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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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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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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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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赵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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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文学诸多杰出的作家中，赵树理（1906—197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有地道的农民气质，能自然自在地写出真正为农民所欢迎的通俗乡土小说，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无论从新文学发生以来就始终在探索的大众化课题来看，还是从解放区文学与当代的历史关联来看，赵树理的出现都是重要的文学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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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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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赵树理在解放区的文坛上崭露头角，他的《小二黑结婚》等通俗小说尚未引起知识分子圈子中作家充分认可时，作为共产党文艺政策发言人的评论家周扬就敏锐地指出：“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1〕这种评价包含有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文艺发展的一种展望，赵树理被解释为一种新型文学方向的代表，是能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由于赵树理的创作顺应了大众化的文艺方向，这种“方向性”的提倡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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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二三十年代涌现的许多新文学作家相比，赵树理的确是一个“新人”，带有显然不同于前两个十年的作家的新的历史特点。赵树理创作现象的出现是以解放区特定的历史环境为前提的。在解放区，以农民为主体的普通民众在推翻了封建统治之后获得了初步的经济和政治的翻身，随即要求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比较通俗而又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文化艺术，呼唤贴近他们生活的能与他们气息相通的作家。赵树理以及大批实践了“赵树理方向”的作家适应了这种历史要求。这其实是新一代的作家，这代作家（主要是抗日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作家）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有着最密切、最深刻的血肉般的精神联系。赵树理即是深深植根于农村，从思想气质到生活习惯都彻底农民化了的。他出身山西沁水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体验农民生活的艰辛，接受民间艺术与农民语言的熏陶。以后他在长治师范学校读书，接触了现代科学文化，特别是现代文学，觉察到现代文学所存在的脱离民众的根本弱点，立志“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2〕。赵树理对于他的拟想读者与描写对象——普通的中国农民达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正如赵树理自己所说：“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话”。〔3〕赵树理与他的描写对象在思想感情上往往能融为一体，以至赵树理可以说：小说中人物流的血，“连我自己也差一点染到里边去”。〔4〕赵树理追求大众化主要是出于一种生活实践的内在的要求，是与农民进行精神对话的自然需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赐给，所以他不像二三十年代许多提倡大众化的革命作家那样，写出来的作品总是有些隔，往往“衣服”是民众的，“品貌”仍是知识分子的。能够忠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并真正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这是赵树理（及其所代表的）这一代作家最突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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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及其所代表的这一代作家的另一个重要历史特点是，他们首先是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者，然后才是作家；他们直接参加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长期忘我地在农村基层参与农村变革，他们的创作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变革的文学记录。生活创造者与生活描写者统一的这种社会实践和创作方式在赵树理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决定着他（及他所代表的一代作家）的文学观及创作姿态。