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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在清志的强烈要求下，由B女士全额出资购买了一台当时最新款的电脑。据说，在那个年代，连电脑这个名词都还未普及，一台电脑连同打印机、电脑桌在内，总价约为七十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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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松永和清志却是成天成天地喝酒。耗费巨资买来的电脑，就那么放着，落满了灰尘。清志连日来都是天亮的时候才回到家，而松永和纯子则根本就都不来了。她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清志就眼见着变得奇奇怪怪的。脸色土黄土黄的，非常难看，还添了口吃的毛病。他本来不爱喝酒，在家里不喝，就算是在外应酬也顶多就是喝喝啤酒，也从来不会喝醉。所以，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喜欢起了喝酒，而且一喝就喝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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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女士因此而担心清志的健康，清志却粗暴地说：“你嘴上满是温柔好听的话，心肠里却都是黑的！”这在以前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也让B女士的心灵倍受打击。清志还毫不客气地找她要钱，她一旦拒绝，就会有金融公司、信贷公司的催账单送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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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志在认识松永二人的一年零九个月之后的一天，突然提出要和B女士分手。他一收拾完东西，就带着当时才十岁的女儿恭子，一起搬进了公司的宿舍。“他最后留下这么一句话——‘事情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我非常失落，甚至在那一段时间里，都没法安心做任何事情。有时候，我也会在电话里和松永商量，他会说‘B女士你已经这么努力了，可所长他这是怎么了呢’之类对我表示同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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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志在和B女士分居之后，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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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志和恭子一起生活。但大约三个月后，在松永的谋划之下，恭子被安置到松永身边。根据纯子的证词，她听松永说“可能会接手照顾服部的女儿”，之后没几天，清志与松永签订了一份协议。根据协议，清志每月向松永支付二十万日元，委托其“承担养育恭子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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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清志当时的月薪就是二十万日元（他的月薪此前是三十万日元，但因怠工而被降薪）。这样的话，月薪的全部都用作了恭子的抚养费。而且，松永还要求他支付每晚的酒钱，这也使得这份合同极不合理。尽管如此，清志还是花下大价钱，请拥有丰富保育经验的纯子承担抚养女儿的工作。从这件事上，也能看出松永的手段之高明。从松永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他每月都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能确保有恭子作为“人质”。话虽如此，至少纯子的心理似乎是比较单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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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我没有什么坏心思。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大儿子来说，能有一个大姐姐也是件不错的事。从恭子的成长经历和给人的印象来说，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姑娘，也愿意为她做点什么。最初的时候，我和恭子一起做饭，也相处得很好。”（庭审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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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纯子和他们的长子，还有恭子，住在小仓北区M公寓的一个房间里。这间公寓房是通过清志的关系，以清志姐姐雅子（前文曾提及）的名义租赁的。然而，正是这间屋子，成了清志被杀害、被肢解的地方，也成了纯子所有家人被杀害、被肢解的地方。清志把女儿交给松永照顾之后，生活变得越发地颓废起来。他独自一人住在公司宿舍，但每天下班后，都会到M公寓来，和松永、纯子一起喝酒，喝得很多，直到凌晨五点左右才回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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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则在一旁虎视眈眈，观察着逐渐积累疲惫的清志，伺机捕捉清志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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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志一喝醉了酒，就会露出些无赖脾性，喜欢吹嘘他的“英雄事迹”。一天晚上，他又打开了话匣子，说：“我从租客那里承接消毒工作。不过，很多时候并没有真的消毒，但也标记为‘已消毒’，把消毒费收入囊中。这样也能赚点小钱。”但是，松永是不可能轻易放过那些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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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披露的证据中，有三份题为“相关事实的说明”的文件，是纯子根据松永的指示而负责保管的。这三份文件的署名是同一个人——“服部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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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说明”中写道：“我承认自己一直在私吞消毒费。这些钱本应上交给A公司（清志供职的房地产公司）。”根据人证纯子的证词，松永让清志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递给他一张纸和一支笔，然后开始居高临下地教训他，强迫他写下“相关事实的说明”。