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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东南部的山区，尼德兰是一片湿润的平原，由缪斯、莱茵、埃斯科三条大河及几条小河的冲击土形成，此外还有许多水湾、池塘和沼泽。整个地区山洪连连，因为境内缺少坡度，每当洪水涌来，水流便减缓，或者原地滞留。随便哪里挖个小洞，水就冒出来了。宽阔而呆滞的河面在近海处足有三英里宽，懒洋洋地躺在河床里，仿佛身体黏稠、巨大而扁平的鱼无力地反射着混浊的鳞光。看凡·特·内尔的画，可以对那里的景象有个概念。多处的平原都低于水平面，只能筑堤防洪，不过抬眼望去，这些堤坝似乎已经支撑不住了。薄薄的水汽不停地由河面升起，入夜，浓雾便把一切包裹成蓝幽幽、湿蒙蒙的一片。顺着河流走向海边，只见每日的潮汐后浪推前浪，猛烈地冲向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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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对人类是颇具威胁的。看看勒伊斯达尔的画作《木栅》，会使人联想到阵阵狂风卷起恶浪，汹涌可怕的浪花冲向已经被扩宽了的河面，淹没了一半狭长、平坦的陆地。海岸线上群岛环绕，其中几个岛屿同半个州府一般大，可见内陆水流和海水的冲击情况。例如瓦尔赫伦、南北贝韦兰、托伦、斯霍芬、沃恩、贝伊尔兰、特克塞尔、维里兰，还有其他一些岛屿。有时海水冲进平原形成内陆海，如哈雷姆，或形成深深的海湾，像泽伊德湾。倘若比利时只是由河水冲积形成的土层延伸，荷兰只是四面环水的一片淤泥堆积，再加上恶劣的土质、严峻的气候，定会使人认为那里怎可能供人居住，应该是鹳鸟和水狸的栖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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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特·凡·德·尼尔，《捕鱼月下》，约1665-1670年，画布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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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批日耳曼部落来此驻扎的时候，情形更加恶劣。在恺撒和斯特拉邦的时代，尼德兰只是一片泥沼丛林。旅游家讲过，人可以在树与树之间攀爬，脚不着地地走过整个荷兰。连根拔起倒在河里的大橡树成了天然的木筏，就像今日密西西比河的情形，当年罗马人的舰队曾被这些“木筏”挡住了去路。瓦哈尔河、默塞河、斯凯尔特河连年泛滥，距离很远的陆地都遭到水淹。秋季的暴风雨每年都把巴塔维亚内陆淹没，致使荷兰的海岸线总在变化。淫雨不断，浓浓的雾障可以和阿拉斯加的大雾媲美。日照时间仅为三到四个小时，莱茵河每年都结上坚实的冰层。有了文明，土地才可以展露新颜，环境才会得到控制，昔日蛮荒的荷兰只有挪威那样的环境。佛兰德斯人在遭受侵略四百年之后，还声称“漫无边际、残酷无情的森林”。直至1197年，游方修士在维斯地区还会遭到狼群的围困，如今那里已种满了蔬菜。14世纪的时候，成群的野马在荷兰的丛林里游荡，海水向陆地扩张。9世纪时的根特，12世纪时的索罗特、圣奥梅尔和布鲁吉斯，13世纪时的达姆，14世纪时的爱克鲁，都是海口。在古时候的地图上找荷兰，是认不出来的。即便是今天，居民们也不得不守护着土地，以防河水和海水的侵袭。比利时的海岸低于波涛汹涌时的海平面，围海造成的辽阔的低田和洼地还可能回归大海，一道道堤坝内的黏糊糊的泥土总闪着暗蓝色的微光，即便如今，这些堤坝还随时可能被冲垮。在荷兰，危险性更大，人类的生命变得极为无常。一千三百年来，除了小型的泛滥，平均每七年爆发一次巨大的洪灾。1230年被淹死的人有十万，1287年八万，1470年两万，1570年三万，1717年一万两千。同样的灾难还发生在1776年、1808年、1825年及之后的许多年里。多拉尔特湾有七英里宽，深二十英里，泽伊德湾有一百三十三平方英里，都是13世纪时海水入侵的结果。为了保护弗里斯兰省，需要竖起长达六十六英里的三排木桩子，每根桩子价值七个弗罗林（注：一种货币单位）。为了保护哈雷姆的海岸，用挪威的花岗岩筑的堤坝长度为五英里，高四十英尺，入水深达二百英尺。拥有二十六万居民的阿姆斯特丹，整个城市就建在水底立柱上，多数立柱的高度达到了三十英尺。