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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曹禺《日出》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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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上海《大晚报》学生部举行《罗米欧与朱丽叶》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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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章泯、葛一虹编《新演剧》半月刊在汉口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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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夏衍《上海屋檐下》由戏剧时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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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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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第三个十年（1937年7月—194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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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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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战争制约下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分割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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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展开。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但随后三年又发生了全国内战，战火一直燃烧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二年连绵的战争使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又是我们民族从血火中走向新生的历史大转折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要求文学担负起民族救亡的使命。从“五四”以来发展着的新文学运动不能不调整步履，适应战时的形势，形成了不同于二三十年代的另一种文学史景观。这十二年的文学（通常又称40年代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和战争与救亡发生紧密的联系。战时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包括思维方式与审美心态，促成了许多唯战时所特有的文学现象；战争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写作心理、姿态、方式以及题材、风格。即使是某些远离战争现实的创作，也会不自觉地打上战时的烙印。而且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发展，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时代审美倾向，这又决定着不同的创作潮流与趋势，文学发展的时段性显得很明晰。和其他历史时期不同之处在于，战时形成的地缘政治文化，对文学的发展、风貌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这一时期全国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政治区域，即：国统区（国民党统治的地区）、解放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敌后根据地）、沦陷区（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地区）及上海“孤岛”（指1937年11月日军占据上海后，租界处于被包围之中的特殊地区，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日军进入租界为止）。文学史家通常便以不同的政治区域为文学分割命名，如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上海“孤岛”文学和沦陷区文学等等。几个区域的文学都受战争环境（乱世）的影响，又都共同承接着“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传统，有着同属于“40年代文学”的共性的方面；但如果要比较具体地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历史，就必须注意到：不同区域社会制度与政治文化背景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文坛的状态，各个区域的文学面貌也有所不同。由于国统区在全国所占面积最大，拥有作家最多，而且有不同的流派倾向，文学思潮与创作都比较活跃，所以比起其他区域文学来，也更能代表“40年代文学”的主潮。然而在不同的战争阶段，文坛的变化巨大，呈现不同的基调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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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是抗战初期，整个国统区文学的基调表现为昂扬激奋的英雄主义。“救亡”压倒了一切，文学活动也就转向以“救亡”的宣传动员为轴心。“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始终关注的启蒙的主题，包括“个性解放”或“社会革命”的主题，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也都暂时退出了中心位置。“救亡”焕发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昔日因政治或文学观点的不同而彼此对立的各家各派作家，此时也都捐弃前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实现了统一。