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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琪罗，《夜》1520-1534年，大理石雕塑，美第奇家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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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道学家和传教士，如布鲁诺和塞弗纳诺拉，对这种享乐主义和无神论的风气尽其所能地予以抨击。塞弗纳诺拉告诉佛罗伦萨的民众，他将拿出三到四年的时间致力于宗教皈依问题，他说：“汝等生活形同猪犬，溺于床榻，游于市井，只知饶舌闲扯，放浪形骸，一味贪欢行乐。”道学家和传教士讲话总显得声色俱厉，不这样不足以警人视听，不过，不论你如何剔除严重的成分，问题的实质并不会减轻。从本时代的贵族传记中、从费拉尔和米兰公爵荒诞奢华的享乐中、从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骄纵奢靡中，能够看出人们对于各种享乐的欲求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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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美第奇家族本是银行家出身，靠着武力和能言善辩当上了首任行政长官，权倾一方。此家族厚待诗人、画家、雕塑家和学者，而这些人也在府中用专长表现一些神话中的狩猎和美艳的情爱故事。在绘画上，美第奇家族喜欢代洛和波拉约洛的裸体画。他们为了风流逸乐而助长了异教风气，因此，对于艺术家的放荡比较宽容。你们都知道弗拉·菲利波·利比拐走一名修女的故事，当其家人向美第奇告状的时候，美第奇只是付之一笑。还是这个弗拉·菲利波·利比，他留在美第奇府中作画的时候，一心思念自己的情人，可是当时他被锁在屋中责令完成一件作品。于是，他把床单布结成绳子，顺着窗户逃走了。最后，科西莫说：“把门打开，有才华的人乃天地之精华，不是做苦力的牲口，既不该遭到囚禁，又不该受到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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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情况更糟糕。在这里，我不便向你们叙述亚历山大六世的享乐生活，在他的牧师布尔奇阿德的日记中有记述。关于他的狂欢作乐、荒淫无度只有拉丁文能揭露清楚。说到利奥十世，他确实是一个钟情古雅的拉丁文体、喜欢玩味锦诗妙句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舍弃世俗的享乐和动物性的快感。在他周围有本博、莫尔扎、阿雷廷奴、巴尔巴罗、奎尔诺等一批诗人、音乐家和门客，这些人的生活都不足为训，所作的诗文往往不止于轻佻。红衣主教比别纳为教皇献上的一出喜剧《卡兰德拉》，如今没有哪家戏院敢上演。利奥十世为了取乐，把宴请宾客的菜肴做成猴子和乌鸦的形状，他还养着一个小丑——衣钵修士马里阿诺。此人食量惊人，“可一口吞进一只煮熟的或油炸的鸽子，一顿饭能装下四十个鸡蛋和二十只鸡”。利奥十世还喜欢狂放的消遣，喜欢荒诞搞笑的玩艺儿，他与其他人一样富于热情和动物性的冲动。他喜欢穿长靴、套马刺，到切维塔—韦奇亚附近的山林间兴致勃勃地狩猎公鹿和野猪。他举办的那些庆祝活动并不比他的生活习惯更合乎神职身份。费拉尔公爵的秘书曾经目睹到这类场景，记录了那段日子的生活。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对比，看看行为的约束力在我们身上长进了多少，放纵的自然本能减少了多少，活跃的想象力在多大程度上屈从于纯粹的理智；看看那个半异教的、完全肉欲的却画意浓重的时代，精神生活不压抑肉体生活的时代，距离我们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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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教皇利奥十世》（局部），约1517-1518年，木板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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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的晚上我过去看戏，兰格尼大人领我走进西波府中的一间厅房，只见教皇和几位年轻的红衣主教正在那里。教皇在房子里来回走动，让身份适合的人进去，当人数与他预计的数目差不多的时候，这些来宾便走向演戏的场所。教皇站在门口，来宾一点也不混乱，教皇中意谁，就赐福给他，这个人便可以进去看戏了。进入戏场之后，只见戏台在大厅的一边，另一边是放有教皇宝座的梯形看台。外界人士进来以后，教皇登上高出地面五层台阶的宝座，许多使节和几位红衣主教也按照各自的级别环坐在教皇周围。观众约摸有两千人，落座已毕，随着笛声响起，落下一道帘幔，上面画着修士马里阿诺的模样，几个小鬼在帘子两边冲着他嬉闹雀跃。过程中，打出一道横幅‘请观看马里阿诺的花活’。随后，乐声四起，教皇透过眼镜片欣赏艳丽的戏台布景，那是拉斐尔的创作。近景和远景都画得美轮美奂，观众席发出啧啧赞叹，教皇又抬眼欣赏画得很美的天空。烛台雕成字母的形状，每个字母上面插有五支火把，连成一句‘利奥十世，至高无上’。教廷的使官出现在台前，念了一段评论，把这台戏的名字《冒名顶替》奚落了一通。这样一来，教皇和观众都发出了由衷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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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奇官邸，混凝土、石料宫殿，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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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听到的内容来看，法国人对于《冒名顶替》这个题目多少有些反感。