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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逸兴节目之前，还举行过一场赛马会。一队西班牙种马由科耐尔大人统管，穿戴着形形色色的莫拉款服饰；另一队装扮成西班牙风格，披挂着阿里克桑锦缎，里层是闪光绸，紧身衣外面罩着披风，为首的是萨拉皮卡和几名随从。比赛由二十匹马组成，教皇送给每位骑师四十五达克特，所以他们穿戴打扮都很漂亮，连仆从和号手也都穿着同样色调的亮闪闪的绸衣。两队人马进入场地之后，开始一对一地朝着宫门赛跑，教皇就站在窗口观看。赛马完毕，萨拉皮卡一方退到场地的一端，科耐尔的队列则朝着圣彼得教堂的方向退却。这时，只见萨拉皮卡操起长矛向着对方展开进攻，而科耐尔也拎着武器迎战，双方纷纷把手中的长矛掷向对手，接着就向敌手冲去，扭打成一团。这种场面煞是好看，而且没有什么危险。他们的坐骑中有不少都是速度奇快的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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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是斗牛比赛，前面交待过，我是随马克·安东尼奥爵爷前来的。斗牛的结果是死了三个人，五匹马受伤；其中死了两匹马，一匹正是萨拉皮卡的坐骑。它把主人甩到了地上，情况十分危急，因为正有一头牛冲了过来，要不是这头畜生被人用长矛猛刺，它哪肯放开，一定会结果了萨拉皮卡的性命。据说，教皇曾惊呼道：‘可怜的萨拉皮卡！’然后，不住地摇头叹息。我还听说，到了晚间，有个修士演出了一幕滑稽剧……因为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教皇吩咐不要跳莫拉舞，改用毯子包着这名修士在空中摇来甩去，致使修士整个身子重重地摔到了戏台上。然后，有几个人上前割断了他的袜带，修士负痛而逃，在此过程中，他用牙齿接连咬了三四个马夫。最后，他被抓住并逼着爬上了马背，马夫们抡起巴掌狠揍他的屁股。听别人讲，修士回去后在挨着下身的地方拔了几个火罐儿，现在还躺在床上，伤得着实不轻。据说教皇所以这么做，是想让其他修士得个教训，在以后的滑稽剧表演中别尽出洋相。这场‘莫拉舞’逗得教皇大笑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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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宫门前举行挑戒指比赛，教皇站在窗口观看，奖金的数目早就写在奖杯里。接下去是水牛赛跑，看那些丑陋的畜生忽而前冲，忽而后退，十分有趣。想要它们到达比赛终点，需要花很大工夫，因为它们总是进一步，退四步，老也到不了目的地。最后到的那头牛本来是领先的，因此还是这名骑师得了奖。他们一共十人参赛，说实话，场面够乱的。后来，我去了本博的住处，又去谒见教皇，在那里碰见了巴耶克斯主教，大家谈的尽是些化妆大会和种种作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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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贵的公爵的仆从：阿方索·保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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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拉尔邦派在教廷的使节）写于凌晨4点，3月8日，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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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本该是意大利最肃穆、最讲体统的地方，可在这里就有上述种种作乐方式。在这里，还能见到像古希腊竞技那样的裸体赛事，也能见到像在古罗马圆形斗兽场所上演过的一幕幕淫秽景象——既然活跃的想象力都用到感官享受上，既然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为了享乐，并以此为生活目的，既然完全摆脱了政治上的忧心、工业上的种种麻烦、道德风尚的追求，因而不像我们这样处处着眼于实际利益和抽象概念，那么，一个艺术禀赋优厚、修养充分的民族能够欣赏并创造出登峰造极的艺术，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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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是一个独特的时期，处在中世纪与现代之间，处在文化贫瘠与过度文明之间，介于原始本能状态与成熟观念的世界之间。那时期的人收住了粗鲁、好战的野性，不再是只知道活动筋骨的食肉动物，但也没有达到夜半苦读于灯下，只知道锻炼说理和思维的程度。他们兼具两种性能：有原始人那种长时间的、深深的幻想，同时，他们的举动又受到热烈而细致的、文明人的好奇心的驱使。他们像野蛮人那样用形象思索，像文明人一样捕捉规律；他们像野蛮人一样寻求肉身的快乐，像文明人一样迈上了比低级享乐高一层的台阶；他们的趣味变得精致起来，能注意到事物的外表，而且要求完美。然而，他们所观赏到的具有伟大艺术性的形体，不过是头脑中收录的美丽形象的自如展现，只是满足一下被心灵遮住的静默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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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 [:170001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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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促使意大利艺术表现人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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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这种伟大的绘画才能要把人体作为主题；出于什么样的经历、习俗和热情，人会对肌肉表现出兴趣；为什么在广阔的艺术领域里，他们的目光偏偏转向了健康、有力、活泼的人体，使得后人只能沿着传统去寻觅或者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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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明了人的思想状态之后，为了解释上面的问题，我还得让诸位了解当时人的性格属于哪一类。对于思想状态的了解是基于种类、头脑中某种观念的数量和质量，这好比家具摆设。说到头脑中的家具摆设，就像在一座宫殿里的那样，无需费很大麻烦就能更换，无需触动宫殿本身就可以把别样的帷幔、柜子、铜器、地毯统统放进去。同样的，用不着触动心灵的内部构造，就可以放进别样的观念，只要换一个环境、换一种教育，就足可达到上述目的。观念各不相同，要看这个人是无知的，还是有学问的；是平民，还是贵族。在人身上，较之观念更重要的东西是他的构成，即他的性格。换句话，这里所说的性格是指自然的本能、与生俱来的昂扬的情绪、某些方面的敏感度、精力的充沛程度，简言之，就是内在动力的强度和方向。