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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原野与城市》（译诗集，凡尔哈仑著）由上海新群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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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作《播布谷鸟集》（组诗），收入《宝石的红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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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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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随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进入北平城，任中央美术学院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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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参加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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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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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应智利众议院议长卡斯特罗邀请，出访智利，写有组诗《南美洲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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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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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春天》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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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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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先后在东北黑龙江北大荒与新疆农垦部生产建设兵团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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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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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红旗》发表于30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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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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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归来的歌》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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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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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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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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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新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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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同声歌唱到七月派诗人群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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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新诗是以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简单认同为其开端的：卢沟桥一声炮响，震撼了诗人敏感的心灵与神经，30年代两大派别的对峙仿佛在一夜之间就陡然消失，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一起唱起了民族解放的战歌。中国诗歌会所倡导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战斗性的写实主义诗风风靡诗坛，成为不同流派的诗人的共同归趋。对于中国诗歌会的诗人来说，这种发展趋向自然是他们早已期待的。对于新月派、现代派诗人，这种戏剧性的转折也有内在的思想发展逻辑，并非诗人罗曼蒂克的冲动；曾经“心折于惊人的纸烟的艺术下”〔1〕的现代派诗人徐迟就这样谈到了战争引起他关于诗的使命与艺术表现的新思索：“也许在逃亡道上，前所未见的山水风景使你叫绝，可是这次战争的范围与程度之广大而猛烈，再三再四地逼死了我们的抒情的兴致。你总是觉得山水虽如此富于抒情意味，然而这一切是毫没有道理的；所以轰炸区炸死了许多人，又炸死了抒情，而炸不死的诗，她负的责任是要描写我们的炸不死的精神的。”〔2〕诗人强烈地感到，他所醉心的个人小天地的感伤的“抒情”已经被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火“炸死”，而表现时代的民族精神的诗却是“炸不死”的。徐迟所代表的现代派、新月派诗人的这种自我批判、自我否定，是十分真诚的，中国的现代诗人本质上都是，而且首先是自己民族忠实的儿子，因此，他们时时自觉意识到时代、民族呼唤的压力：“你的双手曾给这时代，这存亡关头的国族做过什么贡献？有过什么成绩？”〔3〕他们宁愿放下自己弹惯了的琴弦，也要追随中国诗歌会作时代鼓手的呐喊。而且时代已经改造了读者群，他们一反过去静观欣赏的习惯，也要求着时代的战歌，而不再欣赏缠绵的牧歌和哀曲。于是，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大量诗歌、诗集——无论是郭沫若的《战声集》，任钧的《为胜利而歌》，冯乃超的《宣言》，还是臧克家的《从军行》、《泥淖集》，徐迟的《最强音》，戴望舒的《元日祝福》，何其芳《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等，都具有了共同的风貌，各个诗人已往的风格反而不易辨别，与其说这是诗人的诗，不如说是时代的诗。所有的诗都忠实地记录了抗战初期的民族情绪：尽管大敌当前，国破家亡，却没有惶惑不安，消极颓废，每一个诗行都满溢全民族大奋起的昂扬与乐观。抒情内容的健康与浅露，和现代中国民族向上精神与不成熟性正相适应。抒情方式则大多是直抒胸臆的宣言式的呐喊战叫，同时又加入了大量的议论式的陈词，这造成了一种时代所需要的气氛，容易产生现时性的鼓动效果，却不免空泛，而失去了诗歌应有的历时性的回味。还有大量的诗是直面现实的：诗人与人民共同经历着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灾难深重的民族、人民的广泛人生世界也就大量地闯入了诗的领域，给战前某些自我封闭的诗歌世界吹进了清新的生活之风，注入了新鲜的生命的泉水；叙述描写方式则回到了直接描摹、具体再现的简单粗陋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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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民族化、群众化的强烈呼声下，诗歌形式的探索与改造，受到了重视，诗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激情的推动下，很快就形成了运用小调、大鼓、皮黄、金钱板等民间形式来宣传抗战的热潮，影响所及，老舍等人作了用大鼓调写长诗的尝试〔4〕。老舍自己说，他的《剑北篇》是一种“接受旧文艺的传统，接受民间文艺的优点”创作新诗的试验：“大体上，我是用我所惯用的白话，但在必不得已时也借用旧体诗或通俗文艺中的词汇，句法长短不定，但句句要有韵，句句要好听，希望通体都能朗诵。”〔5〕应该说，这类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的试验并不成功，老舍自己就感觉到它的“旧诗的气息”太强〔6〕；何其芳在评论柯仲平的试验时也指出了诗的形式不够“现代化”的弱点〔7〕。老舍后来总结经验时说：“要将这新的现实装进旧瓶里去，不是内容太多，就是根本装不进去。……一装进去瓶就炸碎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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