这出戏演得蛮不错，每一幕完毕都有一段音乐作插曲。乐器有短笛、风笛、两支小号、三弦琴，还有一支音质多变的风琴——这是我们已故的公爵对教皇的慷慨赠礼。由长笛伴奏的一段独唱颇为悦耳，另外还有合唱，但在我看来，还不如其他音乐节目精彩。最后一段插曲是莫拉舞，内容是讲戈登神话，表演得虽好，但不及我在公爵府上见过的那般完美。节目至此就结束了，观众开始退场，人流拥挤，忙乱之中我撞到了椅子，腿骨险些折断。此时，邦德蒙特也被一个西班牙人猛烈地推搡了一把，他正对着那人执拳相向，这样我倒容易走脱了。我的腿伤得的确不轻，不过这点不幸得到了补偿，只见教皇面带慈祥地给了我一个庄重的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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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逸兴节目之前，还举行过一场赛马会。一队西班牙种马由科耐尔大人统管，穿戴着形形色色的莫拉款服饰；另一队装扮成西班牙风格，披挂着阿里克桑锦缎，里层是闪光绸，紧身衣外面罩着披风，为首的是萨拉皮卡和几名随从。比赛由二十匹马组成，教皇送给每位骑师四十五达克特，所以他们穿戴打扮都很漂亮，连仆从和号手也都穿着同样色调的亮闪闪的绸衣。两队人马进入场地之后，开始一对一地朝着宫门赛跑，教皇就站在窗口观看。赛马完毕，萨拉皮卡一方退到场地的一端，科耐尔的队列则朝着圣彼得教堂的方向退却。这时，只见萨拉皮卡操起长矛向着对方展开进攻，而科耐尔也拎着武器迎战，双方纷纷把手中的长矛掷向对手，接着就向敌手冲去，扭打成一团。这种场面煞是好看，而且没有什么危险。他们的坐骑中有不少都是速度奇快的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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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是斗牛比赛，前面交待过，我是随马克·安东尼奥爵爷前来的。斗牛的结果是死了三个人，五匹马受伤；其中死了两匹马，一匹正是萨拉皮卡的坐骑。它把主人甩到了地上，情况十分危急，因为正有一头牛冲了过来，要不是这头畜生被人用长矛猛刺，它哪肯放开，一定会结果了萨拉皮卡的性命。据说，教皇曾惊呼道：‘可怜的萨拉皮卡！’然后，不住地摇头叹息。我还听说，到了晚间，有个修士演出了一幕滑稽剧……因为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教皇吩咐不要跳莫拉舞，改用毯子包着这名修士在空中摇来甩去，致使修士整个身子重重地摔到了戏台上。然后，有几个人上前割断了他的袜带，修士负痛而逃，在此过程中，他用牙齿接连咬了三四个马夫。最后，他被抓住并逼着爬上了马背，马夫们抡起巴掌狠揍他的屁股。听别人讲，修士回去后在挨着下身的地方拔了几个火罐儿，现在还躺在床上，伤得着实不轻。据说教皇所以这么做，是想让其他修士得个教训，在以后的滑稽剧表演中别尽出洋相。这场‘莫拉舞’逗得教皇大笑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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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宫门前举行挑戒指比赛，教皇站在窗口观看，奖金的数目早就写在奖杯里。接下去是水牛赛跑，看那些丑陋的畜生忽而前冲，忽而后退，十分有趣。想要它们到达比赛终点，需要花很大工夫，因为它们总是进一步，退四步，老也到不了目的地。最后到的那头牛本来是领先的，因此还是这名骑师得了奖。他们一共十人参赛，说实话，场面够乱的。后来，我去了本博的住处，又去谒见教皇，在那里碰见了巴耶克斯主教，大家谈的尽是些化妆大会和种种作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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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贵的公爵的仆从：阿方索·保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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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拉尔邦派在教廷的使节）写于凌晨4点，3月8日，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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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本该是意大利最肃穆、最讲体统的地方，可在这里就有上述种种作乐方式。在这里，还能见到像古希腊竞技那样的裸体赛事，也能见到像在古罗马圆形斗兽场所上演过的一幕幕淫秽景象——既然活跃的想象力都用到感官享受上，既然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为了享乐，并以此为生活目的，既然完全摆脱了政治上的忧心、工业上的种种麻烦、道德风尚的追求，因而不像我们这样处处着眼于实际利益和抽象概念，那么，一个艺术禀赋优厚、修养充分的民族能够欣赏并创造出登峰造极的艺术，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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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是一个独特的时期，处在中世纪与现代之间，处在文化贫瘠与过度文明之间，介于原始本能状态与成熟观念的世界之间。那时期的人收住了粗鲁、好战的野性，不再是只知道活动筋骨的食肉动物，但也没有达到夜半苦读于灯下，只知道锻炼说理和思维的程度。他们兼具两种性能：有原始人那种长时间的、深深的幻想，同时，他们的举动又受到热烈而细致的、文明人的好奇心的驱使。他们像野蛮人那样用形象思索，像文明人一样捕捉规律；他们像野蛮人一样寻求肉身的快乐，像文明人一样迈上了比低级享乐高一层的台阶；他们的趣味变得精致起来，能注意到事物的外表，而且要求完美。