弗里斯兰省所有城镇乡村的地基都是人工建起来的。据估计，从斯凯尔特河到多拉尔特湾之间的防御工程已经花去了七十五亿法郎。在荷兰，生活是有代价的。你在哈雷姆或者阿姆斯特丹看到混浊的巨浪击打着狭长的泥土地，你的目光所到之处，无不被恶浪所包围，这时你才会觉得把这块面包丢进恶魔的嘴里以换取安全还是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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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古代的日耳曼部落中，有那么多猎户和渔夫披着海豹皮，坐着兽皮制成的小船在这片沼泽地带游荡猎食，让这些野蛮人去创造出可供居住的土地，还要变得文明起来，是多么不易啊！另一种性格气质的人绝难成功，环境太恶劣了。在类似条件之下，素质稍差的加拿大和阿拉斯加人都还是野蛮原始的。另外一些天赋较高的人民，像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和苏格兰高地的居民，只达到了骑士之风和游吟诵歌的水平。而在这里，需要有健全的头脑，感觉受思想的支配，耐心地忍受厌倦情绪和身体的劳累，受得了穷苦，为了遥远的目标任劳任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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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日耳曼民族就是那种能相互协作，去做苦工、去斗争、去一遍遍地从头开始，不断改善自我的民族。他们一起去筑堤、抗波涛、排水，利用风力、水力，利用平原、泥沼，开运河，建船只，造磨坊，制砖瓦，养牲畜，开展各种各样的生产和商业经营。因为他们生活上困难重重，所以一门心思总想着如何去克服，不会为其他事情分散精力。他们一切只为生存，得到住所、食物和衣服，储备食品，攒下钱财，在寒冷阴湿的环境里能自保，而无暇想其他的，思想上总处在实干和积极的状态。住在这种地方的人，不可能像富于哲理的德国人那样沉于幻想，在稀奇古怪的想法和形而上学的世界里漫游。他的想法必须脚踏实地，需要行动的地方太多了、太急切、太频繁，假如他真有想法，也是赶快行动。长期持续的压力造就了民族性格，习惯成了本性，父辈后天得来的一切传给了孩子，使他成为劳力者、手艺人、买卖人、工厂主、持家能手、只讲常理和不管其他的人。前辈们由于生活所迫而拥有的东西，他从娘胎里就带来了，不用再费很大力气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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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精神不光积极，而且沉着。与某些血缘相同、同样实干的民族相比，尼德兰人民好像更平衡、更知足。英国人由于三次被征服，长期生活在政治斗争中，所以激烈的情绪、好斗的脾性、过度紧张的意念、凶残的本性、阴沉而威严的傲慢，统统被植入了其民族性格。而美国人，因为气候干燥、冷热骤变、雷电交加，遂形成了孜孜不倦、定要有所作为的狂想。这二者的特点在尼德兰人民身上是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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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生活在气候潮湿而少有变化的环境里，使神经得到了松弛，形成了黏液质的性情。内心的不安分、暴躁、冲动，都得到了调节，暴烈的情绪缓和了，性情在向肉欲和快乐的方面转移。在比较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的天赋与艺术的时候，你们已经注意到了气候的作用，这里，事件在帮助气候说明问题，历史在生理的同一方向上运动。这个地区的人不像海峡对面的邻居受过两三次侵略，使全民族遭受了蹂躏。撒克逊人、丹麦人、挪威人在他们的领土内驻扎了下来，他们由压抑到反抗，起先猛烈、公开，而后趋缓，合法的长期的战争所积聚的仇恨，在他们那里并没有世代相袭。从最早的时期开始，比如在普林尼时代，他们已经开始制盐，“他们按照古老的方法，对泥地进行梳理和开垦”。他们在会社中有自由，坚持独立、要求享有权利和古时候的那些特权。