赵树理明确地说明：“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赵树理的这种“问题小说观”，使得他能够深入到实际生活的深处，去揭示和针砭社会变革中的偏差与弊端；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村变革与其相应的方针政策对农民命运、心理、情绪的影响，成为赵树理观察与表现农村生活的重心所在。他自觉地追求创作对现实生活的紧密配合的宣传、鼓动作用与指导作用，又不滞留于公式化概念化的困境，他的作品除了融入对农民的挚爱情感，也融入历史考察的理智。这都构成了赵树理创作的历史特点。不用说，这同时包含着历史的特殊长处与历史局限性，并预伏着一定的危机。当农村变革运动及采取的相应政策基本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党、人民、实际生活及作家自身的和谐、统一，有力地保证了赵树理式的“问题小说”政治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统一——赵树理本时期的创作基本上属于这一情况；而一旦党的指导方针政策发生了某种偏差，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得到纠正时，“问题小说”的创作就可能出现某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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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是在对“五四”以来新文学“欧化”倾向进行反省的基础上，建立他那种格外偏重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主张的，他主要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这在解放区作家中也有代表性。他们虽然也在承续“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但和二三十年代诸多新文学作家不同的是，他们与西方文学处于相对隔绝状态。这自然也是战争时期解放区遭受文化封锁的结果。与第一、二代作家，特别是与鲁迅、郭沫若、茅盾这样的“学者化”了的文化巨人型的作家相比，文化修养不足及由之产生的思想视野的相对狭窄，无疑对赵树理及同代作家产生了消极影响；他们对于民间文化遗产的汲取自然也是一种补偿，但其缺失也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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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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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最具魅力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该小说讲述解放区新一代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揭示了农村中旧习俗和封建残余势力对人们道德观念的束缚，以及新老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与变迁。1943年9月这篇小说出版，半年间发行四万册，创下了新文学作品在农村畅销流行的新记录。此后，又接连发表一批更加紧贴现实，为配合社会变革而揭示现实的小说，包括揭示农村民主改革中新政权的不纯以及批判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李有才板话》（1943年），形象地解说地主如何以地租剥削农民的短篇《地板》（1946年），以一个村为缩影，展现北方农村从20年代到40年代巨大变革的中篇《李家庄的变迁》（1945年），写高利贷盘剥下农民悲惨命运的短篇《福贵》，写土地改革运动的中篇《邪不压正》（1948年），以及写农村妇女民主意识觉醒的短篇《孟祥英翻身》（1945年）和《传家宝》（1949年），等等。赵树理这些小说的发表有明显的时效性，几乎都很快在农民读者中广泛流传，有的被当作政治教育和政策宣传的学习材料，有的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作品如赵树理的小说这样，能直接融入广大普通农民的文化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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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年代鲁迅与乡土作家，到30年代的叶紫、沙汀、艾芜、吴组缃、蒋牧良、魏金枝、王统照、茅盾、萧红等人，他们都曾经出色地描写过乡土中国，而且大都以人道主义的或阶级的观念去发现农民，他们笔下的农民主要作为被同情和怜悯的对象。赵树理事实上承继和推进了这一文学传统，不过他并不是从一般意义上发现农民，而是直接与农民对话，展示劳动者在逐步打破枷锁的过程中所焕发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新的道德风貌。赵树理的小说不光为普通农民读者所欢迎，而且也让整个文坛包括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读者耳目一新。郭沫若读了赵树理的作品，便真诚地称赞：“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5〕农民化的作家赵树理并不只是属于农民读者的，他的独特的艺术创造魅力让整个40年代文坛惊异与叹服，因为赵树理对农民的命运、思想、心理有深刻的了解，他处在农村大变革的历史情景中深入地观察、把握农民的思想情感，他的小说总的来说具有了现实主义描写的艺术深度，出现了许多以往文学所不具备的新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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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赵树理深切地懂得旧中国农民的痛苦不仅仅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而且在于精神上的被奴役，他最懂得农民摆脱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束缚的极端艰巨性。