然而，他们所观赏到的具有伟大艺术性的形体，不过是头脑中收录的美丽形象的自如展现，只是满足一下被心灵遮住的静默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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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 [:170001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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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促使意大利艺术表现人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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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这种伟大的绘画才能要把人体作为主题；出于什么样的经历、习俗和热情，人会对肌肉表现出兴趣；为什么在广阔的艺术领域里，他们的目光偏偏转向了健康、有力、活泼的人体，使得后人只能沿着传统去寻觅或者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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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明了人的思想状态之后，为了解释上面的问题，我还得让诸位了解当时人的性格属于哪一类。对于思想状态的了解是基于种类、头脑中某种观念的数量和质量，这好比家具摆设。说到头脑中的家具摆设，就像在一座宫殿里的那样，无需费很大麻烦就能更换，无需触动宫殿本身就可以把别样的帷幔、柜子、铜器、地毯统统放进去。同样的，用不着触动心灵的内部构造，就可以放进别样的观念，只要换一个环境、换一种教育，就足可达到上述目的。观念各不相同，要看这个人是无知的，还是有学问的；是平民，还是贵族。在人身上，较之观念更重要的东西是他的构成，即他的性格。换句话，这里所说的性格是指自然的本能、与生俱来的昂扬的情绪、某些方面的敏感度、精力的充沛程度，简言之，就是内在动力的强度和方向。为了使诸位看到意大利灵魂的深刻构成，我将把产生这种结构的环境、习俗和必要条件揭示出来，你们看了形成的历史，会比只清楚结构的定义理解得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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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意大利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缺乏长久的太平和公正的司法制度，不像我们有了时刻处于警惕的警察保护，这是我们在这样的国度里习以为常的事情，所以很难想象他们那种过度的不安、无序和暴力。我们在相反的环境里面生活得太久了，我们拥有那么多的宪兵和警察，使得我们常常感觉这些人带来的麻烦比用处还要多些。对于我们，如果有十多个人在大街上围观一条断了腿的狗，这时有一个蓄着小胡子的人走过来开口说道：“散了吧，先生们，这里禁止聚众。”我们便觉得这人不讲情面，会对来人说三道四，而全然忘记正是这些留着小胡子的家伙在保证有钱人和弱者可以手无寸铁、安然无事地单独走在夜间的街道上。试想一下，假如没有了他们，在一个警务力量不足或者无视警察的社会里，会是怎样的情形？就拿澳大利亚和美国来说，他们那里的矿区引来了大批的淘金者，这些人随便找个地方就住下了，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政府。在这样的地区，如果有人害怕受到攻击或者侮辱，他就会向着冒犯者开枪，而对方也马上予以还击。有时候，邻居也会加入进来。迫于无奈长期待在那里的人，总要设法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为危险、血腥、突如其来的坏人就在他的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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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前后的意大利就与这种情形差不多，当时的意大利人根本想不到四百年后会有我们现在这样完善的政府机构。它的基本职能就是保护每一个人，不仅保护我们的财产和生活，还对我们的休息与安全负责。那时的意大利统治者都是些小暴君，通常靠着暗杀和毒药篡夺王位，至少也是通过武力和叛逆。因此，他们唯一关注的事情自然就是保住政权，至于百姓的安全，他们几乎不管。个人不得不采取自我保护措施，靠自己的力量讨回公道。假如某君觉得有个家伙会对自己构成危险或者对自己充满敌意，对方可能是个难缠的债主，或者是在街上遇到的蛮横家伙，此君就很自然地想到应该尽早结果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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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只要翻开那时期的回忆录，就可以看到私下械斗和武力解决是多么根深蒂固的一种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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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凡诺·特·恩费索拉在回忆录中写道：“9月20日，罗马城里一片骚乱，所有的商家都关闭了铺子，在地里和葡萄园干活儿的人也急匆匆地往家赶。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外乡来的都纷纷拿起武器，因为有消息说教皇英诺森三世的确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