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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解放区的小说并非与国统区、沦陷区的小说绝缘。解放区的资深作家，都是从后两个地区先后过来的，比如丁玲于1936年、周立波于1939年、萧军于1940年到达，茅盾、沙汀等到过延安后又回到国统区。只有另一部分青年作家如赵树理、孙犁等是从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国统区有暴露、讽刺小说，解放区虽然出现歌颂工农兵新人物的作品，却也有如丁玲的《在医院中》这样揭露矛盾的小说。国统区、沦陷区均有体验型的小说，解放区则出现以孙犁为代表的抒情型小说。国统区、沦陷区的通俗小说，也可与解放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通俗型作品相参照来考察其异同。解放区因其特殊的情势，没有真正意义的先锋小说家，除此之外，我们不应忽视它与40年代整个小说发展的趋同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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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区短篇小说家中，孙犁（1913—2002年）是赵树理之外最重要的作家。与赵树理以现实主义精神着重表现农民心理思想改造的艰难历程不同，孙犁的小说着重于挖掘农民的灵魂美和人情美，艺术上追求诗的抒情性和风俗化的描写，带有浪漫主义的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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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孙犁的小说可以发现，作者着意刻画、赞美的人物都是妇女，像《走出以后》中的王振中、《老胡的事》中的小梅、《丈夫》中的媳妇、《麦收》中的二梅、《荷花淀》与《嘱咐》中的水生妻子、《芦花荡》中的两个女孩子、《钟》里的尼姑慧秀，还有《“藏”》中的浅花、《纪念》中的小鸭……这些年轻妇女各具神采，却都同样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表现出了高尚的情操、刚毅的性格，以及革命的激情、乐观的精神，可以说，这是孙犁塑造的独特的人物体系。作家正是从这些纯真、健美的青年妇女身上挖掘出时代精神的美。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在旧社会生活的地位是极为低下的，但在解放区，她们的聪明才智第一次得到了发挥。孙犁正是通过描写她们的思想感情，来反映出多彩多姿的时代光辉。《丈夫》中的媳妇在抗战中逐渐提高了认识，把一颗埋怨丈夫、想念丈夫的心扩大去恨日本鬼子，知道了只有把鬼子赶走才有团圆的日子。《走出以后》的17岁小媳妇王振中积极参加工作，终于脱离了落后的婆家。《荷花淀》中游击队员们的妻子从想念丈夫到自己也配合丈夫作战。作者充分写出了解放区劳动妇女的成长，写出了她们内心的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来有描写劳动妇女的传统，但多是描写她们所受的苦难，例如鲁迅的《祝福》、叶圣陶的《一生》、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罗淑的《生人妻》等等；也有着重描写劳动妇女身上的闪光品质的，例如艾芜的《南行记》中的一些篇章、沈从文的《边城》、《长河》等等，但他们或是反映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人物，从隐藏在下层社会烟尘里发掘出受伤的灵魂美，或是从人性的角度歌颂下层人民原始的灵魂美，而孙犁所表现的是解放了的新时代劳动妇女的灵魂美。孙犁笔下的农村妇女不再有艾芜人物的病态，而表现出更为健康的色彩；人物的美好秉性产生于现实的新的阶级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土壤中。孙犁可以说是发展了现代文学表现劳动妇女灵魂美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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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表现农村劳动妇女的灵魂美，也表现了孙犁对于生活的独特理解，以及独特的美学追求。在他看来，革命，不仅仅指拿着枪杆子去战斗；革命的根本目的与使命，是在战斗中涤荡旧的污泥浊水，创造美的生活、美的心灵与性格。他一再地表示，农村青年妇女“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15〕，这些农村青年妇女表现了“美的极致”。而孙犁正是执著地追求着生活的“美的极致”，不愿意让社会的丑恶现象进入自己的作品。因此，在他的作品里，同样表现抗日战争，他不着重表现战争的残酷而着意表现战争中的民族正气；他也不着重表现农民的苦难与心灵的重负，而努力表现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觉醒与美好心灵的闪光，由此形成了孙犁式的独特主题：表现农民（尤其是他们中的农村妇女），在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觉醒，挖掘农民内在的灵魂美、人情美，以此歌颂美的新时代、新农村的诞生，歌颂创造着美的革命，表现自己对于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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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中诗意的美的追求，以及作家的诗人气质，决定了孙犁捕捉生活形象的独特方式，典型形象塑造方法上的独创性。和茅盾那类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的作家不同，孙犁在捕捉生活形象时，所注重的不是对象的全部，而是紧紧抓住与自己心灵相契合的一瞬间，印象式地抓住形象打动自己的那一部分，加以突出描写。比如，在《吴召儿》这篇小说中，他对吴召儿这个形象的观察与描写，就没有如茅盾那样努力从各个不同侧面来凸现人物，而只是抓住了特别打动自己的几个瞬间：反扫荡开始，村长派吴召儿给“我”当向导，在兵荒马乱中，她居然从容不迫地换上一件红棉袄；在爬山途中，尽管山“黑的怕人，高的怕人，危险的怕人”，吴召儿却爬得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像是在这乱石山上，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当一大批敌人包围了大山，吴召儿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在不断被风吹着，像从她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火花，落在她身上——尽管只是几个瞬间，描写对象外在与内在的美，与作者主观感情上对于美的赞赏，完全融为一体了。