清志刚刚还接受松永的劝酒，喝得不亦乐乎。但是，松永突然之间就翻了脸。清志被吓了一大跳，惊得满脸通红，随后又变得沉默不语，顺从地写下了那份说明。他自己清楚，这件事是自己说出去的，所以很快就承认了，也没有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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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份“说明”中写道：“我承认自己是A公司盗窃案的犯人。”松永以前听清志说过一件事，就是清志的单位里曾经发生一起百万日元盗窃案。后来，松永突然提起这个话题，并激烈地追问道：“你就是那个犯人吧！”清志拼命地否认，但最后还是被迫接受了自己是犯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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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那件盗窃案很可能不是清志干的。清志的父母记得他当时非常苦恼，说“虽然我被怀疑了，但我绝对不可能去做那种事的”。如果他是真正的犯人，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去对原本就一无所知的父母倾诉呢？或许，清志是在身心俱疲以至极其衰弱的状态下，受到松永的长时间审问之后，陷入一种自己就是凶手的错觉。又或许，他过于渴望从那种追责与逼问之中解脱出来，结果违心地写下了那份“相关事实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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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份“说明”中写道：“我承认对恭子的性骚扰。”根据纯子的证词，恭子本人在松永、纯子和清志面前揭露说：“我在来到这里之前，是跟爸爸两个人生活的。爸爸和我一起泡澡，摸了我的身体。在我睡觉的时候，会脱下我的内衣，摸我的臀部，看我的性器官。”纯子说：“恭子说得有模有样、煞有介事，让人丝毫也感觉不到是松永逼她那么说的。清志当然是坚决地予以驳斥，但看着恭子越发激烈地反驳回去，我也不由认为‘那是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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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子和清志正在争论的时候，松永也加入进来，支持恭子。清志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追问。据纯子说，在清志被追究的那些事情中，她对这件事最为愤怒，她在旁观的过程中抱着一定要让清志认罪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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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松永让清志闭嘴，并递给恭子一张纸和一支笔，指示恭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相关事实的说明）”。之后，恭子在厨房一角写好“说明”。松永把文件拿给清志看，并命令道：“签字吧！”逼迫着清志承认自己对恭子进行过性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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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松永将清志一步一步逼入绝境的事实真相，还有一个目击证人——清志的女儿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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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恭子作为证人出庭的一些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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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嫌疑人之外，恭子是唯一活着的证人。恭子第一次作为检方证人出庭，是在平成十六年（二〇〇四）一月的第二十次公开庭审。此后，她以几乎每周一次的高频率连续出庭，共计作证二十三次，每次约两个半小时。恭子在获得警方保护的时候是十七岁，现在已经十九岁了。她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一直在夜校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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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出于对恭子出庭作证而可能产生精神负担的考虑，允许恭子不必直接走上法庭，而可以在法院的另一个房间里作证，并准许少儿权益咨询机构的工作人员作为陪同人员坐在她的身边。在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办公桌前，设置有小型摄像机和显示屏，恭子和询问人都可以通过这些仪器彼此看到对方的脸。但被告席上的松永和纯子，以及包括记者在内的现场其他旁听人员，则根本看不到恭子的脸。恭子的声音通过扬声器能被整个法庭里的人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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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面对非常细节的提问，恭子也会从九年前的记忆开始追溯，回答全程语气平淡。她有时声音会变小，会一时语塞，有时也说“不记得了”或是“我不知道”。考虑到她的年龄，即便仅仅作为证人出庭，也是一种勇敢的行为。更何况，她直到结束都能坚持回答提问，不得不说是令人钦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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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词的内容也非常具体。案发当初，调查人员曾因她的证词中存在许多模糊性陈述而感到困扰。但在之后的两年左右时间里，恭子或许是一点一点地唤醒了记忆。恭子的证词虽然也存在一些稍有出入的地方，但整体上是可以和纯子的证词相印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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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子的证词，是从她的父亲清志如何遇到松永，并被其拉拢蒙骗开始的。恭子很喜欢B女士，也愿意和她一起生活。但是，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清志有一天突然到学校来接她，直接把她带到小仓北区的公司宿舍里，然后她就和清志两个人生活在那里。自称“宫崎”的松永和自称“田中”的绪方（“田中”后来告诉恭子，自己的真姓是“森”），频繁出入他们居住的宿舍。每天晚上，他们都和清志一起出去，而恭子则被一个人留在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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