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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纯子一直处于松永的监视之下。例如，她在外出购物的时候，必须要频繁地用手机联系松永，细致报告行踪。当她出了公寓的时候，要说“刚刚出了门”；当她到了超市或便利店的门前，要说“已经到了，现在进去”；在店内时，要说“买点什么好呢”；出店时，要说“刚刚出了门”……如果稍稍延迟了联系，就会在回家后受到电击惩罚。另外，松永会不定时地给她打电话。如果她没接电话，就会在回家后被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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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频繁的联络义务和不定时的突击检查，在纯子的意识中植下一种恐惧心理——“即使自己人在外面，也一直处于松永的监视之中”。她说：“不能考虑在外出期间去卫生间。如果实在憋不住的话，就要打电话问‘现在可以去吗’，得到许可之后才能去。”即使在外面，也是和在家一样，都没有上厕所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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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清志通电的时候，纯子也被这种恐惧感所缠缚着。有的时候，松永在指示通电部位和次数之后，会去睡觉或者外出，但纯子从来也没有违背指示私自作出改变。因为松永随时可能突然出现，进行突击检查。如果被发现私自减轻电击，自己就会受到惩罚。根据多年的经验，纯子已经清楚知道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她漏听了松永的指示，就会遭到更为严厉的惩罚；如果遵从指示，则往往会受到表扬，而不会危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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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可以作出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心理解析。也就是说，在纯子的观念中，即使牺牲清志，也要彻底完成自我保护。这种心理状态的背景因素之一，应该就是出于一种必须保护胎儿的责任感。她说，自己在接受通电的时候，实际上一直在担心电流会对胎儿造成不利影响。她曾向松永建议，让清志回他自己的父母家。不过，这并不说明她是想要帮助清志。纯子明确地说道：“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想努力摆脱和清志在一起生活的现状。我讨厌照顾他，因为不卫生、不经济，而且对教育长子有不利影响，也给我自己带来了严重的精神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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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纯子在被捕后，曾看到一张刑警出示给她的照片，因此而对清志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负罪感。那张照片是松永拍摄的，内容是清志被监禁时的样子。照片中的清志保持着“深蹲”的姿势，胡子拉碴的，脸颊消瘦，目光呆滞，胳膊、腿和脸上有几处暗红色的斑点。那个时候，纯子没有想到过清志会死。但是，当她看着那张照片时，内心受到了冲击。她说：“在客观的立场上看这张照片，我受到很大震撼，不由得想到：‘啊！他就要死了！’我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感到震惊。”从那时起，纯子开始供述清志一案的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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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她渐渐回忆起了清志的善良。清志时刻处于死亡的边缘，但还是对纯子说：“请一定要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呀。”也会在松永惩罚纯子的时候试图保护她。例如，松永禁止清志触碰伤口的结痂，而且还会作“结痂检查”，一旦发现结痂移动了位置，就会对清志采取电击惩罚。有一次，纯子碰到清志身体上的结痂，结痂的位置移动了一点。清志因此而受罚，但清志并未把真相告诉松永。纯子说：“因为那件事，我直到今天都记着清志的义气和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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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仍然很难认为，松永之所以施加残忍的虐待，目的仅仅是为了弄钱。纯子也多次被检察官问及虐待清志的目的，但她只是反复回答“不知道”。不过，在与检察官谈话的过程中，她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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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纯子的供述，可以知道松永有一个把人分成不同等级的习惯，并对最低等级的人施加虐待。按照松永的分级，World公司的员工以及一起生活的人，并不是金字塔式的层次，而是线形垂直的等级序列。作为“事实婚姻的妻子”，纯子当然也被排在其中，通常是在清志的上面，但有时也会被排在最下层。决定等级序列的人，毫无疑问是站在最顶端的松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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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从儿童时期开始，就是那种独断专行的领导型人物。这种排列等级的习惯，恐怕就是在他让手下做坏事的过程中养成的。在World公司期间，因为存在雇佣关系，他更加露骨地排列等级次序，而且对最低序列员工的虐待也逐渐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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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有几个绝对服从的奴隶，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换等级序列，并对排列在最底层的人施以极度残酷的虐待……或许正是这种“快乐”，让松永的病态心理愈益严重。更何况，如果还能从那些奴隶身上弄到钱，就真算得上是一石二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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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成为松永猎捕对象的人，一般都性情单纯，为人憨厚，而且家里富裕，又有儿女。对这些目标，松永毫不留情。松永本来就有施虐狂一般的奇思怪想，还涉猎了关于监禁和虐待的书籍，从中学习并发挥了多种多样的控制和虐待方式。而且，他还热衷于观察虐待所造成的伤害，并以此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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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松永享受施虐乐趣的结果，却是真的夺走了清志的生命。