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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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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程小青《霍桑探案外集》由大众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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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程瞻庐《唐祝文周四杰传》由大众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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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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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程小青《父与女》由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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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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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予且《如意珠》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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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王小逸《神秘之窟》由中央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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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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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蔡东藩《古今通俗演义》改版本由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共4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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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张恨水《金粉世家》由世界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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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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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德龄著、秦瘦鸥译述《御香缥缈录》由申报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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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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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予且《凤》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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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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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新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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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新诗在第一个十年里，开创了新诗的传统，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形成了各种流派；在其后期出现的蒋光慈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诗歌与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显示了诗的“大众化（非诗化）”与“贵族化（纯诗化）”两种不同发展趋向。30年代的新诗，即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出现了以殷夫为前驱、蒲风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诗人群，和以徐志摩、陈梦家为代表的后期新月派，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两大派别相互竞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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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诗歌会诗人群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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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时期中国诗歌会的创作直接承续了上一时期蒋光慈等早期无产阶级诗歌的传统（蒋光慈本人在本时期还有《乡情集》、《哭诉》等创作），又是本时期所产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个部分。中国诗歌会成立于1932年9月，它本身就是“左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作为其前驱诗人的殷夫（1909—1931年），以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与诗歌，正是显示着中国诗歌会诗人创作的一个基本特点：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有着直接的、自觉的血肉联系。中国新诗尽管从早期白话诗开始，就有强烈的时代性与现实性，但与革命政党、政治的这种思想与组织领导上的密切的联系，则是由此为启端的，其影响自是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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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会除了在上海建立总会外，还在北平、广州以及日本东京等地设有分会。上海总会有机关刊物《新诗歌》旬刊（后改为半月刊、月刊），各分会也有自己的刊物或副刊。中国诗歌会的发起人有穆木天、蒲风、杨骚、任钧（卢森堡）等人。他们在《中国诗歌会缘起》中说：“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沐浴在急风狂雨里，许许多多的诗歌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么的沉寂；一般的人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把诗歌写得与大众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这伟大的时代的。”这表明，中国诗歌会诗人一开始即自觉与同一时期后期新月派、现代派诗人相对立，要求诗歌自觉地表现大时代阶级斗争的“急风狂雨”，而不是趋向诗人的内心世界；要求诗歌缩短（而不是拉大）与“大众”的距离。据此，他们提出了如下创作口号：“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1〕。这里所显示的诗歌观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诗人站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新世纪的意识”）的立场上去把握与反映现实，也即实现“诗的意识形态化”；其二是要求“诗与诗人的大众化”。这一时期的中国诗歌会的创作由此而产生了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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