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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世纪到19世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大脑受到的冲击和搅乱是无比复杂的。在巴黎乃至全法国，过度的辛苦来自两方面原因。首先就是生活变昂贵了，无数的细小的便利变得必不可少。地毯、窗帘、扶手椅对一个生活简单的单身男子都成了生活必需品。假如他要结婚，还得另外添置摆满小饰物的多宝阁，一套漂亮的、价格不菲的结婚礼服，还要有许许多多小东西做装点。这些东西都得花钱去买而不能跑出去拦路抢劫，或者像15世纪那样靠分得没收来的财物而获得，他必须要通过辛苦工作挣回来。因此，生活的多数时间是在辛劳中度过的。再者，人都有当官发财的野心。由于我们采用民主制度，所以所有的位置都变成了竞争，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依靠能力把它赢到手。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隐隐约约存着当部长或者百万富翁的希望，因此，这种竞争状态又使我们的工作和忧虑加重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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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巴黎的人口总数是一千六百万，这个数字不仅可观，而且是太高了。巴黎是个成功机会最多的城市，所有具备能力、野心和干劲的人都蜂拥而来，摩肩接踵地挤在了一起，国家的首都这下子成了一切优秀人才和专业人士乐此不疲的地方。但是到了这里，他们的发明和研究就成了普通的东西。他们通过课题、舞台和贬低性的谈话来相互刺激对方，这些人全都像染上了高烧一样。巴黎的精神世界不在一种稳定健康的状态之下，人们的头脑是过热的、负担过重的、亢奋的。绘画和文学两方面的成就都受其影响，有时候对艺术有些好处，而更多时候则妨害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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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的意大利不是这种情形。在那里见不到上百万的人拥挤在同一区域，只有五万、十万、二十万人口的城邦。那里没有这么多野心勃勃的灵魂拥塞在一起，没有好奇心的骚动，没有煞费苦心，没有过多的社会活动。那里的城市是优良人的住所，不像我们这里一大片乱糟糟的人流。他们对于舒适的欲求是适度的，身体充满原始的生机，大家都骑马外出，在露天的空气里安逸地生活。那时期的宫殿确实宏伟，但我怀疑一个现代的寻常百姓是否愿意住进其中的一间。因为那里面并不方便而且阴冷，椅子上雕刻着狮头和跳舞的山神，都是些艺术精品，不过坐上去会觉得硬梆梆的；而现在一间小小的寓所、一所大宅的门房都要比利奥十世和尤利乌斯二世的宫殿舒服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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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琪罗，《埃利色雷的女预言家》，1508-1512年，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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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所不可缺少的那些小小的便利，当时的人们并不要求。他们的奢侈是为了拥有美，而不是为了享福。他们心里想的是如何把立柱和人像布置得高雅好看，而不贪图省钱购得一些小摆设、长沙发和屏风。再有，高官厚禄的大门对大众是关闭的，要想迈进这道门槛，除非靠着赫赫战功，或者得到王孙贵胄宠信的少数杀人魔王、高级刺客，以及一些善于巴结的门客才有机会。激烈的竞争、蜂窝样的骚动、长期不断的跃跃欲试、想尽办法要超过周围人的情形，在那个社会里是见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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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说明，那时期的人比现在欧洲和巴黎的人在思想上更加平衡，至少对艺术来说更加平衡。要想使绘画艺术获得繁荣，所需的那片精神土壤就不能是从未开垦过的，但开垦得过度也不行。封建时代的精神土壤坚硬厚实，而今天它已变得支离破碎；早先的文明没有进行充分的耕耘，可今日的却布满了犁沟。