这就是孙犁塑造典型形象的方法：抓住人物思想性格最主要、最特殊的部分，“强调它，突出它，更多地提出它，用重笔调写它，使它鲜明起来，凸现出来，发射光亮，照人眼目”，让读者“通过这样一个鲜亮的环节，抓住整条环链，看到全面的生活”〔16〕；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其他部分，非主要、特点不鲜明的部分，则坚决地舍弃，以达到单纯与完整的统一，同时在客观形象中倾注了作家主观情感，在某种程度上，作家写人物也是在写自己，达到了主客体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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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的小说不是以情节取胜，在他的小说中常常没有完整的情节，而是用一连串的生活画面，或用一种思想，一组细节串通起来。孙犁的小说常采用散文式的、追随人物感情流动的抒情结构。在描写上也常用情景交融的诗的手法。他执著、认真地追求语言的艺术美。他的语言，从生活出发，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却精心地又不露痕迹地进行了艺术加工，把语言的通俗和优美、简练和细腻、直率和含蓄、清淡和浓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如行云流水，却又状物传神，形成了清新、明净的语言风格，一如他的故乡白洋淀的荷花与少女。他小说的传统性、民间性比较内在，那便是含蓄地追求一种中和之美的原则。孙犁的小说以其美的特质与独特艺术风格在解放区小说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并以他为首，后来形成了一个荷花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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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孙犁一样，以描写农村新的生活、新的人物著称的作家，还有康濯（1920—1991年）。康濯的小说着重从两个不同时代的对比中，表现农民精神世界的变化，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变化。他的代表作有《灾难的明天》、《我的两家房东》等。《我的两家房东》通过农村姑娘金凤和农村干部栓柱的恋爱故事，反映了农民冲决旧婚姻制度、旧传统思想的束缚，开始了思想感情的解放。尽管写的是儿女间的琐事，读者却可以从中看到新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怎样深入到了农民的家庭生活。康濯的作品不同于孙犁多用浪漫主义彩笔，而着笔于从平凡的言语行动中表现人物细腻的内心世界，文笔细致而不烦琐，平淡而不刻板，具有清新、朴素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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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写农村生活，美学追求却迥异于孙犁的，是孔厥。他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病态和缺陷进行解剖与表现。孔厥短篇小说集《受苦人》就着力于描写被旧社会压迫，性格扭曲的人物，或者革命队伍中思想作风有缺陷的人物。代表作《受苦人》即是叙述一个童养媳和年纪比她大一倍的丈夫的生活悲剧。小说男女主人公同样善良而又不幸，都同情对方，彼此却毫无爱情，因此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小说着眼点不在挖掘人物的精神美，而倾力于揭示封建婚姻制度的野蛮与丑恶，却同样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美学力量。以后他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则是写一个童养媳怎样成长为一个抗日妇女先锋，边区女参议员的。揭示生活矛盾和人的处境的紧张感减弱，乐观的语调加强。孔厥以后又参与写作《新儿女英雄传》，因是长篇章回体，移至后面论述。其他描写农村新生活的短篇小说作家还有秦兆阳、葛洛、马烽、西戎、束为等，后三人构成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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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区短篇小说中，除农村题材外，还有表现部队生活的军事题材作品。军事题材实际上也是农村题材的延伸与发展：兵士大多数都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在部队小说作家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刘白羽（1916—2005年），他的代表作《无敌三勇士》一开头就说：“有些人把我们当战士的想得太简单了。以为我们就是打打仗，睡睡觉，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刘白羽所要着力探求、努力表现的，就是作为有觉悟的革命者的战士（包括各级干部）丰富的内心感情世界。这正是刘白羽的战争题材小说高于一般战争小说的地方。他的著名短篇小说《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战火纷飞》、《血缘》和中篇小说《火光在前》等作品，十分真挚地表现了解放军战士之间、官兵之间阶级的血缘关系，展示了革命军人有着最强烈的爱，也有着最强烈的恨的仁爱、刚烈的灵魂。刘白羽也是一个有着浓郁的诗人气质的作家，但他不像孙犁那样含蓄内向，而是激情外溢，语言激昂奔放，气势磅礴，擅长于宏伟的战斗场面的勾勒，有时失之没有节制。刘白羽代表作《无敌三勇士》受到欢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为适应农民战士的欣赏水平与审美要求，在小说结构方式和语言上都有意识地借鉴说唱文学。