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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杨绛《风絮》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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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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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师陀《大马戏团》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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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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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瞿白音《南下列车》（独幕剧）发表于《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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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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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台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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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现代文学是在大陆的新文学运动直接影响与推动下发展的。由于台湾文学在现代有着与大陆不尽相同的历史际遇和文化机缘，所形成的一些基本的文学命题与发展形态有其特殊性。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框架中考察台湾文学在现代的发展，会发现它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省区文学，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有特色的支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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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湾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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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发端于1920年7月，当时一些留日的台湾学生仿效大陆的《新青年》，在东京创办了《台湾青年》，旨在“研究台湾革新，谋求文化向上”，并由此引发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此时台湾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20多年，因此台湾新文化运动所肩负的使命，除了摆脱封建落后文化的枷锁，还要抵制日本在台实施的同化政策。1923年4月，《台湾民报》在东京创办，全部采用白话文，积极介绍大陆的文学革命理论和作品。〔1〕其中最主要的先驱者是当时尚负笈北京的张我军（1902—1955年），以台湾“文学道上的清道夫”自许，在1924年和1925年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台湾文学界》等多篇文章，批评旧文坛的弊病，倡导白话文运动，引发了新旧文学的论战。这场论战扩大了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并促成了台湾第一批用白话创作的作品。1925年张我军出版了《乱都之恋》，是台湾新诗创作的第一个结集。1926年前后，又有赖和的《斗闹热》、《一杆“秤仔”》，杨云萍的《光临》，张我军《买彩票》等短篇小说的诞生，初步显示了新文坛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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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5到1931年，是台湾文学的草创期，虽有一些创作出现，但仍多处在模仿阶段。这期间除了上述关于新旧文学的论争，还有1930年前后关于“台湾白话文”与“乡土文学”的探讨与提倡，旨在强化台湾文学的本土意识，也暗含有对日本同化政策的抵制，这一口号对后来台湾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并陆续发生过多次论争。1932年黄邨成、赖和等成立“南音”社，创办《南音》杂志，《台湾新民报》创办“学艺栏”，另有《福尔摩沙》（东京创刊）等文学期刊问世。1934年由富于民族意识的台湾文化人发起组成全岛性的文艺组织台湾文艺联盟，并创办《台湾文艺》和《先发部队》两期刊，宣称要充当“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创造派，显然吸纳了大陆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文学主张，网罗各种倾向的作家，发表了一批较有艺术水准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家在日本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多用日语写作，也属于新文学的成果。其中有杨逵的《送报夫》和吕赫若的《牛车》，经胡风翻译，同时被选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出版的《朝鲜台湾短篇集》一书中，是最早介绍到大陆的台湾新文学作品。此后又有《台湾新文学》创刊，拥有赖和、杨逵、杨守愚等一批有激进的革命思想的作者。30年代初期，与大陆同一时期“左联”为核心的革命文学主潮呼应，台湾文学进入繁盛的创作期，这种热潮一直维持到1937年。这一阶段涌现了一批艺术上趋于成熟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收获，除了上述数篇之外，还有短篇小说《善讼人的故事》（赖和）、《植有木瓜树的小镇》（龙瑛宗），诗集《荆棘之道》（王白渊），以及“盐份地带”诗人群的某些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多是以忧郁的目光凝视灾难的台湾，批判旧社会习俗，揭示日本统治下的这块土地的流血与伤痛、呻吟与呼唤，展示顽强不屈的民族精魂，其中不少称得上是血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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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不久，在台湾强制实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以日本的大和文化取替和泯灭台湾的华夏文化。为了推行种族同化政策，规定以日本语作为台湾惟一合法的语文，甚至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上也强行日本化。在严密的法西斯文化专制罗网中，台湾新文学运动受到致命的挫伤，多数新文学期刊被查禁，许多倾向进步的作家或者被逮捕入狱，或者不得不蛰伏封笔。由此直到1945年，是台湾现代文学的凋零期。其间有一些作家受殖民意识左右，充当御用文人，出产一些苍白枯萎的带“皇民”气味的作品。只有少数有民族骨气的作家在被压迫的夹缝中隐忍为文，写出一些佳作，使台湾文学得以一脉息存。如短篇小说《先生妈》（吴浊流）、《鹅妈妈出嫁》（杨逵）、《风水》（吕赫若），长篇《亚细亚的孤儿》（吴浊流）等等，都有较完整的艺术构思和深挚的乡国情怀，在当时出现显得尤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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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到1949年12月国民党政权迁台，为台湾光复初期。