要想让提香和拉斐尔的手把壮观单纯的画面留在画布上，需要他们周围的人脑子里自然而然地形成同样的图像；要图像自然而然地产生，它就绝不能受到“概念”的阻碍和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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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说法极为关键，请允许我在这一点上多费几句唇舌。文明过度的特点是使图像受挫，而让概念占了上风。在教育、谈话、想法和知识的不断作用下，对于事物的原始知觉会变得紊乱、破碎、消退，以致于被直截了当的概念、分门别类的术语、代数符号一类的东西所取代。从此以后，思维就演变成纯粹的抽象方式。如果还要掉头回到图像，那就相当费劲了，需经过一番病态的、全身痉挛的震撼，附以错乱的危险的幻觉才能办到。这就是我们今日的思维状态，我们再不能很自然地成为艺术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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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头脑里充满了杂乱的、交错的、分割的、此起彼伏的概念，所有的文化，包括本国的、外国的、过去的、眼前的，都像洪水一样涌进我们的大脑、积存下来。比如对今天的人说出“树”这个字，他就知道那不代表狗，也不代表羊或者一件家具。他会把这个符号装入脑中能分辨和标识的地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理解。通过学习和认知，我们的大脑已然充满了抽象的符号，再通过内部的条理习惯，有规律地、合乎逻辑地从一个符号到达另一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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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色彩斑斓的图像，我们的大脑只能得到只鳞片爪的闪现，是根本留不住的。这些有颜色的图像只会在我们的心目中映出一点模糊的轮廓，马上便消失了。如果想成功地留住，或者准确地把握住它们，要借助意志坚决的努力，经过长期的训练和反面教育。这里所讲的反面教育是对我们的普通教育进行彻底的倒错，这种极端的努力势必带来痛苦和癫狂。现代的色彩大师、造型大师、文学大师，无不是些狂热分子或者沉湎于超常幻觉的人（注：海涅、维克多·雨果、雪莱、济慈、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斯温伯恩、埃德加·爱伦·坡、巴尔扎克、德拉克洛瓦、德加，还有其他许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这时代有不少才智优秀的艺术家，几乎都因为他们的教育与环境而痛苦。只有歌德一人能保持住精神的平衡，但需要有他那样的智慧、生活的规律和长期的自我节制才可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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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是接近原始知觉的人。同样一个“树”字，单纯健全的大脑听到之后即刻就显示一棵完整的大树：油亮的摇曳的树叶形成一个硕大的伞盖，黝黑的枝干衬托着蔚蓝的天空，满是皱褶的树干隆起一道道粗大的筋脉，树根深深地扎进泥土里抗拒着狂风暴雨的侵袭……这一切对于我们只是一个符号和一个形状，对他们却是活生生的完整的景观。他们能毫不费力地抓住这些，并毫不费力地使其重现。他们能从形象中萃取到精华，而不会纤毫不放地苦苦执著于每一处细节。他们能轻松欣赏到“带有颜色的美好图像”，而无需紧张得要命，激动得快把心脏提到了嗓子眼儿。他们作画，仿佛马在驰骋，鸟在飞翔，纯任自然，色彩的构成便是思想语言的自然流露。观众对着画布或者壁画注目观赏的时候，在心底里对作品有似曾相识之感，一看就能认得。画中的形象对观众并不陌生，它们不是考古性质的堆砌，不是刻意的结果，不是学派的陈规旧法，不是人为的照搬。观众对这些形象十分熟悉，四周的画面把他们引入了日常生活和公众仪式中。那些画面正是来自真实的生活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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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香，《拉努乔·法尔内塞》，1542年，木板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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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服装方面的效果，多么大的差异啊！