这样，赵树理在观察表现中国农民社会时，就有了与鲁迅大体相同的角度，即从农民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去进行历史的考察。但赵树理的时代又不同于鲁迅的时代：这是一个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起来摧毁农村封建残余势力、走上彻底翻身道路的新时代。在鲁迅那里还是一个大问号的地方，在赵树理的时代，生活本身已经提供了一些初步答案。因此如果说鲁迅主要是揭露中国农民精神上的创伤，以唤起人们的觉醒，赵树理则主要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所实现的思想上的翻身——农民精神、心理状态的变化，人的地位及家庭内部关系（长幼关系、婚姻关系、婆媳关系等）的变化，并且从这个变化过程中，来显示农民改造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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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总主题出发，赵树理在小说中主要塑造了以下几类农民典型的形象：首先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还未觉醒、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的老一代农民。这里有《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一个为封建迷信观念扭曲了的人物。在金旺、兴旺捆起小二黑和小芹时，他跪在兴旺面前哀求，哀求不成回家又是算命又是占卦。他不同意小二黑和小芹的婚事的原因是“命相不对”，他相信命运，怕小芹会“克”小二黑，他倒是真正打心里关照小二黑的。当区长征求他意见时，他说“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可当小二黑表示同意和小芹的婚事时，他却嚷嚷“由你啦？”他并不认为命运可以也应该由自己掌握，多年来愚昧落后的生活使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神卦上。《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却满脑袋封建等级思想。当他认为县里来的老杨是“官”时，对老杨既害怕又毕恭毕敬，可是一知道老杨也是个“住长工出身”的人时，马上就又看不起他了。最后阎家山的问题解决，他又跪在地上对老杨等人磕头：“你们老先生是救命恩人呀，要不是你们诸位，我的地就白白押死了。”这也是一种迷信：迷信“官”，就是不相信自己，不相信农民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还有《传家宝》里的金桂婆婆，不仅自己紧紧为小生产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传统观念所束缚，而且顽固地要把这些作为“传家宝”传给下一代。正是通过对这些背负着封建主义的沉重历史包袱的旧式农民的深入剖析，赵树理对于解放了的中国农村社会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与发现：尽管在新社会，没落腐朽的封建经济制度已经消灭，但封建传统思想、小生产意识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要使农民真正获得精神上的解放，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赵树理式的主题，使赵树理的作品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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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小说中这些未觉醒的老一代农民，很容易使人想起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赵树理的二诸葛以至老秦与鲁迅《故乡》里的闰土之间，赵树理笔下的福贵与鲁迅的阿Q之间，赵树理的金桂婆婆与鲁迅《风波》里的九斤老太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的精神的联系。但他们又处于不同的时代。处于历史沉滞期的闰土，他的思想、性格、命运具有浓重的悲剧性；处于农村曾经开始变动、而终于没有变动的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张勋复辟时期，阿Q与九斤老太的思想、性格、命运就具有了一定的喜剧性（尽管其内核仍然是悲剧性的）；二诸葛、老秦、金桂婆婆们处在农村大变革的时代，他们的思想以至行为方式就变得不合时宜，落入了“不变也得变”的尴尬境地。二诸葛后来“不好意思再到别人眼前卖弄他那一套了”，根本的原因是他看到自己的卦不起作用了；三仙姑在群众面前当场出丑，逼得她不得不收敛起来；李成娘在媳妇金桂面前终于认了输，这些都显示了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制约作用。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新时代使赵树理笔下的“老中国的儿女们”带有了更多的喜剧性。赵树理笔下的这些落后的老一辈农民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作者只是写出了他们具有的根深蒂固的旧意识、旧习惯阻碍着他们对新事物的理解。他们身上也常常表现出劳动人民的善良、朴实等优点，这正是他们转变的根据和起点。作者最后安排他的人物或者转变，或者暗示转变的前景，这种“团圆”式的喜剧结尾，并不同于传统文学中的粉饰生活，而是根据时代的提示，也有着人物思想性格的内在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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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深入地观察生活，敏锐地发现了年轻一代农民、甚至有些知识分子和干部也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没有肃清而可能发生蜕变，《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和《邪不压正》中的小昌就是这样。小元是“小字辈”推选到村公所的代表，当上干部不久就改换了穿戴，“架起胳膊当主任”，凭权势“逼着邻居当奴才”了。小昌是积极分子，他刚当上农会主任就分了地主刘锡元的房子、土地，趾高气扬起来，以致和原来地主的狗腿子小旦混在一起，斗争雇农小宝，强逼着刚从地主强迫婚姻下挣脱出来的软英嫁给他儿子。