他们致力于渔业、贸易和制造，称自己的小镇为“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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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就像圭卡迪尼在16世纪说的那样：“他们挣钱的欲望很强，很重视赢利，但这种欲望当中没有掺杂不理智和疯狂。他们生来冷静沉着，偶然见到利益和好处，也不大喜形于色，这从他们的谈话和神态中可以看得出来。情绪愉快的时候，不沾沾自喜；激动的时候，也不轻易动怒，彼此相处得很和睦。”按照圭卡迪尼的说法，他们没有太大而膨胀的野心，自得其乐；很多人早早就退休了，回家再盖几间房子，在清闲愉快当中了却余生。一切条件——精神的、肉体的、地理结构、政治背景、过去的、目前的，都汇成一种结果，促成一种能力和一种倾向的发展，而不促成其他方向的发展。就是说他们处事精明、性情温和、头脑实际、欲望有限，知道要去改善外部世界，一旦做到了，也就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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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考察他们的事业，成就与缺陷并存，说明他们能力很强，但也有限。德国人脑子里面生来具有的深刻思考、在英国深受推崇的诗歌才能，他们都缺乏。他们无法忽略物质生活与实实在在的利益，而投入到纯粹的思索当中；无法跟着逻辑思维大胆地深入，把推理的微妙层层剥离开来，让自己埋头于深深的抽象思维；他们无所谓心灵的骚动，没有能产生慷慨激昂的受压抑的情感发作，没有心驰神往和美妙高尚的联想，无法在庸常的生活以外得见另外一番天地。可以说，他们没有杰出的哲学家，他们的斯宾诺莎是犹太人，是笛卡尔和犹太法师的门徒，属于另外一个种族，属于离群索居、遁入空门的灵感。他们没有一部书可以载誉欧洲，尽管有彭斯和卡莫恩斯这等小国出身的人物。作品被同时代的人都读过的作家中，只有一位伊拉斯谟称得起文笔精妙，但他用的是拉丁文。他的教育、情趣、风格、思想，均与意大利的人文学者和大学问家们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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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荷兰诗人，以雅格布·卡茨为代表，全是庄重敏锐又罗哩罗嗦的道学家，他们歌颂天伦之乐与家庭生活。13世纪与14世纪的佛兰德斯诗人一上来就告诉听众，他们记述的并非骑士传奇，而是真实的历史。他们的诗歌充其量是实用的警句与同时期的事件。尽管他们的纯文学学会意在培养塑造出杰出的诗篇，但这是徒劳的，因为缺乏产生优美作品的天才。他们出过一个不错的编年史学家夏特莱及擅长笔墨的马尼克斯·特·圣奥德孔德，但写作手法夸张、油腔滑调，词藻堆砌过度，予人粗糙、生涩之感。比起他们民族那种色调厚重浓烈的绘画，尚且不如。即便今日，他们也难找出像样的文学，唯一的小说家孔西延斯，洞察力尚可，然笔调生硬，未达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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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到他们的国家读读成名的报刊，会发现至少不及巴黎的水平，竟令人以为读的是地方性刊物，甚至更差。他们的报刊上论战粗俗、词藻陈腐、幽默流俗、智慧驽钝，粗鄙的搞笑和野性的发泄充斥其间，他们以为最精彩的噱头，在我们只是愚蠢。假如我们试着确定他们对于现代文明的大厦有何贡献，会发现他们就像踏实干活、循规蹈矩的工人，不过是添加几块砖头而已。他们可以指出在雷登地区（注：荷兰都市名称）有一些语言学家，在法学界有格劳廷斯，在自然科学和医学方面有勒芬胡克、斯瓦默丹、布尔哈佛，在物理学上有惠更斯，在宇宙结构学方面有奥特里亚斯、麦卡托。总之，确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专家和有用之才，但都不是能够把人世间庄严朴素的观念和想法以最美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卓而不群的创造性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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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脚下沉思着的玛利亚的角色，他们留给邻国去担当，而自己只选择了马大（注：玛利亚之姊）的形象。