我们穿的是长裤、双排扣的上装和肃穆的黑大衣，而他们则是宽松艳丽的长袍、丝绒或真丝织成的紧身衣、带花边的衣领，佩剑和短刀都有纹饰雕琢。他们穿着绣花的衣衫，佩带着宝石，帽子上面插着羽毛。所有这些华丽耀眼的装饰，在今天只适合妇女使用，而当时的绅士们却穿戴得同样光彩照人。再注意一下画面中的喜庆场面，当时每个城市都有建城典礼、化妆舞会、马队游行，这些都是令王孙公子和平民百姓无比喜悦的乐事。例如：1471年，米兰公爵加利阿左·斯弗尔扎访问佛罗伦萨时，有五百人的卫队、五百名步兵、五十名锦衣侍从、两千名贵族和贴身仆人、五百只猎犬和数不清的猎鹰，这一次远途出行花去他二十万达克特金币。圣西斯科红衣大主教皮特罗·利阿利奥为款待费拉尔公爵夫人，一次就花掉两万达克特。此后，他环游意大利，其场面之壮观、随从之众多，竟令人以为是他的教皇兄长在巡游。洛伦佐·德·美第奇在佛罗伦萨筹办了一个化妆大会，表演卡米勒斯的胜利，数位红衣主教也赶来观看。洛伦佐向教皇求借一头大象，恰逢大象正在别处另有用场，于是，教皇派人送来两只老虎、一只黑豹代替，而他本人则因事务繁忙无法抽身参加这样一场盛大的活动而表示惋惜。女公爵卢克雷蒂斯·波吉亚进入罗马的时候，带了二百名衣着华丽的女士，她们都骑着骏马，每人由一位绅士陪同。这些贵族化的气派、华丽的装束、宏壮的威仪，处处使人感觉像神情庄重、举止高雅的演员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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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编年史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意大利人对生活的理解就是一场快乐的节日盛宴，不到迫不得已决不操心其他事情。他们所关心的就是去享受，高雅美妙地享受，通过心灵、感官，特别是视觉享受。确实，他们也没有其他事情要做，对于我们所关心的政治及慈善活动，他们了解得很少；没有议会，没有会议，没有连篇累牍的报纸；那些显赫人物或当权者也没有什么众口难调的群众需要领导，不必垂询公众的意见，置身于乏味的辩论会，提供各种统计数据；没有道德和社会问题纠缠不休。意大利是在一群暴虐的诸侯统治之下，这些霸主靠武力夺权，然后靠暴政维持统治，闲暇时间里，他们就叫人大兴土木和作画。富人与贵族阶层也像霸主们一样醉心于寻欢作乐。他们搜罗美丽的情妇、雕塑和绘画作品、华丽的服装，安插一些心腹在霸主身边探听是否有人密谋加害自己，以便事先得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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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既不为宗教事务操心，又不在这方面花费时间。洛伦佐、亚历山大六世及卢多维克·斯弗尔扎的朋友们几乎从未考虑过要建立传教机构，也不致力于异教徒的皈依问题，以及筹措基金用于教化民众。当时的意大利人虽有一副热心肠，却都不是热心宗教的人。马丁·路德曾经满怀信仰又惴惴不安地出访意大利，可结果令他烦透了，回来时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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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是天底下最不虔诚的人，他们讥笑真正的宗教。像我们这些基督徒都会遭到他们的挖苦，因为我们信奉圣经……当他们上教堂的时候总有这样一套说辞‘我们就去屈从大众的错误吧’，‘倘若非要我们相信上帝所说的一切，我们就成了最悲惨的人，以后再别想有快乐的时候。我们只要做到表面像那么回事，不必什么都相信’。”事实上，这个民族真是异教徒的气质，他们中的那些有教养的人正是通过教育而变得不信神。路德还愤愤不已地说：“意大利人不是享乐主义就是迷信分子。老百姓畏惧圣安东尼和圣塞巴斯蒂安甚于对基督的敬畏，因为他们害怕前者会把伤痛降临，因而在某些场所紧挨着‘不准损害公共卫生’的告示旁边都有圣安东尼的画像，手里还握着长矛。他们就是这样生活在极度迷信之中，不知道上帝的训导，不相信肉体的复活、灵魂的不朽，只畏惧现世的伤痛报应。”——很多哲学家在私下，甚至是公开地反对神灵的启示和灵魂不死。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和忏悔教条受到每个人的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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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诗文作品里，如阿里奥斯托、威尼斯的卢多维克、普尔奇，都绘声绘色地攻击僧侣生活，并以比喻手法公然与教义唱反调。