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发起人包括各方面的代表97人，选出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理事45人，其中有：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等。由老舍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文协”在全国各地组设了数十个分会，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自1938年5月4日创刊，至1946年5月终刊，先后出版了71期，是贯通抗战时期的惟一刊物。“文协”的成立标志着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以及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等几种文学运动的汇流，组成了文学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包括国共两党作家在内的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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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协”成立时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战争现实生活，毫不勉强地为众多不同派别的作家所接受。过去丛集在上海、北京等大都市的作家，这时都走出亭子间和书斋，分散到各地，或投笔从戎，或参加战地群众工作。作家们的生活环境根本变了，真正接触和体验了民众的现实生活，思想情感和创作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艺创作活动在非常实际的意义上与广大民众结合，这种结合的广度与深度又是空前的。文学必须充当时代的号角，必须直接反映现实，必须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这些观念都成为众多作家的共识。在国难当头，炮火连天的时刻，作家们没有情绪去咀嚼争辩文学性呀、审美呀等等似乎显得不合时宜的问题。文学创作有了共同的爱国主义的主题和共同的思想追求：表现民族解放战争中新人的诞生，新的民族性格的孕育与形成。甚至情绪与风格上也彼此相同，无不在热诚地渲染昂奋的民族心理与时代气氛，英雄主义的调子贯穿一切创作，表现出来的统一的色彩，鲜明而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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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体看，首先，战前并不发达的报告文学和通讯此时成了最热门的体裁，战地通讯或有关抗战英雄业绩的报告在各种报刊上大量发表，新闻性、纪实性显得比文学性更受作家的重视，也更能得到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中的读者的欢迎。其次，是诗歌朝广场艺术的方向发展，发表量猛增。各种诗歌体式都有往“广场艺术”靠拢的倾向，普遍追求通俗、鲜明、昂扬，还出现了墙头诗、传单诗、枪杆诗等便于鼓动宣传的形式。再次，是各种大众化的小型轻便的文艺形式在文坛唱了主角。如解说宣传抗战的故事、鼓词、唱本、街头剧、戏曲，还有活跃在各基层的壁报文学，都以通俗易懂、有鼓动性为目标，紧密配合了抗战的宣传工作。一种独特的现象是：作家们大都真诚地放弃了自己的个性追求，希望和广大民众一起高唱时代的进行曲：“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祝福！我们的人民/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在这大合唱里人们很难听出这就是那位“雨巷”诗人戴望舒的声音。历来所讨论的“大众化”问题，此时都成为作家们自觉的行动。许多著名的作家，如老舍、田汉，这期间都丢开自己原来所熟悉的形式而迁随民众，写大鼓词、街头剧之类的通俗宣传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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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文学强调服从于“救亡”这一时代中心，强调的是文学的功利性宣传性，表现了现代文学与民族命运血肉联系的特质，这正是现代文学作为振兴过程中落后国家的民族文学所特具的优越性与生命活力。但是“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这一普遍的认同及昂扬乐观的爱国主义文学潮流下面，又潜伏着一些不利于文学健全发展的问题，那就是文学战斗性时代性的获取，是以文学的多样化、个性化的部分丧失为代价，而作家们又大都为此陶醉在廉价的乐观主义中，这表明了现代文学的不成熟。如一位评论家当时所说：抗战初期文学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作家们满足于“廉价地发泄感情或传达政治立场”，这是新文学运动里的顽症，由于战争以来“政治任务底过于急迫，也由于作家自己的过于兴奋，不但延续，而且更加滋长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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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特别是以1941年皖南事变为标志，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逆转，社会心理与时代气氛、情绪也为之一变。初期受速战论鼓动的昂扬激奋的社会心理，已经慢慢沉静下来，人们开始正视战争的残酷性和取得胜利的艰巨性，正视由于战争而沉渣泛起的各种封建文化的积垢及现实中的腐败现象。作家们随着这种时代心理的变化而转为沉郁苦闷。“热情凝固了，幻想破灭了，光明晃远了，代替了这的是新的苦闷和抑郁。”〔2〕这是当时一位诗人所言，很能代表文坛的普遍情绪。这种“新的苦闷和抑郁”不仅仅是个人的，更是民族的、时代的，是抛掉廉价乐观之后的清醒，是对战争前途、民族命运的忧虑，具体来说，则又包含着对于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中国社会痼疾的正视与思考，本质上反映了一种民族精神的觉醒。评论家胡风当时就指出：这里既“没有了战争初期的那一种兴奋，但也不同于战前的忧伤的低诉，而是将要成焰的浓烟，蒙着灰皮的火炭”。〔3〕幻想消失之后，作家更加面对现实中新的和旧的痼疾和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认识到不进行根本的社会制度的改造，人的改造，我们的民族不会获得新生。这样，作家在苦闷和抑郁中开始了更加深刻的思索——出于一种对民族命运、祖国前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重新认识我们的民族，重新认识自己，为民族的振兴寻找新的出路。这意味着在作家的观察与描写视野中，“民族命运”仍然处于前景地位，但“社会”与“个人”都从不被注目的后景成为前景中不可或缺的层次。这是向多层次思维、全方位观察的一个重要转变；文学的艺术表现也必然要追求其应有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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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是爱国主义主题的扩展与深入，同时意味着题材的纵深的立体的开拓与发掘。