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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徐迟《二十岁人》集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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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艾青《大堰河》集自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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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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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戴望舒《望舒诗稿》自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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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朱自清《新诗杂话》、茅盾《论早期白话诗》发表于《文学》新诗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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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蒲风主编（后由雷石榆主编）《中国诗坛》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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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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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鲁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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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鲁迅杂文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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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事实上，鲁迅的名字是与杂文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引起最大争议的，也是鲁迅的杂文。从鲁迅生前，直到现在，对杂文，特别是鲁迅杂文的否定与嘲讽，就从未停止过。尽管人们无数次地宣布：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尽管鲁迅自己也一再表示希望他的攻击时弊的杂文“与时弊同时灭亡”，但一个无情的事实却是，鲁迅的杂文始终为一切关心与思考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人生、人性……问题的中国人（中国青年）所钟爱，鲁迅的杂文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现实中活生生的“存在”，对正在进行（发展）的中国思想、文化（包括文学）发生作用，对现实的中国人心产生影响。它可以不断地重新发表，仍然给读者以仿佛针对当前的现实而写的感觉；它能够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受，新的发现，常读而常新。对以上似乎矛盾的阅读现象的进一步思考，可以发现鲁迅杂文的如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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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为一种报刊文体，杂文与现代传播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人们说起杂文，特别是鲁迅的杂文，总是要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语丝》、《莽原》、《京报副刊》、《晨报副刊》，30年代的《萌芽》、《太白》、《文学》，《申报·自由谈》等等，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意义上，杂文是富于现代性的文体；或者说，它是现代作家（知识分子）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他所处的时代、中国（以及世界）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方式。鲁迅正是通过杂文这种形式，自由地伸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迅速地接纳、反映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做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并及时地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随着现代传播对人的现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响，杂文（包括鲁迅的杂文）也就真正深入到现代生活中，并成为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作用与价值是其他非报刊文体所不可能具有的。正因为杂文与“现在时（正在进行时）”的生活有着如此密切的互动关系（用鲁迅的说法，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它也就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忠实的记录。鲁迅对此有着相当的自觉与自信；他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1〕，“‘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2〕。鲁迅曾经“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这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3〕；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鲁迅的杂文不仅是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哲学、道德、文学、艺术，乃至经济、军事……的“百科全书”，而且以其对中国现代国民的文化心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以及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真实、生动而深刻的描绘，成为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人们说，要了解中国的特别国情，就要了解创造这特别国情的中国人；而要了解中国人，莫过于细心阅读鲁迅杂文这一文献：这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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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鲁迅曾这样说：“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现一种叫做杂文的东西”；但他又说：“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4〕这就是说，杂文是一个未经规范化的文体，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无体之文。“无体”固然会给它的学习、推广、再生产造成困难，却同时提供了特别大的自由创造的空间。“以为非这样写不可，就这样写”，一切出于内心自由欲念的驱动，最方便地表达自己。可以说，正是杂文这种“无体的自由体式”使鲁迅天马行空的思想艺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们看到鲁迅是那样自由地飞翔于杂文这块广阔的天地里，进行着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性的思考，无忌地出入于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心理、民俗、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以至自然科学……等各门学科，无拘地表现自己的大愤怒，大憎恶，大轻蔑与大欢喜，将各种艺术形式——诗的、戏剧的、小说的、散文的、绘画的，以至音乐的……熔为一炉。鲁迅正是利用杂文的形式，发挥他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与想像力，进行他的文体试验；在这个意义上，“杂文”又确实是具有某种先锋性的。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足以发挥他的创造天才的，也可以说是最适合于他的文体。正因为如此，鲁迅的杂文，就具有了某种不可重复性。鲁迅杂文的这种“个人性”其实倒是体现了“文学的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的，从而具有某种典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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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鲁迅杂文的思想、艺术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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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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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5〕。