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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师陀与柯灵合作《夜店》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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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吴祖光作《捉鬼传》（三幕七场剧），次年4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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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杨村彬《清宫外史》由国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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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宋之的作《群猴》（独幕剧），收入1948年由光华书店出版的《人与畜》戏剧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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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田汉开始创作《丽人行》（二十一场话剧），次年春完成，1957年修改，发表于《剧本》月刊5月号，1959年7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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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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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欧阳予倩作《桃花扇》（三幕话剧），1957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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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路翎作《云雀》（四幕悲剧）次年11月上海希望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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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杨绛《风絮》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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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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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师陀《大马戏团》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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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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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瞿白音《南下列车》（独幕剧）发表于《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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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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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台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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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现代文学是在大陆的新文学运动直接影响与推动下发展的。由于台湾文学在现代有着与大陆不尽相同的历史际遇和文化机缘，所形成的一些基本的文学命题与发展形态有其特殊性。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框架中考察台湾文学在现代的发展，会发现它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省区文学，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有特色的支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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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湾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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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发端于1920年7月，当时一些留日的台湾学生仿效大陆的《新青年》，在东京创办了《台湾青年》，旨在“研究台湾革新，谋求文化向上”，并由此引发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此时台湾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20多年，因此台湾新文化运动所肩负的使命，除了摆脱封建落后文化的枷锁，还要抵制日本在台实施的同化政策。1923年4月，《台湾民报》在东京创办，全部采用白话文，积极介绍大陆的文学革命理论和作品。〔1〕其中最主要的先驱者是当时尚负笈北京的张我军（1902—1955年），以台湾“文学道上的清道夫”自许，在1924年和1925年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台湾文学界》等多篇文章，批评旧文坛的弊病，倡导白话文运动，引发了新旧文学的论战。这场论战扩大了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并促成了台湾第一批用白话创作的作品。1925年张我军出版了《乱都之恋》，是台湾新诗创作的第一个结集。1926年前后，又有赖和的《斗闹热》、《一杆“秤仔”》，杨云萍的《光临》，张我军《买彩票》等短篇小说的诞生，初步显示了新文坛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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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5到1931年，是台湾文学的草创期，虽有一些创作出现，但仍多处在模仿阶段。这期间除了上述关于新旧文学的论争，还有1930年前后关于“台湾白话文”与“乡土文学”的探讨与提倡，旨在强化台湾文学的本土意识，也暗含有对日本同化政策的抵制，这一口号对后来台湾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并陆续发生过多次论争。1932年黄邨成、赖和等成立“南音”社，创办《南音》杂志，《台湾新民报》创办“学艺栏”，另有《福尔摩沙》（东京创刊）等文学期刊问世。1934年由富于民族意识的台湾文化人发起组成全岛性的文艺组织台湾文艺联盟，并创办《台湾文艺》和《先发部队》两期刊，宣称要充当“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创造派，显然吸纳了大陆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文学主张，网罗各种倾向的作家，发表了一批较有艺术水准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家在日本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多用日语写作，也属于新文学的成果。其中有杨逵的《送报夫》和吕赫若的《牛车》，经胡风翻译，同时被选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出版的《朝鲜台湾短篇集》一书中，是最早介绍到大陆的台湾新文学作品。此后又有《台湾新文学》创刊，拥有赖和、杨逵、杨守愚等一批有激进的革命思想的作者。30年代初期，与大陆同一时期“左联”为核心的革命文学主潮呼应，台湾文学进入繁盛的创作期，这种热潮一直维持到1937年。这一阶段涌现了一批艺术上趋于成熟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收获，除了上述数篇之外，还有短篇小说《善讼人的故事》（赖和）、《植有木瓜树的小镇》（龙瑛宗），诗集《荆棘之道》（王白渊），以及“盐份地带”诗人群的某些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多是以忧郁的目光凝视灾难的台湾，批判旧社会习俗，揭示日本统治下的这块土地的流血与伤痛、呻吟与呼唤，展示顽强不屈的民族精魂，其中不少称得上是血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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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不久，在台湾强制实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以日本的大和文化取替和泯灭台湾的华夏文化。为了推行种族同化政策，规定以日本语作为台湾惟一合法的语文，甚至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上也强行日本化。在严密的法西斯文化专制罗网中，台湾新文学运动受到致命的挫伤，多数新文学期刊被查禁，许多倾向进步的作家或者被逮捕入狱，或者不得不蛰伏封笔。由此直到1945年，是台湾现代文学的凋零期。其间有一些作家受殖民意识左右，充当御用文人，出产一些苍白枯萎的带“皇民”气味的作品。只有少数有民族骨气的作家在被压迫的夹缝中隐忍为文，写出一些佳作，使台湾文学得以一脉息存。如短篇小说《先生妈》（吴浊流）、《鹅妈妈出嫁》（杨逵）、《风水》（吕赫若），长篇《亚细亚的孤儿》（吴浊流）等等，都有较完整的艺术构思和深挚的乡国情怀，在当时出现显得尤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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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到1949年12月国民党政权迁台，为台湾光复初期。这期间废止了日文报刊，许多原来习惯用日文写作的作家转为用汉语创作，文字生涩不能不影响到作品的艺术质量。但整个文坛都重又检讨过去，展望未来，“乡土文学”的命题再次引起热烈的讨论，并在1947年之后，创作逐步复苏。只是由于时间过于短促，成绩并不显著。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实施“战时紧急戒严令”，台湾文坛一度被粗糙的反共文学所主宰。此时期的一些优秀作家（如钟理和）的创作也得不到出版的机会，只好待后人去整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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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现代文学的发生略晚于大陆的文学革命，但大致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取同一步调。所不同的是台湾的现代文学发展阻力更大，条件更艰难。日据时代的种族同化政策，强令作家用日语写作，尤其是1939年之后，禁用中文，大部分作者只能用日文写作，极力限制台湾文学中的反殖民意识，这对于台湾新文学的阻碍和挫伤是极为严重的。台湾的现代文学总的来说发育不健全，艺术水准不高，即与此有关。而台湾文学中存在某些日本文化的色彩，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尽管如此，台湾文学在现代的发展仍取得可贵的实绩。台湾的现代文学大都以现实主义为归依，乡土气息一般较浓重，其中最频繁呈现的是思恋家国，反抗压迫的文学母题，以及作为弱国子民的漂泊意识。读台湾文学，总有一种拂之不去的悲凉压抑的气氛。台湾现代文学收获最丰的是小说，其次是诗，散文和戏剧相对弱一些。台湾的现代文学作为一脉支流，无疑还是以其特色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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