型句子的排列、浓冽的低回调子的酝酿、电影镜头式的不断切割,用得都极娴熟。不过他的缺欠也在这里,他太像穆时英,便很难超出穆时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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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感觉派的小说,是海派发展中的重要一支。是它把文学中的“都市”地位提高了。小说里不仅有都市中的人,还有人心目中的都市。在用外国的现代派文学来调适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方面,它受到上海的大学生和写字间职员读者群的青睐。这样才把现代话语传播到一部分市民当中去。海派经了新感觉派的这次加入,得以提高、重塑,先锋意识和由来已久的通俗意识有可能找到一些聚合点,于是向40年代的新市民小说迤逦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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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30年代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确立后进一步深化并求得发展的时期。历史品格浓厚的长篇占主导,而诗体长篇居然也同时出现,但哪一种都突破了单线条的传统长篇体制。短篇在“横截面”体的完善的同时,又追求片断的完整性、印象的统一性及无限开放地摄取人生和内心深广性。写实小说有散文化变体,也有人物高度典型化、集中化的佳作。抒情小说由直抒胸臆向创造诗的意境进而向40年代小说的哲理诗情方向发展。讽刺小说有严正的政治抨击、批判,也有更喜剧化的风俗讽刺、幽默讽刺。历史小说更是门类齐备,流派纷呈,社会派、浪漫派和心理分析派俱全,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30年代小说主流体式明显,而多样变化、不拘成规,使它成为繁盛发展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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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沈从文:《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沈从文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0页、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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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天翼:《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张天翼文集》第9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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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沙汀:《〈沙汀短篇小说集〉后记》,《沙汀文集》第7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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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迅:《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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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聂绀弩:《萧红选集·序》,《萧红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至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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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林徽因》,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95页、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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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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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孟实(朱光潜):《桥》,《文学杂志》1卷3期,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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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上海文论》198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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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废名:《新诗问答》,《人间世》15期,193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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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萧乾写有《忧郁者的自白》,为《栗子》集的“代跋”。《栗子》,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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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芦焚:《黄花苔·序》,收《黄花苔》,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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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见《掠影记》之一《灵异》、之二《还乡》、之三《苦役》,连载于《文丛》1卷2、3、4号,1937年4、5、6月。《掠影记》似未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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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西渭:《〈里门拾记〉——芦焚先生作》,《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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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西渭:《〈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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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长之:《张资平恋爱小说的考察——〈最后的幸福〉之新评价》,《清华周刊》41卷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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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叶灵凤:《七颗心的人》,《六艺》创刊号,193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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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江兼霞(杜衡):《一九三五年度中国文学的倾向·流派·与人物》,《六艺》创刊号,193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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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叶灵凤:《未完的忏悔录·前记》,《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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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适夷(楼适夷):《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文艺新闻》33期,193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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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收《创作的经验》,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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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此是刊物编者的评语,见《文坛消息》,《新文艺》2卷1号,193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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