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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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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散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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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及其后(通称第三个十年)的散文创作,尽管受到战争的影响,却仍然呈现繁荣的景象。从正式出版的散文集来看,1917至1937年7月近20年间,共出版800多部,而1937年7月至1949年底12年间就出版了1170部,第三个十年散文创作的总量远远超过了头两个十年的总和。〔1〕当然,散文各种文体的发展势头也是有所不同的。抗战初期(尤其是1938年前后)报告文学几乎抢占了整个文坛,而当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大致是1940年之后)以后,以揭露抵制社会弊端为主要内容的杂文又唱了主角。因此,一般认为在这个强调民族共性的时代,特别适合诸如报告文学、杂文这类偏重社会效应的文体,而比较讲求个性化的散文小品则失去了充分发展的时机。其实这只是相对而言。在抗战初起阶段,抒情散文和艺术小品的确大大减产了,但出版抒情叙事类散文集的数量,也仍然相当可观。部分作家这方面创作的质量有了突出的进步,出现一些散文艺术臻于圆熟的作品。在抗战中后期及抗战胜利以后,散文创作更呈现多姿多彩的风致,普遍的艺术水准都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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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告文学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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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激起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许多作家南下流亡,或者参加了军队,或者目睹亲历了残酷的战争,激发了为抗日写作的热情。而当时人们渴望文学能更加贴近现实,甚至要求文学能迅速反映战况,担负起传递战斗信息、记录抗战业绩的任务,因此,自1937到1940年,报告文学成为许多作家首选的文体。特别是1938年前后,“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忱期待着每一篇新的报告文学底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散文家或评论家),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2〕。再加上大量出版的报告文学丛书,不断出现的一批无名业余作者,这种简捷、及时的文体的创作蔚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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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性的战地报告是最初取得成就的。反映淞沪战役的悲壮场面的著名作者是丘东平,他的纪实小说和文学性通讯很难分得清。《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都很有影响。他最早突破一般的事件描写,而进入对战场人物的刻写,作品擅长烘托气氛,但偏于直接的感受、印象。外部的场面和人物内在思想的描摹紧紧结合,因此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另一个小说家骆宾基也善于战地报道。《救护车里的血》、《我有右胳膊就行》、《在夜的交通线上》等写上海军民抗日的热情,中篇报告《东战场别动队》,写得有声有色,其篇幅之长在当时也是罕见的。曹白以能表现“八一三”战事中上海难民的惨象和不屈精神,受人注意。他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等,暴露国统区抗战的阴暗面,都很逼真。《杨可中》、《纪念王嘉音》,是很好的人物通讯,材料都取自他在难民收容所的一段工作生活。以后,他参加过游击队,又写出了《在敌后穿行》等。这些作品均收入《呼吸》集。曹白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他的独特性,笔调的感情色彩浓烈,语言也富潜在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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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较好的报告文学作品,或写前方战士的英勇献身,或写后方民众的爱国一心,或写难民的颠沛流离,或写敌寇的残横凶暴,或写政治的腐败堕落,或写敌后武装的生长,如丁玲的《孩子们》、徐迟的《大场之夜》、以群的《台儿庄战场散记》、王西彦的《台儿庄巡礼》、田涛的《中条山下》、碧野的《北方的原野》、《太行山边》二集、姚雪垠的《战地书简》、S.M(亦门)的《闸北打了起来》、慧珠的《在伤兵医院中》、汝尚的《当南京被虏杀的时候》等。国统区的报告文学逐渐扩大它的暴露的内容,黄钢的《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宋之的的《从仇恨生长出来的》、蹇先艾的《塘沽的三天》、草明的《遭难者的葬礼》、于逢的《溃退》、李乔的《饥寒褴褛的一群》、老舍的《“五四”之夜》,以及沈起予描写日本战俘思想变化的《人性的恢复》,都是其中的佳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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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记者此时也很活跃。范长江从抗战一开始,便写过《台儿庄血战经过》等作品,传播很广。