如果这不是所谓的“快乐杀人”，那有什么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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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于清志一案，松永的主张则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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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声称赛马预测业务并不是胡说八道，而是他策划的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他坚称：“我确信，如果我们利用数据努力去做的话，即使现在也能从中获利。”但是，如果真能确保赚钱的话，那他为什么要中途放弃呢？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B女士要求道：‘电脑是我买的，所以请把电脑还回来。’我别无选择，只能答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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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纯子的辩护律师发现松永的说法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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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律师问道：“你每个月花费二十万到三十万日元买酒，如果把这几个月的酒钱省下来，不就可以买台电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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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答道：“像您那样的律师当然可以那么说，因为有高收入，生活也稳定。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好酒的人，即使有那样的目的，也会不由自主地把钱花在喝酒上。这样可能被您说是没出息，但其实也就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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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律师说道：“如果确实能赚钱的话，无论是谁都会想着把钱攒起来，重新买台电脑去创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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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如果像律师您一样头脑好用的人，可能会那么想吧。但如果是爱喝酒的人，就是会把钱花在酒上。这个是没法辩解的。我是在被捕进了拘留所之后，才迫不得已地戒了酒。嗜酒如命的人本性如此，即便明白其中道理，也还是戒不掉。不是吗，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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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答环节表明，即使在询问中对松永进行盘诘性询问，得到的回答往往也都是这种蒸不熟煮不烂的狡辩。询问者也被绕来绕去地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一名检察官向记者透露，“即便对松永进行交叉询问也没什么意义，只会无谓地拖延审判时间”，所以检方罕见地尽快结束了交叉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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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在听到松永的答辩后，甚至陷入一种错觉，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听“漫谈”(4)。在这个犯罪史上极端罕见的凶残案件的公开审判现场，一旦他开始说话，紧迫感一下子就消失了。松永的答辩不仅让记者和旁听者爆笑，甚至让一贯表情肃穆的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也不禁发笑。我们再看一些松永的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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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坚称，自己之所以让清志写下各种各样的“相关事实的说明”，是为了督促松永反省自己的行为。针对那份清志性侵恭子的说明，松永是这样讲述其前因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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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受托照顾恭子以前，清志和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曾经吹嘘说：‘我们父女间的感情非常深，比一般父女的关系都要好。’我问他是什么样的感情，他就开始说起一些自己和恭子做的下流事。他说得一脸得意，我也就信以为真了。我说：‘这种事情和关系好也不是一回事吧。’清志摆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回道：‘不！你不明白。’而且，我也曾经目睹过这样的情形。喝酒的时候，清志说“喂，摸我”，恭子就开始摸清志的下面。我吃了一惊，一脸茫然地说：‘真行啊！’当时，纯子正在厨房里做饭。后来，我也从恭子那里听到了她的真心话。我说：‘如果不让清志反省，而是放任不管的话，情况肯定会更糟糕的。为了让清志明白是非对错，那就让他把情况写下来吧。’纯子也表示赞成，就说服清志把情况写下来。清志也没有表示不满，很麻利地就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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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让清志写哪份情况说明，松永都坚称，自己在那个过程中从未胁迫清志或者施加暴力，而且事后还会很友好地一起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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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松永在公开审判法庭上认同了以下事实：对清志进行电击，对他的生活施加各种限制，把他锁在浴室里，以及清志的死亡和肢解尸体。但是，松永对这些事的叙述和纯子的证词，完全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版本。在松永的叙述中，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彻底地正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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