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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刘白羽《火光在前》（中篇）发表于《人民文学》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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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马加《江山村十日》（长篇）由新文艺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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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孙犁《吴召儿》发表于25日《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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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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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通俗小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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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雅俗对立的渐趋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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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日战争发生到40年代，通俗文学面临了特殊的文化境遇。其时，中国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区域，即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使得文化、文学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但共同的是，因新文学作家由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向内地后方和农村移动，文学遂得到某种扩散和普及，新文学的通俗化提上了日程；党派性强烈的激进的文学被爱国的、统一战线的抗战文学所代替，1938年成立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推举张恨水为理事，便是新文学作家主动向通俗作家发出的一个团结信息，对于形成通俗作家和新文学作家的联合关系，影响极大。在抗战进入持久阶段的大后方和沦陷地区，政治性文学一定程度的缓解、松弛，左翼青年读者的流失，也势必给消闲的文学留出空档。特别是到了这个时代，“五四”之后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完全定型，失去了它昔日的先锋光芒，虽然在小说方面沈从文、萧红、师陀、冯至（写中篇《伍子胥》）、汪曾祺等的探索努力依然存在，但通俗小说也大量采用变得常规化的现实主义写法后，大面积的雅俗对立就成为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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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俗文学的一面，它往“雅”的方向移动，主要是加强了文学的现实批判性，加强了历史的、文化的探索精神。这当然是有限度的，但比以前注重是确实的。通俗文学移步换形地将文体形式和自己的审美情感，更多地也向“雅”的方向转化，以至从这时开始，出现了没有经过章回体阶段的新通俗小说家如予且，是俗、雅融和的标志之一。那么，在纯文学的一面，除了按文学审美陌生化及文学自律性的规例不断向前，争取广大读者也是一条谁也无法逃避的规例。开始曾受旧派小说影响的新小说家也涌现出来，如张爱玲。介于“雅”“俗”之间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如徐讦、无名氏、赵树理等〔1〕，成为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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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部分的雅俗合流现象，在此期的报刊杂志变化上也可看得一清二楚。中国近现代的文学、文化刊物，先是从老牌的鸳蝴品味解脱出来，像一二十年代的《小说月报》和《良友》画报都是这样，由旧派过渡为新派，前后痕迹了了分明。到30年代，上海的刊物兴起了和现代都市相匹配的新的潮头，左翼的《北斗》也好，非左翼的《现代》也好，皆一副洋派的先锋模样。到抗战后又有新变，就是城市里通俗文学刊物多呈雅俗合璧状态。1938年创刊的《杂志》一直出版到1945年，执笔者由老鸳蝴作家和新市民小说家两部分构成，包天笑和张爱玲、苏青、予且的名字都列在其间。还有顾冷观1940至1944年袭用旧名办起来的《小说月报》，钱须弥自1942到1945年主编的《大众》，陈蝶衣、文宗山1943到1949年合编的《春秋》，作者队伍大都如此。所以当时人们面对张爱玲的小说不知如何称呼为好：有称作“新鸳蝴体”的，本意是认她为旧派；有称为“新洋场小说”的，又觉其新；还称作“娱情小说”，那就简直混合了新旧两种意思。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万象》，是有名的通俗文化月刊，文艺色彩很浓。