鲁迅描写的阿Q始终就没有理解革命，而小元、小昌开始是认准了敌人的，但他们掌权、斗地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放全体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而是为了谋求私利，从这一点上看，他们个人的“革命”与阿Q式的革命又是十分类似的。鲁迅和赵树理都看到了重要的是农民必须不断与自己本身的弱点作斗争，勇于洗涤自己的灵魂，才能创造新的生活。赵树理在解放区农民运动发展的初期，就从生活中发现并提出了上述关系着革命前途的根本问题，这正是鲁迅所开创的大胆地清醒地正视人生，反对瞒与骗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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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代前进了，解放区农民获得了初步的民主和经济上的翻身，他们的处境与地位已经不同于过去的任何历史时代，因此在赵树理的作品里，不仅写出了生活中的消极面和农民的弱点，更写出了占主导地位的光明面和新生的事物。他如实地描写农民，有歌颂也有暴露，但是在作品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进步力量。他的作品尽管描写了老一代尚未觉醒的农民，描写了封建思想毒害了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但是读了之后仍给人以信心和力量，其原因，就在于他还塑造了更多的农村新人的形象，描写了新人物出现的社会环境。小二黑和小芹的爱情建立在一种对新的民主社会的理想渴求之上，是带有更多社会变革色彩的爱情，因此他们为爱情的斗争就被赋予政治的内涵，表现得格外坚决。这不仅和封建时期那些比较单纯自在的爱情故事不同，就是与“五四”时期诸多以个性解放为基础的爱情至上的故事相比，也有许多不同。小二黑和小芹在恶霸要斗争他们的时候，一个公然反问：“无故捆人犯法不犯？”另一个走进村公所劈头就问：“村长！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当了妇救会主席就不说理了？”当二诸葛收养童养媳的时候，小二黑回答：“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当三仙姑许亲时，小芹竟然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他们在法律观念与平等意识方面有了自信，所以他们的态度就很坚定，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反击更为彻底、痛快，这些描写都体现了时代的巨变。《李有才板话》中的李有才清醒冷静，深沉老练，幽默风趣，表现了对封建势力的轻蔑和反抗，对前景的乐观精神和他的天才和智慧，赵树理在这个农民身上挖掘出了崇高的性格美。当《传家宝》中的媳妇金桂把账本摊在婆婆面前时，我们看到的是新的妇女挺起腰来向历史宣告自主自强的新生活的开始。赵树理写出了这些新人物的鲜明的性格特征，还写出了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和成长的典型环境。农民原来长期挣扎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但在解放区新天地里，广大农民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过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表现这些历史性的变革和塑造新的农民形象是历史赋予作家的新的使命，赵树理就是最早承担这一历史任务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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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的有些小说也并不局限于揭示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而力图以更阔远的目光去观察近代农村社会的变迁，这类作品的思想内涵更为厚重一些。如中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即是这一类创作中最优秀的一部。小说描写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描写普通的庄稼汉，如何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并走上革命的道路。小说以山西一个闭塞的小山村为背景，一个朴直的农民铁锁的遭遇为线索，从20年代末一直写到了抗日战争胜利，读者可以从小说中看到在历史过程中的农村变革，以及这种变革的巨大动力。尽管赵树理缺乏驾驭宏大生活场面的笔力，但这部小说的规模和它所包含的内容，显示了赵树理现实主义创作也有追求史诗性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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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小说描写新的天地新的人群，都以晋东南农村为背景，其浓厚的地域民俗色彩，那山西味道晋阳气息是构成他的现实主义艺术的重要方面。赵树理擅写田间地头、农艺劳作、节庆丧葬、赛醮纷举、礼仪婚俗，乃至饮食穿着、婆媳长短、敬神信巫、吹打弹唱，无不生动有趣，穷形尽相。如写抬手动脚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的二诸葛、顶着红布装扮天神烧香问灾的三仙姑、专为人送殓吹喇叭的福贵、出口成章编快板的李有才，等等，这些描写既俗趣逗人，又让人体味到民间风习中所渗透的文化内涵。赵树理很少写自然景物，却用很多笔墨写民俗，写那种系乎水土地气的民风民性，他是把民俗作为一种“社会景物”、一种社会精神附着物。对他的小说而言，写民俗主要是为了提供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环境，表现人物在社会变革中的精神变迁，同时也为了加强小说的故事性。民俗描写往往是赵树理小说最吸引人的部分，有的显然具有文化人类学的参考价值。如同老舍笔下的北京市井风俗为人们认识北京文化展示了生动的图景，赵树理对晋东南农村习俗的描绘也为人们了解北方黄土地文化的特色保留了最真实的素材。后来在赵树理影响下形成的“山药蛋派”作家群，是当代文学中最有地域文化特点的流派之一，他们的创作也大都以充分的民俗描写展示现实主义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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