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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对纯子抱怨道：“我在音乐方面是极有天赋的，东京的一家音乐事务所邀请我加盟，但我不得不入赘到绪方家，无奈之下也只好拒绝了东京的邀请。”松永的话，让纯子感到了内疚。另一方面，他对离婚的事却态度消极，说：“我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得到了女方父亲在资金上的巨大支持。所以，尽管我想离婚，但其实是难之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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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暴力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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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纯子提到自己以前曾经相处亲近的男性朋友时，松永突然神色大变，暴跳如雷地吼道：“你欺骗了老子啊！”纯子赶紧解释说，自己和那个男人绝对没有发生过性关系，而且在和松永发生性关系之后，就和他干干净净地断绝了来往。然而，松永就是充耳不闻，只顾一个劲儿地斥责纯子是脚踩两只船。他抱怨道：“你其实早就不是处女了！第一次和我睡的样子，根本就是荒诞的表演！”然后，他又把那个男人叫到了酒店，带来自己的手下，在纯子的面前，动起了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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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纯子的第一次施暴，是在车里。松永借着一点儿微不足道的理由，一下子就情绪激动起来，突然地踩了个急刹车，又命令纯子开车。纯子握着方向盘，却遭到松永的殴打。他用拳头捶打纯子的手臂，又脱下皮鞋，用鞋打她的头。之后，暴力迅速升级——拳打脚踢，抓着头发狠狠地拽来甩去，用五六册捆成一捆的“善邻”(2)地图册用力地砸后脑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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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命令纯子把所有日记都拿来，在酒店房间里照着日期逐日地检查，一边责问“这个是谁”“这是什么意思”，一边又拳脚相加。这样的施暴，起初是每周一两次，不久后就变本加厉了，乃至从晚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说，他打破了绪方家的门禁时间规定，持续地对纯子施以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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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纯子陷入一种奇怪的心理状态——她认为是自己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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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忆道：“起初，我认为自己本身的品行，并没有恶劣到必须要接受暴力惩罚的那种程度。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追问具体的细节，一遍又一遍地被质问同一件事，在不知不觉之中，我开始怀疑自己，认为确实可能是自己错了。现在想来，这种心理正是松永的精巧话术诱导的结果。但在当时，我已经深信不疑地认为是自己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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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典型的受虐女性（家暴受害女性）的心理状态。当一位女性和她的丈夫或者情人置身于一种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封闭世界里，如果她被施加暴力，并被教训说，“你是错的！所以我才要这样对你”，那么女性一般情况下会被灌输进一种自我谴责的情绪。她的自尊心会被摧毁，逐渐在心里生成这样一种自我印象：“自己挨打，也是理所当然的。”渐渐地，受害者会失去抵抗的想法，忍受着严酷的暴力，并顺从于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受害者的自我规训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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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熟知这种心理暗示的作用，并以极其冷酷的手段，实现了对纯子的极其完美的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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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数日的暴力和谩骂，折磨得纯子体无完肤，精疲力竭。之后，他又强硬地要求在纯子的身体上留下烙印和纹身。而且，每一处都是同一个字——“太”。这件事发生在昭和五十九年（一九八四）的年底，是他们开始正式交往后的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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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检察官问到烙印的时候，纯子果断地回答说：“最后我自己是同意了的，我认为可以说是我本人的想法。”但是，那不可能是她自己作出的积极性的、主动的要求。纯子因为与男性朋友的关系而遭受暴力的时候，仿佛是要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反复向松永恳求道：“求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你才相信我。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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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人旅馆里，松永说：“如果你那么爱我，那么想让我相信你，应该不介意我在你身上打下‘太’字的印记吧？！这点事，应该能做到吧？！”纯子沉默着点了头，脱掉衣服，裸露出身体。松永把点燃的香烟，紧紧地贴近了纯子右胸的皮肤，灼热的烟火缓慢地移动，烫伤的痕迹画出了一个“太”字。几天之后，在情人旅馆里，松永把赤身裸体的纯子狠狠地暴打了一顿，又命令道：“好了。躺下！”然后，他在纯子右大腿根部的外侧，用安全别针和墨水，细密而深刻地纹了一个“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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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纹身，纯子坚称自己并没有同意。她说：“这个纹身，是在我搞不清状况的情况下被刺上的。”但是，如果纹身是在完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完成的，那应该是因为她当时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反抗的力气。