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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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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萧军主编《文化报》在哈尔滨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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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黄谷柳《虾球传》在《华商报》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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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编辑的《中国作家》季刊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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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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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 阮章竞《赤叶河》由太行新华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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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在香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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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周立波《暴风骤雨》上卷由东北书店出版，下卷次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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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茅盾、巴金编辑《小说》月刊在香港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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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朱自清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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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由青林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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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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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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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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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赵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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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文学诸多杰出的作家中，赵树理（1906—197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有地道的农民气质，能自然自在地写出真正为农民所欢迎的通俗乡土小说，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无论从新文学发生以来就始终在探索的大众化课题来看，还是从解放区文学与当代的历史关联来看，赵树理的出现都是重要的文学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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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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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赵树理在解放区的文坛上崭露头角，他的《小二黑结婚》等通俗小说尚未引起知识分子圈子中作家充分认可时，作为共产党文艺政策发言人的评论家周扬就敏锐地指出：“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1〕这种评价包含有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文艺发展的一种展望，赵树理被解释为一种新型文学方向的代表，是能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由于赵树理的创作顺应了大众化的文艺方向，这种“方向性”的提倡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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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二三十年代涌现的许多新文学作家相比，赵树理的确是一个“新人”，带有显然不同于前两个十年的作家的新的历史特点。赵树理创作现象的出现是以解放区特定的历史环境为前提的。在解放区，以农民为主体的普通民众在推翻了封建统治之后获得了初步的经济和政治的翻身，随即要求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比较通俗而又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文化艺术，呼唤贴近他们生活的能与他们气息相通的作家。赵树理以及大批实践了“赵树理方向”的作家适应了这种历史要求。这其实是新一代的作家，这代作家（主要是抗日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作家）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有着最密切、最深刻的血肉般的精神联系。赵树理即是深深植根于农村，从思想气质到生活习惯都彻底农民化了的。他出身山西沁水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体验农民生活的艰辛，接受民间艺术与农民语言的熏陶。以后他在长治师范学校读书，接触了现代科学文化，特别是现代文学，觉察到现代文学所存在的脱离民众的根本弱点，立志“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2〕。赵树理对于他的拟想读者与描写对象——普通的中国农民达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正如赵树理自己所说：“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话”。〔3〕赵树理与他的描写对象在思想感情上往往能融为一体，以至赵树理可以说：小说中人物流的血，“连我自己也差一点染到里边去”。〔4〕赵树理追求大众化主要是出于一种生活实践的内在的要求，是与农民进行精神对话的自然需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赐给，所以他不像二三十年代许多提倡大众化的革命作家那样，写出来的作品总是有些隔，往往“衣服”是民众的，“品貌”仍是知识分子的。能够忠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并真正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这是赵树理（及其所代表的）这一代作家最突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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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及其所代表的这一代作家的另一个重要历史特点是，他们首先是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者，然后才是作家；他们直接参加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长期忘我地在农村基层参与农村变革，他们的创作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变革的文学记录。生活创造者与生活描写者统一的这种社会实践和创作方式在赵树理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决定着他（及他所代表的一代作家）的文学观及创作姿态。赵树理明确地说明：“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赵树理的这种“问题小说观”，使得他能够深入到实际生活的深处，去揭示和针砭社会变革中的偏差与弊端；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村变革与其相应的方针政策对农民命运、心理、情绪的影响，成为赵树理观察与表现农村生活的重心所在。他自觉地追求创作对现实生活的紧密配合的宣传、鼓动作用与指导作用，又不滞留于公式化概念化的困境，他的作品除了融入对农民的挚爱情感，也融入历史考察的理智。这都构成了赵树理创作的历史特点。不用说，这同时包含着历史的特殊长处与历史局限性，并预伏着一定的危机。当农村变革运动及采取的相应政策基本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党、人民、实际生活及作家自身的和谐、统一，有力地保证了赵树理式的“问题小说”政治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统一——赵树理本时期的创作基本上属于这一情况；而一旦党的指导方针政策发生了某种偏差，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得到纠正时，“问题小说”的创作就可能出现某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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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是在对“五四”以来新文学“欧化”倾向进行反省的基础上，建立他那种格外偏重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主张的，他主要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这在解放区作家中也有代表性。他们虽然也在承续“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但和二三十年代诸多新文学作家不同的是，他们与西方文学处于相对隔绝状态。这自然也是战争时期解放区遭受文化封锁的结果。与第一、二代作家，特别是与鲁迅、郭沫若、茅盾这样的“学者化”了的文化巨人型的作家相比，文化修养不足及由之产生的思想视野的相对狭窄，无疑对赵树理及同代作家产生了消极影响；他们对于民间文化遗产的汲取自然也是一种补偿，但其缺失也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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