为了使诸位看到意大利灵魂的深刻构成，我将把产生这种结构的环境、习俗和必要条件揭示出来，你们看了形成的历史，会比只清楚结构的定义理解得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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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意大利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缺乏长久的太平和公正的司法制度，不像我们有了时刻处于警惕的警察保护，这是我们在这样的国度里习以为常的事情，所以很难想象他们那种过度的不安、无序和暴力。我们在相反的环境里面生活得太久了，我们拥有那么多的宪兵和警察，使得我们常常感觉这些人带来的麻烦比用处还要多些。对于我们，如果有十多个人在大街上围观一条断了腿的狗，这时有一个蓄着小胡子的人走过来开口说道：“散了吧，先生们，这里禁止聚众。”我们便觉得这人不讲情面，会对来人说三道四，而全然忘记正是这些留着小胡子的家伙在保证有钱人和弱者可以手无寸铁、安然无事地单独走在夜间的街道上。试想一下，假如没有了他们，在一个警务力量不足或者无视警察的社会里，会是怎样的情形？就拿澳大利亚和美国来说，他们那里的矿区引来了大批的淘金者，这些人随便找个地方就住下了，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政府。在这样的地区，如果有人害怕受到攻击或者侮辱，他就会向着冒犯者开枪，而对方也马上予以还击。有时候，邻居也会加入进来。迫于无奈长期待在那里的人，总要设法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为危险、血腥、突如其来的坏人就在他的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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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前后的意大利就与这种情形差不多，当时的意大利人根本想不到四百年后会有我们现在这样完善的政府机构。它的基本职能就是保护每一个人，不仅保护我们的财产和生活，还对我们的休息与安全负责。那时的意大利统治者都是些小暴君，通常靠着暗杀和毒药篡夺王位，至少也是通过武力和叛逆。因此，他们唯一关注的事情自然就是保住政权，至于百姓的安全，他们几乎不管。个人不得不采取自我保护措施，靠自己的力量讨回公道。假如某君觉得有个家伙会对自己构成危险或者对自己充满敌意，对方可能是个难缠的债主，或者是在街上遇到的蛮横家伙，此君就很自然地想到应该尽早结果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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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只要翻开那时期的回忆录，就可以看到私下械斗和武力解决是多么根深蒂固的一种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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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凡诺·特·恩费索拉在回忆录中写道：“9月20日，罗马城里一片骚乱，所有的商家都关闭了铺子，在地里和葡萄园干活儿的人也急匆匆地往家赶。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外乡来的都纷纷拿起武器，因为有消息说教皇英诺森三世的确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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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原本脆弱的社会约束力也崩溃了，人们又回到了野蛮状态。每个人都想抢先下手去把仇家干掉。值得注意的是，若在平日，彼此的人身袭击虽然少一些，但是流血冲突却经常出现，科隆娜和奥尔西尼两大家族的械斗遍布罗马城里城外。两大贵族家庭不仅养着有武装的打手，还召集手下的农夫和佃户，组成队伍去毁坏仇家的田地。即使休战协议是有效的，但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两家的首领又一面穿戴起护心甲，一面派人向教皇传话：是对方先侵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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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尔乔内，《暴风雨》，约1510年，画布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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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罗马城内，白天和夜间也发生不少命案，没有相互残杀、平平安安过去的一天极为难得……9月3日，一个名叫萨尔瓦多的人向仇人班纳亚卡杜托老爷发起挑衅，尽管他们已经缴纳了五百达克特作为和平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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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双方都缴纳了五百达克特，谁先破坏了休战协议，谁将损失这笔钱。像这种以抵押财物保证诺言的方式在当时是很常见的，除此之外，还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维持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地区安宁。在本维奴托·切利尼的账簿上有这样一段标注：“今天，1556年10月26日，我——本维奴托·切利尼出狱了，跟仇家定下了休战一年的协议，双方各缴纳三百达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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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金钱的担保在暴烈的禀性和残暴的习俗面前是软弱的，这并没能制止萨尔瓦多对班纳亚卡杜托的打击。“他连刺对方两剑，后者伤势致命，最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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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官家的公然对抗，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干预，群众也掺和进来，就同今日的旧金山所施行的不太公正的私刑差不多。在旧金山地区，当凶杀案频发的时候，城里一些买卖人、德高望重的人，以及某些头面人物就会领着一干热心的群众冲进监狱，揪出几名罪犯，直接施以绞刑。同样的路数，“9月4日，教皇派他的侍官会同地方监察和群众去捣毁萨尔瓦多的住处。他们毁了房子之后，就在当日把萨尔瓦多的兄弟杰罗姆吊死了。”这大概是他们没能抓到萨尔瓦多本人。在那种乱糟糟的、人人动手的情形下，每个人都会受到亲属的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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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希律底斯的女儿》，1510年，木板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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