这期间废止了日文报刊，许多原来习惯用日文写作的作家转为用汉语创作，文字生涩不能不影响到作品的艺术质量。但整个文坛都重又检讨过去，展望未来，“乡土文学”的命题再次引起热烈的讨论，并在1947年之后，创作逐步复苏。只是由于时间过于短促，成绩并不显著。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实施“战时紧急戒严令”，台湾文坛一度被粗糙的反共文学所主宰。此时期的一些优秀作家（如钟理和）的创作也得不到出版的机会，只好待后人去整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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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现代文学的发生略晚于大陆的文学革命，但大致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取同一步调。所不同的是台湾的现代文学发展阻力更大，条件更艰难。日据时代的种族同化政策，强令作家用日语写作，尤其是1939年之后，禁用中文，大部分作者只能用日文写作，极力限制台湾文学中的反殖民意识，这对于台湾新文学的阻碍和挫伤是极为严重的。台湾的现代文学总的来说发育不健全，艺术水准不高，即与此有关。而台湾文学中存在某些日本文化的色彩，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尽管如此，台湾文学在现代的发展仍取得可贵的实绩。台湾的现代文学大都以现实主义为归依，乡土气息一般较浓重，其中最频繁呈现的是思恋家国，反抗压迫的文学母题，以及作为弱国子民的漂泊意识。读台湾文学，总有一种拂之不去的悲凉压抑的气氛。台湾现代文学收获最丰的是小说，其次是诗，散文和戏剧相对弱一些。台湾的现代文学作为一脉支流，无疑还是以其特色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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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湾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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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当提到的是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1894—1943年）。他最早最有力地激发了台湾新文学的精神，即以现实社会的批判和乡土文化的寻根为本，替本省乡土文学树起了第一面旗帜，并且决定了本省籍作家应走的方向。1926年元旦，赖和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白话短篇小说《斗闹热》，〔2〕是台湾较早的白话小说，所写的是在殖民统治下民间难得被允许举办的迎神赛会。老百姓生活艰难，也要为这盛事节衣缩食。人们狂热地参与祭奠，企求妈祖神的护佑，那热闹火暴的场面有如狂欢节，人们将久经压抑的悲凉的情绪全都转移并倾泻到祭祖仪典中。小说结构比较散漫稚拙，但对祭神风俗的质朴的描写中，可以感受到作家对乡土文化迷恋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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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和执著地坚持写作“以民众为对象”的作品，他的作品揭露批判殖民统治的不义，充溢着民族的忧愤。1932年初赖和所写的《丰作》和当时大陆上以《春蚕》（茅盾）为代表的写丰收成灾的风气不谋而合。在《丰作》中，老实安分的蔗农添福兄眼见今年甘蔗丰收，正盘算着多卖点钱为儿子娶媳妇，不料把持糖业的制糖会社大幅降低蔗价，乘机盘剥蔗农。蔗农聚众抗议，反遭镇压。添福兄忍气吞声，将甘蔗卖给制糖会社，所得款项不够还债和糊口，娶儿媳的美梦也就化为泡影。小说真实地刻画了添福兄那种忠厚忍让的性格，在抗议殖民统治对贫农竭泽而渔的盘剥的同时，显然也思考国民性改造的问题，热切期盼农民的觉醒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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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底，赖和发表了《善讼人的故事》，同样也透露着为民请命的写作意识。该小说取材于一个民间传说，写的是一位侠肝义胆的账房先生，为农民伸冤，状告地主霸占山村，几经曲折终于获胜的故事。小说颇带传奇色彩，又有果戈理式的讽刺气味，写尽了民间疾苦和剥削者诸样相，主人公给人一种不畏强权的慨然正气。小说中的乡土民俗描绘至为本色，如写台湾观音亭一带市集，各式买卖摊贩、妓寮酒肆，以及相命讲古、茶客文士，诸种风俗世相，透露着当年的市井风情。赖和的小说不讲求技巧，但朴拙真诚，很有生活气息。他有意在白话文中掺入许多本土方言，外省读者可能感觉拗口，但也能体味到那种浓烈的地域文化的新异性。赖和的作品不多，除上述数篇外，还有十多个短篇，却在台湾文坛赢得极高的声望，主要靠的是他那坚实的面向民间的文学信念。他开创了台湾新文学的一个传统：揭露现实，追寻乡土，认同祖国。台湾新文学作者中有许多都受过赖和的提携和指导，尽管有各自不同的风格，但都为赖和创作中所体现的真诚的人格和良知所折服。也许就精神魅力而言，赖和被称为“台湾的鲁迅”是不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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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和又是台湾新诗的奠基者之一。他试图以诗歌来纪实和抒情，取材往往都是现实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如《觉悟下的牺牲》（1925年）是以叙事诗形式记载“二村蔗农组合”的反日事件的。《流离曲》（1930年）是以30年代日本殖民者掠夺耕地，迫使原耕地农民破产的事件为题材的。《南国哀歌》是以“雾社事件”为背景的。《低气压的山顶》（1931年）是叙写彰化抗日保卫战的。在后一首诗中，赖和渴求社会变革的风暴，冲刷人间的污垢：“这冷酷的世界，/留它还有何用？/这毁灭一切的狂飙，/是何等伟大的凄壮！/我独立在狂飙中，/张开喉咙竭尽力量，/大着呼声为这毁灭颂扬，/并且为那未来不可知的人类世界祝福。”这种风暴型的情感宣泄，气势磅礴，可一抒感时忧国之块垒。赖和的诗比较粗犷，缺少艺术提炼，有时过于拘泥于事件的复写。他受革命思潮的洗礼，一生坚持正义，反抗殖民统治和独裁专制，屡遭迫害，在日据时期曾被捕入狱，但始终以文学为改造社会之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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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赖和揭示民间疾苦时多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杨逵（1905—1985年）则更注意从历史变革的层面谛视无产者的命运和社会的变迁。他在70年代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时说：“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至于描写台湾人民的辛酸血泪生活，而对殖民残酷统治形态抗议，自然就成为我所最关心的主题。”〔3〕他的中篇小说《送报夫》（1932年）叙写一位流浪日本的台湾杨姓青年的痛苦遭遇。那不只是个人被老板欺榨的不幸，也是众多失业者的灾难：小说通过一个平凡的报夫的生活困境，写出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如何给社会带来灾祸。小说描写日本失业者和杨姓青年患难与共，他们发现无论对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可恶的资本家都是“一样的畜生”，“日本的劳力的人不会压迫台湾的人”。于是他们结成工人同盟，和老板斗争，终于争得了待遇的改善。这篇小说有明显的革命意味，力图将社会现象的刻写提高到历史变革的高度，显然受了当时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该作在东京进步文学期刊《文学评论》发表后，获得该刊征文二等奖（一等奖缺），随后译成中文，收入大陆出版的《朝鲜台湾小说选》、《世界弱小民族小说选》等书中，引起了大陆读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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