纯子后来讲述道：“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身上留下伤痕就等同于丧失了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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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松永还命令纯子挨个地打电话给她的家人、亲戚和朋友，并且一定要她以某种方式故意激怒对方。在纯子打电话的时候，松永总是在她身旁，耳朵紧紧地贴近话筒，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一边在纸上写下用于回答的话，并让纯子照着纸条读出来，朝着电话那头骂出污言秽语。纯子后来回忆道：“那些话是违背我自己意愿的，但我还是说了出来。”这些电话招致家人和亲戚们的不满，也使她不得不和朋友们逐渐地断绝了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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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过的朱迪思·L.赫尔曼博士所著《心灵的创伤与恢复》一书中谈到：把一个人奴隶化，就是系统性地施加心理创伤，反复造成心理上的伤痛。其必不可缺的条件，则是受害者的无力化和断绝化。也就是说，不仅要使受害者丧失反抗能力，而且必须断绝一切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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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博士接着叙述道：“只有让受害者自己亲手破坏掉自己的伦理原则，自己背叛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的关系，心理操控的最终阶段才得以完成。”显然，松永对纯子所采取的操控手段，与之完美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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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度过那个短暂而快乐的暑假之后仅仅半年，也就是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二月的一天，纯子在幼儿园工作的时候，因为贫血而晕倒了。贫血的诱因是心理疲劳和睡眠不足。几天后，她在家中自己的房间里，吃下安眠药之后，用剃刀割腕，又把手腕浸在盛着水的桶里，睡着了。所幸，家人发现得早，纯子被紧急送往医院，才捡回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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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子正是要通过自杀这一终极手段，让自己从松永的魔爪中获得解脱。但是，她在讲述自己自杀的原因时说：“我被迫给家人、亲戚、朋友打电话，不得不招致他们对自己的厌恶和嫌弃。我担心自己的存在会让他们就这样一直地苦恼下去，我自己也因此而憎恨自己的存在。”总之，尽管是遭受了如此凄惨的非人对待，她仍然没有憎恨松永，而是自我责难。而且，因为家暴而被深深植入她心底的那种自我厌恶感，显然已经达到了极限，以至于将自己逼迫到要自杀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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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子自杀未遂。但是，松永并未因此而反省自己一直以来的行为。相反，他竟似深刻自省地说：“是我太放纵她了！必须要进一步严加管教。”于是，大约半个月后，在纯子要出院的时候，松永向誉和静美提出了一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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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如果对纯子就这样放任不管的话，说不定她还会自杀，还会更加堕落。所幸她会听我的话，因此请把她托付给我。我会负起责任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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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誉和静美是否听信了他的话，恐怕也举棋不定过吧。起初，他们对于纯子刚出院就要离开家的提议是面露难色的，但最终还是被松永说服了。他们在发现女儿割腕而打电话叫救护车的时候，都要求救护车不要鸣响警笛。可想而知，在意世间体面以至于此的这对父母，自然也会担心纯子回来后是否会再一次引起骚动。或许，这一心理上的薄弱之处被松永看穿了、抓住了，又被他用巧妙的说辞一举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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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后，纯子不得不坐上了松永的车，被他直接从医院带到了三潴郡大木町的一处公寓。那里是松永的公司宿舍和储藏室。在那里，纯子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独居生活。也正是在那里，她又一次掉进了松永的暴力地狱。松永每天都会来这里。他一边殴打纯子，一边责骂道：“你给我好好想想，自杀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多大的麻烦”，“如果警察来调查你自杀的原因，也一定会传唤我的，一定会对我不利”，等等。而且，他还恫吓纯子，说：“如果我们的外遇关系被我妻子发现了，你可是会被索要精神赔偿的。”此外，他甚至还用拍立得相机，拍下性交时的姿态。半个月后，他命令纯子辞掉了幼儿园的工作。从那以后，纯子在经济上也被逼迫到了不得不依赖松永的境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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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松永更是进一步逼迫纯子从父母家脱离了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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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子拿着一份文书，久违地回到父母家。那份文书的宗旨是“和纯子断绝关系，从今以后，各不相干”。纯子把文书交给父母，威逼道：“请在文书上签字，并承认我脱离户籍。”面对这样一份脱籍文书，无论誉还是静美都强烈反对，但纯子还是遵照松永的指示，态度强硬地说：“如果不承认我脱离户籍的话，下次我就真的自杀给你看，或者是去泡泡浴(3)上班。”这个恫吓，毫无疑问地给誉和静美造成了百万吨级的杀伤力。两个人不情不愿地同意了纯子脱离户籍的要求，并向亲友邻里解释道：“纯子实属无可救药。因此，我们决定将她从户籍中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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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纯子彻彻底底地断绝了自己与家庭、社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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