普尔奇写了一首打趣长诗，每篇的开头都放一句“和散那”（注：为颂神的惊叹词）和一段弥撒经文。在解释灵魂如何进入身体的时候，他说那好似把糖浆裹进了热乎乎的白面包里。灵魂到了另一个世界又能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有些人认为能找到莺鸟和长满羽毛的嵩雀（注：在意大利被视为美味珍馐）、幸福的温床，为了这缘故，你尽可以步僧侣的后尘。但是，亲爱的朋友，一旦落入黑暗的峡谷，我们再无法听到‘哈利路亚’（注：赞颂上帝用语）的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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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琪罗，《夜》1520-1534年，大理石雕塑，美第奇家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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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道学家和传教士，如布鲁诺和塞弗纳诺拉，对这种享乐主义和无神论的风气尽其所能地予以抨击。塞弗纳诺拉告诉佛罗伦萨的民众，他将拿出三到四年的时间致力于宗教皈依问题，他说：“汝等生活形同猪犬，溺于床榻，游于市井，只知饶舌闲扯，放浪形骸，一味贪欢行乐。”道学家和传教士讲话总显得声色俱厉，不这样不足以警人视听，不过，不论你如何剔除严重的成分，问题的实质并不会减轻。从本时代的贵族传记中、从费拉尔和米兰公爵荒诞奢华的享乐中、从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骄纵奢靡中，能够看出人们对于各种享乐的欲求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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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美第奇家族本是银行家出身，靠着武力和能言善辩当上了首任行政长官，权倾一方。此家族厚待诗人、画家、雕塑家和学者，而这些人也在府中用专长表现一些神话中的狩猎和美艳的情爱故事。在绘画上，美第奇家族喜欢代洛和波拉约洛的裸体画。他们为了风流逸乐而助长了异教风气，因此，对于艺术家的放荡比较宽容。你们都知道弗拉·菲利波·利比拐走一名修女的故事，当其家人向美第奇告状的时候，美第奇只是付之一笑。还是这个弗拉·菲利波·利比，他留在美第奇府中作画的时候，一心思念自己的情人，可是当时他被锁在屋中责令完成一件作品。于是，他把床单布结成绳子，顺着窗户逃走了。最后，科西莫说：“把门打开，有才华的人乃天地之精华，不是做苦力的牲口，既不该遭到囚禁，又不该受到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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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情况更糟糕。在这里，我不便向你们叙述亚历山大六世的享乐生活，在他的牧师布尔奇阿德的日记中有记述。关于他的狂欢作乐、荒淫无度只有拉丁文能揭露清楚。说到利奥十世，他确实是一个钟情古雅的拉丁文体、喜欢玩味锦诗妙句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舍弃世俗的享乐和动物性的快感。在他周围有本博、莫尔扎、阿雷廷奴、巴尔巴罗、奎尔诺等一批诗人、音乐家和门客，这些人的生活都不足为训，所作的诗文往往不止于轻佻。红衣主教比别纳为教皇献上的一出喜剧《卡兰德拉》，如今没有哪家戏院敢上演。利奥十世为了取乐，把宴请宾客的菜肴做成猴子和乌鸦的形状，他还养着一个小丑——衣钵修士马里阿诺。此人食量惊人，“可一口吞进一只煮熟的或油炸的鸽子，一顿饭能装下四十个鸡蛋和二十只鸡”。利奥十世还喜欢狂放的消遣，喜欢荒诞搞笑的玩艺儿，他与其他人一样富于热情和动物性的冲动。他喜欢穿长靴、套马刺，到切维塔—韦奇亚附近的山林间兴致勃勃地狩猎公鹿和野猪。他举办的那些庆祝活动并不比他的生活习惯更合乎神职身份。费拉尔公爵的秘书曾经目睹到这类场景，记录了那段日子的生活。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对比，看看行为的约束力在我们身上长进了多少，放纵的自然本能减少了多少，活跃的想象力在多大程度上屈从于纯粹的理智；看看那个半异教的、完全肉欲的却画意浓重的时代，精神生活不压抑肉体生活的时代，距离我们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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