萧乾也是报纸记者,抗战不久写有大量描述人民的伟力并揭露抗战中黑暗面的作品,如《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岭东的黑暗面》等。萧乾于1939至1946年六年间,两次出任《大公报》驻英国记者,写出许多反映欧洲人民反法西斯英勇斗争及战时景象的通讯,《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等均为名篇。萧乾多以新闻记者的眼光采写通讯报告,所注重的是新闻性、真实性,但他同时又是一位作家,善以艺术性的叙写对读者起一种诱导作用,加上语言干净利落,手法变化多样,他的报告文学是很有可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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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还出现一些实写抗战中著名人物的纪实性散文,或称人物特写,比较接近传记的写法,文学性比一般报告文学更强,但也带时事性,极受读者欢迎。如沙汀的《我所见之H将军》、卞之琳的《第七十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刘白羽、王余杞的《八路军七将领》、周立波的《王震将军记》、陈荒煤的《陈赓将军印象记》,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沙汀的《我所见之H将军》(写于1939年,后来曾以《随军散记》的书名印行),记述了当时八路军高级将领贺龙的生活风貌,不是正面表现人物的革命经历和业绩,而是以素描方式着重勾画人物的典型性格特征与精神品貌。既尊重事实,又采取了小说的一些艺术手法,在言谈中追叙贺龙奇瑰的经历,又极精细地描摹性格化的言谈举止、细节,甚至小的过失,将他的倔强、豪迈、英武与自信突现出来。沙汀笔下的贺龙是非常真实感人的形象。沙汀对于如何以纪实性的散文笔法叙写真实的人物,乃至传记文学如何刻画人物性格,都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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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后,战争转入了相持阶段,抗战初起的那种普遍的速胜心态冷静下来,担负传递战争信息和进行抗战宣传的报告文学写作相对减少,但介绍解放区或苏联的文学性通讯多了起来,报告文学的中心转向了解放区。像赵树理叙写边区妇女翻身模范的《孟祥英翻身》,特别以副标题注明是“现实故事”,所取材也是真人真事,用了故事的叙事框架,其实也是属于报告文学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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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继承鲁迅传统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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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杂文的创作潮流始终受惠于鲁迅的传统。国统区、解放区和上海“孤岛”,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论争,讨论的中心是:鲁迅的时代是不是已经过去?还要不要重振杂文?这些讨论涉及到在抗战的新形势下如何继承、发扬鲁迅散文的现实主义精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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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区在艰苦环境下坚持鲁迅杂文传统的,有围绕着文学杂志《野草》形成的以聂绀弩、秦似、夏衍等为代表的杂文作家群。《野草》1940年创刊于桂林,遭当局勒令停刊后迁香港改月刊为旬刊。桂林期间还出过“野草丛书”13种。郭沫若、茅盾等都为它写过文章,秦牧、周而复等青年作者在此崭露头角。还有《新华日报·新华副刊》、《新蜀报·蜀道》等也都登载大量的杂文。这正构成了40年代初期的杂文兴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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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1903—1986年)是杂文重要作者之一。他成名在30年代,大量创作杂文是在抗战以后。结集的有《历史的奥秘》、《蛇与塔》、《早醒记》与《血书》等。在抨击腐朽事物与黑暗现实之外,批判旧的伦理道德,力求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是他的杂文基本主题。名篇《我若为王》构思奇特,批判封建制度,通过设想“我”之“为王”后的种种意欲贪念,为所欲为,让所有人都向自己臣服谄媚,听不见“真正的声音”,从此“没有在我之上的火”,……这种种荒唐的“幻想”,其实无不是当时专制统治的现实。作者不但批判专制主义,斥责寡头政治,还尖锐地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因为有封建奴性的社会基础,指出“世界之所以还大有待于改进者,全因为有这些奴才的缘故”,为此,民众的民主意识的提高,无疑是最重要的改革。聂绀弩好用反语达到讽刺,他的杂文多有一种冷嘲的风格,又能在引发读者的现实联想中实现批判的目的。他学习鲁迅的笔法,善于接过论敌的背谬之论加以剖析驳难,寓庄于谐,蕴怒于嘲,在平易质朴中见深沉。但有些篇什伤诸拉杂冗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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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似(1917—1986年)也是鲁迅的后学。他的杂文用广博的生活与历史知识做基础,厚积薄发,舒缓有致,文化气息较浓重。如《随谈两则》从中国人的时间观念谈起,批评了“浮生若梦的人生哲学”,并讨论了国民性普遍的弱点。其行文如同拉家常,说闲话,却又诙谐精到,充满智慧。他更多的文字是对抗战中的官僚统治的积弊,予以揭露。