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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予且《如意珠》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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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王小逸《神秘之窟》由中央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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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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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蔡东藩《古今通俗演义》改版本由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共4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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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张恨水《金粉世家》由世界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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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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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德龄著、秦瘦鸥译述《御香缥缈录》由申报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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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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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予且《凤》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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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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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新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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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新诗在第一个十年里，开创了新诗的传统，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形成了各种流派；在其后期出现的蒋光慈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诗歌与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显示了诗的“大众化（非诗化）”与“贵族化（纯诗化）”两种不同发展趋向。30年代的新诗，即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出现了以殷夫为前驱、蒲风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诗人群，和以徐志摩、陈梦家为代表的后期新月派，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两大派别相互竞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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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诗歌会诗人群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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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时期中国诗歌会的创作直接承续了上一时期蒋光慈等早期无产阶级诗歌的传统（蒋光慈本人在本时期还有《乡情集》、《哭诉》等创作），又是本时期所产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个部分。中国诗歌会成立于1932年9月，它本身就是“左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作为其前驱诗人的殷夫（1909—1931年），以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与诗歌，正是显示着中国诗歌会诗人创作的一个基本特点：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有着直接的、自觉的血肉联系。中国新诗尽管从早期白话诗开始，就有强烈的时代性与现实性，但与革命政党、政治的这种思想与组织领导上的密切的联系，则是由此为启端的，其影响自是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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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会除了在上海建立总会外，还在北平、广州以及日本东京等地设有分会。上海总会有机关刊物《新诗歌》旬刊（后改为半月刊、月刊），各分会也有自己的刊物或副刊。中国诗歌会的发起人有穆木天、蒲风、杨骚、任钧（卢森堡）等人。他们在《中国诗歌会缘起》中说：“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沐浴在急风狂雨里，许许多多的诗歌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么的沉寂；一般的人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把诗歌写得与大众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这伟大的时代的。”这表明，中国诗歌会诗人一开始即自觉与同一时期后期新月派、现代派诗人相对立，要求诗歌自觉地表现大时代阶级斗争的“急风狂雨”，而不是趋向诗人的内心世界；要求诗歌缩短（而不是拉大）与“大众”的距离。据此，他们提出了如下创作口号：“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1〕。这里所显示的诗歌观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诗人站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新世纪的意识”）的立场上去把握与反映现实，也即实现“诗的意识形态化”；其二是要求“诗与诗人的大众化”。这一时期的中国诗歌会的创作由此而产生了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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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及时、迅速地反映时代重大事件，表现工农大众及其斗争，强调诗歌对实际革命运动的直接鼓动作用，以诗歌“催促和鼓励全国给敌人蹂躏、践踏、剥削得遍体鳞伤的大众，为着正在危亡线上的民族和国家，作英勇的搏斗”〔2〕。殷夫的《1929年的5月1日》是诗歌正面反映工人阶级自觉斗争的最初尝试。反映农村的苦难与觉醒是中国诗歌会诗人创作的共同主题。蒲风（1911—1943年）是这方面的代表诗人。他创作极为丰富，先后出版了十多册诗集。他的代表作《茫茫夜》以母子对话的形式正面揭示了农村苦难的根源，诗中塑造了一个为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战士形象。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通过农民反对建筑公路的斗争，反映了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与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的深入。蒲风的诗以题材的尖锐性、重要性、及时性取胜，善于渲染革命情绪，铺写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场面，气魄雄壮，情调高昂，采用自由诗的形式，常取得直接的鼓动效果。另一位中国诗歌会的代表诗人杨骚的《乡曲》真切地反映了30年代农村的破产与骚动，借以表达“人民必然走向革命”的意识形态命题。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成为时代中心以后，中国诗歌会又及时提出了“国防诗歌”的口号，创作了大量的鼓动抗日爱国热情的诗歌。蒲风的《我迎着狂风和暴雨》、《钢铁的海岸线》，柳倩《震撼大地的一月间》，穆木天的《在喀林巴岭上》，温流的《青纱帐》，焕平的《一二八周年祭曲》等，就是其中的力作。中国诗歌会诗人的上述努力，扩大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并表现了强烈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别具一种刚健、粗犷、壮阔的力的美，以及历史沸腾时期的昂扬的激情，即使在经过历史的冲刷后，人们重读这些作品，“仍觉得心怦怦然，惊叹他在写作时的气魄与情感”〔3〕。这样的美学风格是传统文人诗歌里所缺乏的；鲁迅高度评价说它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4〕这对于中国新诗美学及风格无疑是一个新的开拓与发展。但中国诗歌会诗人的创作也存在明显的不足：把诗歌作用归结为直接的宣传与鼓动，容易忽视诗歌本身的艺术特质，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他们的产生于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急风暴雨中的时代战歌，大都是急就之章，艺术上比较粗糙；把反映现实生活重大题材推于极端，完全否定与抹杀了非重大题材的作品，也导致了诗歌的单一化。中国诗歌会的创作，开始扩大了新诗的表现领域，以后由于思想、艺术观念的片面、绝对，却导致了另一种形式的狭隘化：我们所面临的正是这样复杂的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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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诗歌会强调“诗的意识形态化”，这自然大大加强了诗的理性化色彩与主观性；但作为诗歌的“主体”的，却并非诗人自己，而是奉行战斗集体主义的群体（革命队伍及其领导者革命政党）。因此必定要强调“自我”在“集体”、“小我”在“大我”中的融合。殷夫的诗歌发展道路是一个典型。收在殷夫《孩儿塔》诗集中的早期诗歌大都沉溺于爱情与自然的咏歌中：“我的爱是一朵玫瑰，五月的蓓蕾开放于自然的胸怀”（《呵，我爱的》）。那“河中最先的野花”就是浸透了殷夫个性的艺术形象：“远星的微光死灭，/勇敢的灵魂孤单，/她忍受着冷风的吹刮，/坚定的心把重责负担，/问何时死漠重苏？”（《祝——》）。既勇敢、坚定地呼唤“死漠重苏”的春天到来，又难以排遣内心的孤寂，这时候殷夫的自我于人民革命的时代主潮是既向往而又隔离的。而当殷夫与他出身的阶级“告别”（《别了，我的哥哥》），投身于革命洪流，“自己也成为大众的一个”时，他就感到了“个人”融合在无产阶级“集体”中的喜悦与幸福。这在他的代表作《1929年5月1日》里有着十分真切动人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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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入人群，高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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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我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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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响应，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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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街上是我们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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