在解放区军事题材作品中，自觉进行这种借鉴与吸取的，还有邵子南的《地雷阵》，小说于叙述中插入韵白，采取了类似说书的形式，具有明快、幽默的风格，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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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短篇小说中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在数量上相对较少，这反映了创作思想上的片面性。思基的《我的师傅》、韦君宜的《三个朋友》细致地描写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过程中思想感情的变化，着重在与工农对比中，批判知识分子的思想弱点。与“五四”以来传统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相比，这样的主题无疑是一个新的开拓。但在以后的发展中，被人们当作一个新公式，以致推向了根本否定知识分子的“左”的极端。我们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却不能因此否定了这类主题的作品在最初出现阶段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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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丁玲的《在医院中》。丁玲作为一个敏锐的女性作家，具有一贯的独立审视生活的勇气和眼光，此篇小说通过年轻女医生陆萍被分配到一座新建医院后的感受、遭遇，尖锐地揭示了具有现代科学民主思想和高度责任感的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民小生产思想习气、官僚主义的矛盾，这对于前述知识分子题材中的“改造”主题显然是一个新的开拓与发展。小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第一次提出反对小生产思想习气的问题，这是现代文学中鲁迅开创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它显示了作家丁玲对于现实生活敏锐的思想穿透力及坚持独立思考、勇于揭露矛盾的胆识。丁玲虽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她坚持“五四”新文学科学民主与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历史功绩，终于得到了历史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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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解放区大规模地开展“土地改革”的斗争中，大部分的作家意识到这个大变化所具有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心理内容和审美内容，是富有吸引力的创作天地。解放区作家几乎是在这个伟大运动正在发展的过程中就开始对其进行艺术反映和概括的。解放区作家与现实生活、农民群众之间血肉般的联系的优点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作家个人感受力、概括力和表现力都受到了考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1908—1979年）的《暴风骤雨》成为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土改小说”的代表作——无论其已经达到的，或没有达到的，都足以代表解放区土改题材长篇小说的成就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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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大成就在于正确地表现了农村的阶级关系，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固有的复杂性：一方面，由于作家自觉掌握与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因此，在表现农村阶级关系的广度、深度及准确度上，都超过了“五四”以来表现农村阶级斗争题材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作家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在真实地反映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性上，在对人性的分析、批判和表达上，又超过了反映土地改革的同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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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的是华北一个叫做暖水屯的普通村子，这里阶级关系不是经过理性分析“净化”了的，而是保持着生活本身所特有的感性形态：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形成了犬牙交错、互相渗透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钱文贵，这个村的中等恶霸地主，他的亲哥哥钱文富却是村子里种二亩菜园地的地道的贫农，他的儿子钱义是八路军战士，媳妇是富裕中农顾涌的女儿，女婿张正典是村治安委员，侄女黑妮又是村农会主任程仁的情人。农村各阶级之间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联系使农村阶级关系无限复杂化。而且，每一个阶级、每一个营垒内部都存在各种差异、矛盾、斗争。同是地主，李子俊、侯殿魁、江世荣、钱文贵在土改大风暴面前采取了不同态度、策略，并且互相明争暗斗；同是贫农，既有刘满这样站在斗争第一线的积极分子，也有白天分地、晚上退地的农民侯忠全；村干部之间对于土改的认识、态度，政策的掌握都有明显差异，形成了微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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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相比，《暴风骤雨》的主要弱点就在于把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一定程度上简单化，也规范化了。