作家一方面面对现实——不是唱表面的廉价颂歌，而是深入民族生活的底蕴，深入揭露阻碍抗战、阻碍民族更新的现实黑暗势力和解剖民族痼疾；一方面转向历史——或者从漫长的民族历史中，寻找民族脊梁，发掘民族美德，总结民族历史经验教训，作为现实的借鉴，由此形成了以郭沫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热潮；或者从生活的再现中去探讨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性格的优劣得失，萧红的《呼兰河传》、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北京人》、《家》都是这样的代表作；另一方面则面向自己，在抗日战争的广阔背景下，描写爱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探讨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于是，出现了现代文学史上又一个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创作高潮，产生了小说《财主底儿女们》（路翎）、《困兽记》（沙汀）、《引力》（李广田）、《春寒》（夏衍）及戏剧《法西斯细菌》（夏衍）、《雾重庆》（宋之的）、《岁寒图》（陈白尘）、《万世师表》（袁俊），长诗《火把》（艾青）等代表作。作家们在对上述三方面的主题、题材的开掘中，由于有了探讨民族命运这样一个总的思想背景，因此，都自觉地追求历史感，这就给上述题材创作带来了新的文学风貌：现实的黑暗、民族的痼疾，在“历史”的俯视下既显出它的全部荒诞性，又以其滞后的历史惰性力量给人以重压，这样，揭露现实的作品就往往有交织着冷峻苦涩的喜剧感，沙汀的作品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回顾历史则从对这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传统的历史沉思中获取了或是感伤、凄婉（如萧红《呼兰河传》、曹禺的《家》），或是崇高（如郭沫若的历史剧）的诗情，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将所谓“传统美德”（其中可能又掺杂着封建性因素）诗意化，在民族情绪的高扬中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反封建的思想锋芒反而有所削弱。探索知识分子道路的作品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朴素性和单纯性，向更注重人物内心开掘的现代心理现实主义发展；在作家笔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既为寻求民族振兴之路而苦苦求索，又为挣脱传统因袭重担而苦苦挣扎，充满了历史的沉重感，他们的历史道路被涂抹上浓重的悲凉色彩。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可以看到现代文学一面向着民族现实与历史土壤的深层深入，一面重又获得了前一时期曾经失去（至少是部分失去）的文学品格，无论文学内容，还是美学风格都呈现出了多样化趋向，显示出特定的历史时代所特具的沉郁、凝重而博大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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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样的内容、风格相适应，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形式就是长篇小说、多幕剧、长篇叙事诗与抒情诗。这跟当时普遍追求“史诗格调”的创作倾向有关。这是民族经历巨大痛楚而奔向解放的时代，是英雄业绩层出不穷的时代，同时也是腐朽与新生激烈搏杀的时代，作家们为这样的大时代所振奋，憬悟到只有史诗格调才足以表现这个伟大的年代。许多作家都不约而同搞“大体裁”，力图以史诗的规模去记录大时代的面影，以更为宽广的历史视角去展示复杂的社会生活变迁。抗战初期那些取材重大战役和历史事件的多幕剧，如《保卫卢沟桥》、《台儿庄》等等，题材本身就有壮怀激烈的史诗性，但由于只注重英雄气氛渲染与煽动宣传效果，未能成为真正的史诗。到了抗战中后期，作家心态由昂扬愤激转为冷静沉郁，创作也开始从浮面的渲染转向深层发掘，不满足于鸟瞰式写大场面，而往往通过一个或几个人的生活历程，或一个村落、一条胡同的变迁，去映现一个大时代的历史动向。如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巴金的《火》，老舍的《四世同堂》，靳以的《前夕》，吴组缃的《山洪》，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等，都从具体的生活一角架起历史的长镜头，力求展示广阔丰厚的社会生活内容，使作品尽可能具有史诗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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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案，由此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民主运动的热潮。这个运动从抗战后期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这是“五四”以后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民主运动，文学再一次因为与民主运动的血肉联系而获得了活力。文学的主题与题材大体上是沿着前一时期的开拓继续发展，而又更集中于两个领域：对黑暗的诅咒与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的否定，以及知识分子在新时代到来之前的自我内省与历史总结。创作的时代烙印也越发鲜明，各类题材、体裁的作品几乎都笼罩着时代大转折时期所特有的氛围：紧张、愤激、嘲谑和痛苦，希望、期待、焦躁与不安，从而呈现出繁复的音响（与同一时期解放区文艺的明朗、单纯形成鲜明对比）；但仍然可以看出讽刺的主调。突出的现象是讽刺暴露性的喜剧增多，如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陈白尘的《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升官图》，宋之的的《群猴》，吴祖光的《捉鬼传》，或揭示战争中的人情世道，或概括乱世中的丑恶社会现象，或讽刺官僚制度的腐朽，都以不同的风致给话剧创作带来新的气象。其他文学体裁也大都突出显示了以讽刺为主要手段的喜剧性色彩，如小说中的《围城》（钱钟书）、《八十一梦》（张恨水），诗歌中的《马凡陀山歌》（袁水拍）、《宝贝儿》（臧克家）、《追赶时间的人》（杜运燮），以及冯雪峰、聂绀弩的杂文，等等，都是明显的喜剧性作品。旧中国已走到如马克思所说的“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的阶段，这种“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行将就木的旧制度旧角色表现出空前未有的历史谬误，这在敏锐地感受到历史曙光并真诚地期望着新社会的作家心灵上所激起的感情，就表现为讽刺性的喜剧主调，而且越是临近新中国的诞生，表现得越是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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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着这一时期国统区文学面貌的，当然不止于历史、时代的因素，还有文学的因素。