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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病后杂谈》发表于《文学》月刊第4卷第2号，收入《且介亭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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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弄堂生意古今谈》发表于《漫画生活》月刊第9期，收入《且介亭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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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集外集》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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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作《采薇》、《起死》，收入《故事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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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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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故事新编》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为文学丛刊第1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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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阿金》发表于《海燕》月刊第2期，收入《且介亭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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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花边文学》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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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死》发表于《中流》半月刊第1卷第2期，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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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半夏小集》发表于《作家》月刊第2卷第1期，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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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女吊》发表于《中流》半月刊第1卷第3期，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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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 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是鲁迅最后一篇未完成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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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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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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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散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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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共两党的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之后，全社会变得空前政治化，阶级对抗的气氛紧迫，各种文学思潮的竞争带上浓重的政治与党派的色彩，散文创作也不可能不受此影响：无论强调贴近现实政治还是主张远离政治，其实都是政治化所导致的结果。因此，30年代散文创作的派系，通常都以政治倾向来划分，即属于左翼作家的散文，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的散文，以及政治态度比较超越的京派及其他作家的散文，等等。这种政治化的分野的确是30年代散文的一个特征。但如果顺着“五四”以来散文发展的脉络来考察，会发现30年代散文创作的文体意识比前一时期大为加强，不同创作理路的追求往往不只是反映着政治倾向的分野，在更大程度上还体现为对散文的社会功能与文体要求的不同理解。这些分歧为当时政治化的形势所加剧，激发不同派系的作家朝着散文创作各个不同的路向探求，并且都各有收获，使散文发展走上了更加宽阔的道路。30年代的散文并没有因为政治化和诸多论争而走向危机，相反，由于多方面的艺术探求而获得了生机，杂文、小品文和抒情性散文都各自有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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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林语堂与幽默闲适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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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前期，文坛上曾风行过幽默小品与闲适小品，活跃了散文创作，拓宽了散文文体探索的路子，是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引人注目的现象。推动这一风气的是后来被称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1895—1976年）。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了《论语》半月刊，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创办了《人间世》与《宇宙风》两刊，都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的创作。几种刊物都很畅销，并一度吸引过众多作家写稿。经常为《论语》撰稿的就有林语堂、周作人、俞平伯、老舍、郁达夫、丰子恺、简又文、老向、陶亢德、邵洵美，等等。鲁迅、茅盾也曾在该刊发表文章。在《论语》、《人间世》的影响下，还出现过《逸经》、《谈风》、《西风》以及《文饭小品》、《天地人》等同类性质的一批杂志，更助长了幽默闲适小品的创作风气。一时间幽默之风盛行文坛。小品文创作还寻根问祖，经周作人、林语堂的提倡介绍，明末公安竟陵派所谓“独抒性灵”的小品尺牍，纷纷标点出版，历来为正统古文家所轻视的“信腕信口”的晚明小品，成了争相模仿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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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年代，林语堂就曾撰文将西方的humour译成“幽默”并加以提倡〔1〕。《语丝》上发表的某些杂文，也有过浓厚的幽默味。林语堂在30年代创办《论语》等刊物，重新大力提倡幽默，除了作为一种美学追求，更是作为一种写作立场，一种人生姿态。林语堂也讲要面对现实，不过并非干预和批判现实，也不攻击任何对象，而是站在比较超远的立场上，以戏剧看客的姿态，“看这偌大国家扮春香闹学的把戏”，并将其滑稽可笑之处写出。林语堂解释“幽默”的含义时，很注重其与讽刺的区别，在他看来，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后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因此，幽默必须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的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林语堂所追求的是对现实作冷静超远的旁观，是除去讽刺的心灵启悟，显然不同于当时左翼作家所主张的战斗的批判现实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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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又主张小品文应“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2〕他为《人间世》定位是：其提倡小品，“不能兴邦，亦不能亡国，只想办一好好的杂志而已，最多也只是提倡一种散文笔调而已”。显然，这也是针对当时主流派文艺家强调意识形态，强调文艺的社会使命的观点的。不过，林语堂的确在创造一种散文笔调，闲适是这种笔调所形成的文体特征。林语堂指明闲适笔调的小品“认读者为‘亲爱的’故交，作文时略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此种笔调，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吐露，或者谈得畅快忘形，出辞乖戾，达到如西文所谓‘衣不纽扣之心境’”〔3〕。林语堂认为幽默也好，闲适也好，最终都为着解脱性灵，而广达自喜，潇洒自在，便是他所认为的小品文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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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那种阶级对抗紧迫的气氛中，林语堂及其所代表的“林派刊物”刻意提倡“超远”的立场，与现实拉开距离，去追求幽默、闲适与独抒性灵，很自然就站到了文学的主流圈外，并引起左翼文坛的反向批评。1934年9月创刊的《太白》和1935年创刊的《芒种》，是两份左翼倾向的文学杂志，就有意与“林派刊物”唱对台戏，彼此间还发生过论争。左翼作家不满意林语堂将幽默、闲适作为散文的中心格调，指责其专讲闲适、性灵导致与时代脱节。在《论语》创刊周年时，鲁迅应林语堂之邀写了《〈论语〉一年》，其中肯定了《论语》发表过许多讲真话的文章，同时认为在那个“皇帝不肯笑，奴隶是不准笑”的时代，是难于“幽默”起来的。应当警惕“幽默”的沦落，以免“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这并非对林语堂及其刊物的论定，却也是一种规劝。在稍后发表的《小品文的危机》中，鲁迅更是指出不该把小品文当成“小摆设”，因为“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经验。林语堂并没有听鲁迅的规劝，他选择的毕竟是和左翼作家不同的道路：与现实拉开距离，以自由主义立场写“热心人冷眼看人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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