在小说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成了惟一的矛盾，地主之间、贫农之间似乎不存在矛盾；而且斗争双方营垒分明，阶级阵线就像政策条文规定的那么清楚，绝不存在互相渗透关系：作家所要反映的似乎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经政策过滤过的生活的规范化形态。作家周立波在总结《暴风骤雨》的创作时曾说到，在他生活过的地区，土改中曾发生过“左”的偏向，但作家认为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因而加以“省略”，而另外选择没有发生偏差的地区作为表现的典型。在小说中是否表现土改中的偏差，本来是一个具体的艺术处理问题，周立波却坚持一种后来普遍实行的“本质”论，扬弃生活中的消极、复杂现象，似乎这样符合文学的“典型”化原则。正是对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这种不正确的理解，导致了《暴风骤雨》对生活简单化的描写，影响了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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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暴风骤雨》对生活的表现，也有自己独到的优点：全篇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真实生动的生活场景，富于农民情趣的幽默活泼的生活细节，而这一切都出之于单纯、明朗、简洁的语言形式。周立波既善于以饱满激情描写壮阔的群众场面（如斗争韩老六的场面），又善于细致入微地描绘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小说中对丈夫正直、妻子识大体的赵玉林温暖的家庭生活，与丈夫“迷糊”、妻子泼辣的白玉山富于风趣的家庭生活的描写都是十分传神，能够引起读者会心的微笑的。作品中有许多必不可少的、显示出生活真实的丰富形态的闲笔。例如，在贫下中农串联会前老孙头讲“黑瞎子”的故事等等。因此，在周立波的作品里，生活之树枝叶茂盛，而不是像某些作品那样，将生活之树上“多余”的树枝统统砍掉，成了一株在旷野之上光秃秃的树干。与《暴风骤雨》相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比较缺乏这样具体可观的场面、细节，而较多单调的缺少色彩的叙述。在表现生活本身固有的丰富性与生动性上，《暴风骤雨》是更见其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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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也是各有特色。丁玲特别善于通过精细而富有历史深度与历史真实感的心理刻画，写出人物思想、性格、心理的复杂性。小说对地主钱文贵的塑造就很具有心理深度。在表现农村中的新人时，作者没有把人物人为地拔高，而是写出了农民如何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摆脱自己身上的种种自私、保守、个人顾虑和宿命论思想而成长的。作者善于从运动状态去刻画农民的心理，把人物置于土地改革的历史大变动、大风暴中，去考察、表现他们心理状态的变化：那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下来的旧观念、旧传统，与同样蕴积了几千年的翻身解放的历史要求之间互相搏斗与消长的历史过程。小说对于侯忠全心理的刻画是很有典型性的。农民斗了侯殿奎后分给他一亩半地，但他却悄悄地交还给地主，这是一个被压垮了的灵魂，他内心深处希望的火并没有熄灭。因此，当他与过去的主人、刚被斗过的地主侯殿奎目光对视的一刹那，“他觉得像被打了一样，那悄悄地投过来责罚的眼光，反使他抬不起头，他赶忙把两手垂下，弯着腰，逃走了”。这失败是惊人的真实的：当侯忠全真的相信地主确实斗垮，土地回到自己手中，他和老伴“两个都笑了，笑到两个人都伤心了”。真诚地认定：“菩萨不是咱们的，咱们年年烧香，他一点也不管咱们。毛主席的口令一来，就有给咱们送地的来了，毛主席就是咱们的菩萨，咱们往后要供就供毛主席。”作家的最后这一笔，既真实地写出了农民的觉醒，却把这种觉醒放在一定历史范围内，真实地写出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中国农民要摆脱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的奴隶主义传统观念、心理的束缚，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还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付出沉重的代价。丁玲当然无法预见以后的历史演变（她自己也成了历史灾难的受害者），但由于她忠实于现实，她对农民思想、心理刻画的历史真实性，使得她的描写，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成为中国现代农民心理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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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来，《暴风骤雨》中的地主形象塑造得立体感不够。小说中描写了三个地主：韩老六、杜善人、唐抓子，这三人外形上有差别，但性格、对土改的态度则大致一样。《暴风骤雨》的主要成功在于农民的塑造。作者描写这些人物没有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着重于写农民在与地主斗争的同时如何克服自身的弱点而成长，却是着重于农民积极分子阶级觉悟的觉醒上。书中这类形象有郭全海、赵玉林、白玉山、李常有等，作者从他们不同的出身、经历出发，并选择了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来突出他们阶级觉醒的不同特点。另一类写得生动的应该是赶车的把式老孙头。这个老汉受着地主欺压、渴望着翻身，却又胆小；他好吹牛，喜欢出头露面，可是一旦真碰到危险，他又急忙往后撤，嘴上还得说着硬话。他确实热切地盼着翻身，盼着农民的胜利。由于他走南闯北的经历，也使他能识破一些地主的奸计。他看到地主的威势确实没了，就积极起来，但是真到分东西时，他嘴上积极着，心里又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但总的来说，他仍然是积极的。作者还根据他的生活经历，写出了他开朗、诙谐的性格，他说话风趣，引人发笑，喜欢卖弄自己的知识等等，很多小细节的刻画使这个人物丰满起来了。