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五四”时期对封建旧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热风》）；“五四”后对中国历史、国民性的解剖（《坟》）；“五卅”运动与“三一八”惨案中对残杀中国人民与青年学生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揭露与抗争，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大革命失败后对于国民党对革命青年的杀戮的抗击（《而已集》）；20年代末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三闲集》）；30年代初对国民党政府支持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与新月派的论辩（《二心集》）；与“第三种人”、论语派等的诘难（《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对以上海为中心的30年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商业社会的透视与批判（《花边文学》、《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对明清思想、文化、学术，以及儒、道各家的重新审视与清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且介亭杂文末编》及《附集》）。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不挠的批判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地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因此，几乎从诞生那一天起，鲁迅的杂文（连同它的作者）就遭到否定，抗拒，以致辱骂，从当年的“刀笔吏”（“现代评论派的君子”语），“睚眦必报”（“创造社的才子”语），“不满于现状的批评家”（“新月派的绅士”语），直到今日明里暗里、口诛腹诽的“鲁迅好骂人”之类：这也是从未停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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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鲁迅从不后悔于自己的选择，他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6〕鲁迅是因为感同身受着中国社会的“弱者”（无地位者，不被承认者，受压迫者）的痛苦，而自觉地进行他的反抗（复仇）的。鲁迅以不断地批判来体现自身（包括自己的文学）的价值，他也许是有着更为充分的理由的：在他看来，“真的知识阶级”（也可以说是区别于传统士大夫知识阶层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7〕。这就是说，现代知识分子与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有着一种不相容性，“批判”是他们与现实惟一的联系点，他们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揭示现实人生，社会现存思想文化的困境，以打破有关此岸世界的一切神话。鲁迅说，“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其实社会只有在这种不断批判中才得以进步，即鲁迅所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8〕。这样的“不自满”者自然是有着自己的“理想之光”照耀着他的批判的。鲁迅认为，首先要争到“人的价格”，成为“真的人”，当务之急，“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者，全在批判之列；他认为，“争存于天下”，“首在立人”，〔9〕更要求着人的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因此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民族的奴役，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奴役，老人对少年的压迫，知识垄断的压迫，或反过来对知识的压迫，强者对弱者的奴役，社会对个人、多数对少数的压迫，等等），并几乎在现实社会的一切方面都发现了这种奴役与压迫关系的延续与再生产，他的批判也就永无终结。可以看到，鲁迅在他的杂文中所达到的难以置信的批判广度，以及为人（包括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奴役他人者，被他人奴役者）所难以接受的批判的深刻性与尖锐性，正是根源于他的“立人”的理想与彼岸关怀。看不到鲁迅杂文里的批判背后的理想，否定中的肯定，也同样难以真正接近（理解）鲁迅杂文的否定性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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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反常规”的“多疑”思维烛照下批判的犀利与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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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就是一种文学家的观照。而且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10〕。因此，他最为关注、并且要全力揭示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也未必完全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鲁迅有一篇著名的杂文：《论“他妈的”》，就是从中国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国骂”的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并做出如下判断：“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依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今天的有良知的中国人读到这段话，大概仍不免脸红心跳：鲁迅把我们国人的心理弱点实在是看透了。许多戏迷都喜欢看“男人扮女人”，鲁迅却做了这样的分析：“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这似男非男、似女非女的艺术正是“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11〕，它不仅表现了中庸之道下的中国民族病态心理，而且反映了封建性压抑下的性变态。此种心理是人们所不想说、不便说的，鲁迅一说，就成了“刻毒”。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法，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以此方法去读报：“例如近几天报章上记载着的要闻罢：一、××军在××血战，杀敌×××××人。二、××谈话：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倘使都当反面文章看，可就太骇人了”〔12〕：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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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著名的学术随笔里，谈到嵇康、阮籍，学术史、思想史上“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这几乎已成定论；但鲁迅却依据当时人所谓“崇奉礼教”，其实是借以自利，提出了另一种独到的心理分析：真正信奉礼教的老实人对此“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于是得出了不同前人的结论：嵇、阮之毁坏礼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潜意识里）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这里还有一例：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大杀革命党人；于是有人著文大加谴责，以为他不该“错杀党人”。鲁迅却提出“异议”，说“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结论：“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13〕。鲁迅杂文的这些分析、论断，常对读者的习惯性思维构成一种挑战；但细加体味，却不能不承认其内在的深刻性与说服力。由于鲁迅的杂文往往具有某种试验性与先锋性，读者对鲁迅杂文的接受，必有一个从陌生到逐渐熟悉、以至由衷地叹服的过程。鲁迅杂文之“难懂”，大概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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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像力）。人们最感惊异的是，鲁迅能够把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人和事联结在一起：他总是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这在鲁迅的杂文中，几乎是俯拾皆是，构成了鲁迅杂文中的基本联想（想象）模式。例如，文人雅士的小品文“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与“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小品文的危机》）；“批评家”砍杀杂文的高论与孔雀翘尾巴露出的屁眼（《商贾的批评》）；失势的党国元老与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新药》）；文坛高士的“归隐”与官场俗子的“瞰饭之道”（《隐士》）；庄严的“现代史”与骗人的“变戏法”（《现代史》）等等。在鲁迅的联想的两端，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经鲁迅妙笔牵连，就达到了“神圣”（之人，之物）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这其实是揭示了更大的真实的，被嘲弄者（也即自命的“高贵者”）一方越不齿于此，越是仿佛被追慑其魂一般，摆脱不掉，自然视为“刻毒”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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