主要杂文集有《感觉的音响》、《时恋集》、《在岗位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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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与鲁迅有密切交往的冯雪峰,兼有诗人、评论家的身份,广泛涉及社会政治症结,写出尖锐的诗的政论。其文笔曲折、深透,而且亲切,充分地展开了杂文的新机能。他善于绵密地说理,偶用比喻,也很新鲜,有历史的脉络与哲理的渗透,表现出语言的浑厚和思想锋利的风格,但他的文字有时不够明快。他的杂文集有《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跨的日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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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草》上常发文章的其他作者还有夏衍,著有《此时此地集》、《长途》、《劫后随笔》、《蜗楼随笔》等;孟超著有《长夜集》、《未偃草》;宋云彬著有《破戒草》、《骨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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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至1941年,上海“孤岛”的杂文创作也十分引人注目,有诸多报刊发表杂文,其中影响最大的有《鲁迅风》和《文汇报》副刊《世纪风》。由于“孤岛”特殊的政治地域氛围,这里杂文的写作更有现实的批判性,也更真切痛快。但具体到每个作者,又都力求有不同的艺术风致。唐弢(1913—1992年)是最能学得鲁迅风致的作者之一,他在“孤岛”期间的杂文结集有《劳薪集》、《识小录》、《长短书》等。他的作品尖锐泼辣富于批判性,一切社会病毒都在其扫荡之列,尤为侧重从历史角度发掘社会病的渊源。如《从奴隶到奴隶》、《略论吃饭与打屁股》、《氓》、《丑》、《逃与趋》诸篇,都注重勾勒世相,讽刺西崽、汉奸、奴才等形形色色的可鄙性格,活画出其无耻嘴脸。唐弢的杂文善于勾画世相,注重形象性,并不总是剑拔弩张,能读出其中流露的感情与诗意。巴人(1901—1972年)的杂文更多的是对于敌伪汉奸的挞伐,还善于以简约之笔勾画各种社会脸谱,风格尖锐泼辣,著有《窄木集》。周木斋(1910—1941年)则多写思辨性的杂文,在对社会现象的评论中,发微知著,深入浅出,著有《消长集》。此外,柯灵有《市楼独唱》,阿英有《月剑腥集》,孔另境有《秋窗集》与《横眉集》,都是“孤岛”时期杂文创作的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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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区杂文值得研究的,是周作人所写的一些篇什。抗战爆发后,北大南迁,周作人滞留北平,曾出任日本人控制的伪职。在此期间他未曾间断写作,出版有《秉烛谈》、《药堂语录》、《药味集》、《药堂杂文》、《书房一角》、《秉烛后谈》、《苦口甘口》和《立春以前》等。这些作品大部分为随笔小品,也有一些是杂文,两者有时也难于区别;其题材和思想大致仍承续二三十年代的旧轨,多为补白式读书札记与回忆文字,在“闲聊”中仍不忘对“思想革命”命题的关注,偶尔也抹上“亡国之音哀以思”的复杂的感情色彩,文风较之抗战之前的生涩,要更平易通脱一些。从杂文的小品化这一点来说,周作人是有突出成绩的。也有一些更年轻的作者所循的是周作人这一路。如文载道《文载道文抄》、《风土小记》、纪果庵的《两都集》,都注重博识和情趣,只求增益孤陋,有裨闻见,被批评家称之为“学者的言志的散文”。其值得注意之处在于以一种平民化的知识者的心态去读书、写作,自然有了不同于传统文人的眼光,“文抄”中自是新意迭出,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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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杂文的创作比较稀少,而且多集中发表在1942年延安整风之前的一段时间,当时《解放日报》、《谷雨》、《抗战文艺》都刊载过杂文。1941年上半年以中央青委为主的一批年轻作者主办的墙报《轻骑队》,也发表过许多很有影响的杂文。解放区的杂文内容上多针砭当时革命队伍内的不正之风,包括官僚主义、封建思想等等,可以嗅出那个时代的气息。著名的作品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与尊重作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等,都是批评当时延安存在的一些问题或缺点的。尽管有的作者所使用的批评的语言有偏激之处,但他们本意大都是相信进步的,再则,帮助已经有了初步民主的抗日根据地,铲除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也是革命作家的一种责任。可惜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以及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因此而受到不公平的责难与批判,甚至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延安整风之后,批判性的杂文在解放区就很少有人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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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杂文的写作量相当大,很少作家未曾涉及此领域的,这是因为在那个多难的战争年代,杂文这种短促突击的文体可以更直捷地与现实对话,也更能适应读者的需要。但杂文较之其他散文文体,更难于体现艺术个性,加上这一时期杂文大都着眼于现实批判,而较少如鲁迅那样的深层次的文化批判与思想批判,所以尽管有人提出过“超越”鲁迅的目标,但要真正达到,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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