在老孙头身上，作者概括出了农村老一代农民的一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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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小说的文学语言也各有特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语言细腻，有时失之沉闷，却也不乏优美的篇章。《暴风骤雨》则明快、简净，富有地方特色，充满了农民所特有的幽默感，但有些地方方言口语的运用也失之冷僻。总之，丁玲是在坚持自己的文学探索精神基础上，对农村的新世界投入深深一瞥；而周立波是试图站在民间的地位上，运用政策思想，“仿制”一个接近农民的叙述文体。得失成败是都具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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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区长篇小说中，除了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为代表的土地改革运动题材的作品外，还有表现新的时代中在党内，以及在农民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出现一些新的矛盾的作品。这些矛盾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中，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认识。但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矛盾，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必然地要求在文学上得到反映。面对着“反映新时代里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文学新课题，与人民群众斗争实践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解放区作家，发扬清醒的现实主义传统，努力把党的立场与人民的立场统一起来，获得一种认识、分析与解决这些矛盾的出发点。在这方面的最初成果是欧阳山的《高干大》与柳青的《种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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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山（1908—2000年）的《高干大》是以高生亮这个农民出身的革命干部为中心，写任家沟合作社的发展历史。小说揭示的矛盾是革命共产党人、人民群众与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倾向的斗争。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内农民出身的干部仍然联系群众和迅速官僚化两类典型形象，使得这部作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所反映的合作社不同发展道路的范围，而作为中国历史经验的忠实记录，具有长远的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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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1916—1978年）的《种谷记》写在1947年。中国革命还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但与农村实际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作者，却通过解放区农村在实行减租减息斗争以后，组织互助变工，进行大生产运动的故事，反映了农民生产关系改变的初步状况。欧阳山的《高干大》与柳青的《种谷记》在解放区作品中，起着后来向“社会主义文学”过渡的桥梁作用。这两部作品的弱点，主要是思想大于形象，作品的认识价值大于美学价值，也是反映了过渡时期作品的历史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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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解放区的创作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反映工业生产、表现工人阶级的作品不多，其中草明的中篇《原动力》是较优秀的、也是最早出现的一部。这部作品描写东北一个水力发电厂解放后在复工过程中，工人们和公开的、隐蔽的敌人斗争，克服技术上的困难，终于恢复了生产，工人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为新人。作者的目的就是要表现工人阶级是建设新中国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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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的小说就这样多方面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但在主题模式上已经有所定型：便是敌我斗争和人民内部先进落后斗争的模式，在斗争中人民舍弃旧我、换成新我的模式。部分地突破这种模式，真正表现时代风云变化下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各种性格、心理的小说，也时有出现。而在小说民族化、群众化的内容、形式两方面，解放区的小说则开辟了符合自己政治、文化条件的道路。通俗化的情况将在另章叙述。这些文学经验推广到全国去，将要面临的新形势、新冲突，我们将在以后才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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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范智红《抗战时期沦陷区小说探索》，提到“‘仿制’造成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题材和风格上使沦陷区文坛呈现出‘五四’新文学发展初期的局面”，《文学评论》199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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