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解放区文学的影响下，一部分作家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方向发展。不可忽视的还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从抗战文学发展的上一时期开始，作家们在苦闷彷徨中探索文学深入发展的道路时，又大大加强了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在上海以《时代》杂志、《苏联文艺》与时代书报出版社为中心，及时输入了《青年近卫军》（法捷耶夫）、《日日夜夜》（西蒙诺夫）、《虹》（瓦西列夫斯卡娅）、《前线》（考涅楚克）等苏联反法西斯文学。在国统区则出现了介绍俄国及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现代作品的热潮，雨果《巴黎圣母院》（陈敬容译）、屠格涅夫《处女地》（巴金译）、巴尔扎克《高老头》（傅雷译）、司汤达《红与黑》（赵瑞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朱生豪译）、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高地译）、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等俄罗斯及西方文学的里程碑著作，以及西方现代诗人里尔克、艾略特、艾吕雅、奥登的作品，都是上一时期及本时期陆续介绍到中国来的。这是继“五四”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艺术引进。仅仅根据最粗略的观察，至少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国统区文学的两个重要流派——“七月派”（特别是以路翎为代表的小说家）与“九叶集”诗人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以及西方现代派诗人那里汲取了有益的养料，促进了小说与诗歌的现代化，使其更接近现代复杂、快速的生活节奏。这一时期国统区作家所表现出来的与民间文学、世界文学接近的趋势，以及关于文学群众化与现代化的努力，是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道路很好的综合、总结，并在实践上将现代文学的创作水平提高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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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抗战及其后国统区创作基调是沉郁凝重，或间杂有喜剧性的批判色彩，那么解放区创作的基调则是明朗、素朴，两者形成鲜明的比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扩大为解放区）实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红色政权”，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摧毁地主阶级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变革。在这种历史巨变中，几千万在政治上翻身的农民提出了文化翻身的历史要求。这是解放区文学产生的前提。卢沟桥事变以后，许多作家陆续从上海、北平等都市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及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相结合，使延安及各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文艺性的刊物纷纷创办，如《文艺战线》、《战地》、《诗建设》、《文艺突击》、《草叶》、《谷雨》、《文艺月报》等等，并先后出现许多文艺社团。1939年前后，多数作家和文艺家都参加了各种文化工作团体，如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敌剧社、太行山剧团、冀中火线社等等，除了创作演出，还协助广大农村开展群众文艺运动。据统计，仅华北太行山区1940年就有村剧团一百多个，而冀中和北岳的剧团、文工团到1942年5月就有一千个以上，它们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鼓舞抗战斗志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群众性文艺运动还涌现了一批农民诗人、农民作家，他们用纯粹的民间文艺形式来写作和演唱，许多专业作家也从他们的创作中获得启发，学习运用民间文艺形式来创作。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专业作家与群众文艺运动结合，中国传统民间文艺在现代新文艺的启迪下得以蓬勃复兴，反过来，民间文艺的创造活力又补充丰富了现代新文艺。对于自诞生以来就主要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新文学来说，这种来自民族传统和民间文化的推动力，是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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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现象，解放区文学在处理作品题材、主题以及人物描写方面有其鲜明的特点。作家们很少再写以往新文学中常见的知识分子个人的情感生活，甚至也很少注意对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黑暗的揭露，所取替的是对新社会新制度的赞美以及对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热情描绘，普通的农民、士兵、干部成为作品中重点表现的对象，翻身解放了的“新人”成为文学的主角。这一切，对多数作家来说又都是真诚的，他们以自己能够带着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感情来表现这些新题材、新主题、新人物而骄傲。以《人民文艺丛书》所收的177部作品为例，其中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军队生活的101部；写农村土地改革、减租、复仇清算等各类阶级斗争的，以及反对迷信、文盲、不卫生、婚姻不自主等封建现象的，共41部；写工农业生产的16部；写陕北土地革命时期革命历史故事的7部；其他如写干部作风等，有12部。这个题材分布可以看出解放区文学集中于写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劳动生产，现实性、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其所表现的新的生活形态风貌，也是文学史上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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