它起初由陈蝶衣执编，翻阅1941年开头两年的《万象》，顾明道、徐卓呆、张恨水的名字同胡山源、魏如晦（阿英）、李健吾的名字混在一起，中间也出现予且、丁谛、施济美等，新旧作家中旧派占上风；到1943年7月起由新文学作家柯灵接编，孙了红、程小青这些老侦探作家仍在，连载的长篇却是师陀《荒野》、罗洪《晨》、张爱玲《连环套》，以新文学家为主，兼有张恨水的《胭脂泪》了。可以看出，此类通俗文学刊物在与旧的传统不截然断绝的情况下，调和新旧关系，同时努力追求自身的现代化、新文学化。已经新文学化了，还要选载一点旧体笔记和诗词，还可以来几篇学术考证文字，以满足一部分市民读者和旧式文章家的喜好。《万象》表现40年代雅俗文学融和的意义是十分显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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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三个地区文学的雅俗融和，各有各的特点。沦陷区因新文学的地盘一时间几乎空出，通俗文学市场的需求突然增大，而显得分外繁盛。上海一地言情文学的这种繁盛情景，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仍然如此。华北沦陷区以北派武侠小说为代表，达到了现代武侠的一个高峰。而国统区的新文学力量是最强大的，抗战初期提倡“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用民间形式、旧戏曲形式进行创作，创办众多通俗文学的报刊和社团，一时也成为风气，如老舍就参与《抗到底》的工作，写过抗战大鼓词、快板、相声等作品。但因这种通俗化同时容易带来简单宣传效果，以降低新文学的水平为代价，在国统区未能坚持太久。倒是原来的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在新形势下向新文学的进一步靠拢，有着重大的意义。国统区显示了多样的雅俗联手的过程。至于解放区，由于文学更大范围地转入战时状态，读者对象转向偏僻农村的文化偏低的农民，通俗化的必要性、紧迫性加强了，运用行政手段鼓励写作包含新思想的农民读物便成了当务之急。以后果真出现了新型的通俗文学作品。真正现代化的中国通俗文学，应当说是迟至这个时期才大体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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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类型通俗小说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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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解放区和其他地区通俗文学的显著差别，将另辟一节来叙述，此节专论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通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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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言情小说实际主要是承续了30年代上海、北平（北京）、天津等地此类小说所达到的高度。因为张恨水、刘云若的通俗言情体，比任何别的通俗小说体式都先一步显示出现代性特征。到这时候，只是社会的主题更深入、更重大；用言情来探索人生、探索人性的意念更显著，写法上也更其多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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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在国统区重庆、刘云若于沦陷区天津，两人将章回小说体式运用自如，能在通俗故事之内调动新文学的手段来描绘人间世相、挖掘人的内心世界，已如前章所述。这里要强调的是，张恨水和刘云若各有自己独创的一面。张恨水将通俗文学创作旨趣的严肃性，提高到从来没有的程度。他在抗战时期几乎试验了通俗文学展示社会的各种功能：《大江东去》是较早的“抗战＋言情”的小说；《虎贲万岁》是新闻纪实的写法；《八十一梦》是幻想型忧患讽刺；《魍魉世界》和《五子登科》暴露国民党官僚的腐败；《巴山夜雨》则是对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陷入精神、物资双重困境的充分揭示。张恨水跟上新文学的步伐，把通俗小说表现社会的本事膨胀到了边缘。而如一味地表现重大题材到达极致，是会违背了通俗文学的基本游戏娱乐功能的。刘云若的注意点不在社会性的显露，而在社会中的“人”的揭示。用通俗形式写尽复杂的人性表现，是刘云若在《粉墨筝琶》、《小扬州志》里做出的主要贡献。另一个陈慎言，写《恨海难填》，也有这种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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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言情小说创下畅销书最新记录的，是“孤岛”上海时期秦瘦鸥的《秋海棠》。秦瘦鸥（1908—1993年）写作起步不迟，1928年发表长篇《孽海涛》，1936年译述过德龄描写清慈禧宫廷生活的《御香缥缈录》。《秋海棠》1941年连载于《申报》之后，其当时的畅销程度和被连续改编成电影、戏剧的轰动情景，一如十一年前的《啼笑因缘》，成为秦瘦鸥的代表作。《秋海棠》的故事如出自20年代旧派言情小说家的手笔，一个军阀姨太太和伶人相好并造成军阀摧残这样的三方矛盾，本系普通平常。但现在的情节重心，并不放置在唱旦角的京剧艺人秋海棠和被迫嫁给军阀的女学生罗湘绮的恋情身上，而是突出了秋海棠面容被毁的惨局，和他忍辱放弃了爱情与艺术，带女儿梅宝隐居乡间，受尽歧视折磨十八年将孩子抚养成人的经历。等到罗湘绮千回百折找到了父女二人，秋海棠带病“跑龙套”已倒毙于他心爱的舞台之上。全书以悲情动人，主题严肃，它的故事讲述从前到后一丝不松懈，但不忘发掘故事的人生含义，升华故事的同情平民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小说表面已无章回形式，多采新文学手法（作者是个在大学任教的通俗小说家），而骨子里的情调是通俗的，是写给市民读者看的。《秋海棠》原有现实模特儿，是用20年代发生在天津的一件军阀杀害“戏子”的新闻改写的，但它比一般通俗小说高明，正在于它不把时事性的都市逸闻急忙地加以摄取，加以排比，而是大量舍弃纪实的成分，进行虚构，虚构的部分才是小说的中心内容。这明确显示了言情通俗小说在40年代的现代化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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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王小逸，是当时具有小报情趣的作者。他擅长于言情中暴露社会阴暗，《明月谁家》就是通过由乡村到都市的男女关系来揭示沪上的淫糜风气的。他的《四郊多垒》不用章回，故事也不求连贯，是以散文笔法写的。1942到1943年连载于《万象》的《石榴红》，写冯柳丝兄妹设计惩办“孤岛”恶人，结构、叙事都很现代，又能代表他通过性爱的视角来反映城市人们生活的特点，但不免带一些色情倾向。王小逸写作的技术已趋现代，而趣味不高，编写故事的主旨仍然停留在迎合低等阅读的阶段，这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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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且（1902—1989年）的读者是上海石库门的市民，这些市民的阅读口味是新旧皆宜的。予且原名潘序祖，据说中学时代写过章回体武侠和侦探，但从未发表。时代究竟变迁了，通俗文学到了摆脱旧章回小说窠臼的时刻，开始专注地考虑如何将“五四”以来的西式小说大量通俗化的问题。他30年代中期发表通俗长篇《小菊》、《如意珠》，短篇集《妻的艺术》、《两间房》，已经显露出新型市民小说的端倪。抗战后进入写作的高峰，除《女校长》、《乳娘曲》等长篇和短篇集《七女书》外，集外的小说也很多。沦陷区上海的通俗刊物《大众》等上面，每期都用他的《试婿记》、《埋情记》、《觅宝记》、《拒婚记》作为首篇，他有写“百记”的计划，属于都市百态的一种记录，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予且小说主要写沪上男女婚恋、弄堂人们的生活样式，文字纯白话，轻松明快。《照相》、《伞》、《君子契约》写现代物质文明与其如何成为城市男女成其好事的媒介。他还用已婚者的眼光来透视各种婚姻心理，叙述老夫少妻、夫妇分居、大小家庭、理家失和等故事，“物质”在都市人和人关系中的贯穿作用，是他小说的基本主题。其笔下众多的女性人物，如《七擒》、《移情记》、《如意珠》里的女性都是在强烈的生存欲求过程中，经对男人的擒获，而释放出精神能量的。“生存”造成对道德的适度调整，如作者所说：“有时因为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无暇顾及我们的灵魂了。而灵魂却又忘不了我们。它轻轻地向我们说：‘就堕落一点吧！’”〔2〕通俗小说会探讨这样的“现代事实”：浪漫婚恋如何明明白白沦为一种生存手段，从经济的一面来解剖“言情”，是予且提高此类小说现代品质最鲜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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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且的意义还在于他的新文学式的通俗写法。他的小说接近西洋型，是把昨天的纯文学创新成分迅速转化为大众的成分。如《埋情记》、《追无记》把心理分析方法化解得连市民读者也能读懂；《女校长》将侦探推理的结构纳入恋爱小说也够新奇刺激。在叙事方面，他注意的是流通所必备的顺畅，就不过快地吸收复杂的叙述方法了。反而是保留了一套市民熟悉的插笔、闲笔，节外生枝，制造噱头等调节讲述速度、起伏的办法。他追求趣味，包括巧思、世俗性、喜剧感等。他说过：“我的文章也要用笑脸写出来，方才有趣味。趣味便是文章的灵魂。”〔3〕趣味本来属于作品的情调，通俗作家从文学的娱乐功能出发，把情调提高到意义的层次，“情致”即市民的生活哲学。就这样，予且的市民风情叙述系列，标示出40年代通俗文学的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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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言情小说比较，40年代武侠通俗小说的现代进程更其明显，这就是“北派武侠”令人瞩目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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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般通行“北派四大家”或“北派五大家”的说法，是指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四人，再加上朱贞木成为五人。以上几人所代表的武侠小说成就，之所以说更具现代性，主要是指他们对“侠”的精神（此为“武”的灵魂），更进行了现代的阐释：第一，表现武侠社会在现代社会的困境。在抗战时期的言情小说中，侠义世界仿佛能补现实世界的不足，侠的民族主义精神提升了，但在真正展示侠义世界的武侠小说里反倒似乎证明了理想的江湖社会已不复存在，它处处显露缺失。现代社会的英雄气质日益减弱，独往独来的游侠陷入越来越孤独的境地（其道德精神仍有在中国文化中得到某种继承的可能，是另外一回事）；第二，以侠的世界来批判现实，更向深层延伸，除了揭露现实，还增强了隐喻的性质；第三，以侠的人格、生命境界的开拓，来肯定现代人的抗争、搏战、反省、进取，肯定现代的人道主义思想，肯定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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