17世纪时，他们为从法国逃亡出来的新教徒学者提供讲台，让全欧洲受迫害的自由思想者有个栖身之所，大肆编纂科学和政论的书籍，后期又出版18世纪整个哲学领域的著作，终于成了一切近代文学的出版商、掮客和作伪者。这些事情对他们很有益处，因为他们通晓了多种文字，能够阅读和学习。文化确是一种财富，像其他财产一样可以越积越厚。但他们到此便止步不前，其古代和现代的作品均显不出有需要和能力去思索表象之外的抽象世界，展开超乎现实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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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他们一向在所谓实用技术方面处于领先，今日也是如此。圭卡迪尼说：“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发明羊毛织物的民族当中，以他们为最早。”一直到1404年，只有他们能够织造出毛纺品。英格兰人为他们提供原料，当时的英国人至多会养羊和剪羊毛。16世纪末，他们“几乎人人能读书写字，甚至连农民在内，大部分人都掌握了语法知识”。这在当时的欧洲是绝无仅有的。许多地方，包括不起眼的小镇都有文学学会，就是那种发表演说和戏剧表演的组织。这些说明他们的文明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圭卡迪尼说：“他们的天分是特殊的、造福的，能轻轻松松发明各种机器，方便快捷，使各种事情做起来省时省力，哪怕是厨房里的活计。”确实是他们和意大利在欧洲率先达到了繁荣、富裕、安全、自由、舒适，以及一切在我们今天看来唾手可得的种种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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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时，布鲁日（注：比利时西北部城市）与威尼斯不相上下。16世纪时的安特卫普是北方的工商业首都，圭卡迪尼对它赞美不迭，因为他只见到了兴旺的安特卫普，而在1585年可怕的围城战役之后，它被帕尔玛公爵再度征服了。17世纪时的荷兰独立自主，百年之内在世界上的地位等同于今日的英国。佛兰德斯虽然先后落入了西班牙的掌握，受到路易十四战争的蹂躏，被迫向奥地利屈服，沦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战场，但从未落到意大利与西班牙的田地。在屡次惨遭侵略和昏庸暴政之下，它依然保有一定的繁荣，这说明佛兰德斯人是精神振作、踏实肯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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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今欧洲所有国家中，比利时是以同等的面积养活人口最多的国家，比法国多出一倍。法国人口最密集的北方地区，原是路易十四从佛兰德斯瓜分来的。朝利尔和杜埃的方向一望，只见辽阔的土地一直与天际相接；那里已是一大片菜园，厚实肥沃的土壤布满嫩黄的谷穗、成片的罂粟、叶子肥大的甜菜；天空很低，很暖和，蒙蒙的水汽润泽着土地和作物。在布鲁塞尔与马利纳之间，抬眼便见一片草场，一行行的白杨树穿插其间，一道道水渠和栅栏纵横交错，牛羊牲畜常年在此放牧。整个地方是个取之不尽的仓库，盛产干草、牛奶、奶酪和肉食。根特和布鲁日四周的瓦斯地区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农田”，从全国各地及泽兰岛调集来的肥料都被施放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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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荷兰也是一个大牧场，拥有天然的耕地，只需重新翻弄一下土壤，就能让耕种者得到最丰厚的收获，给消费者提供最佳的给养。荷兰的贝克斯鲁特地区有些资产百万的养牛户，在外国人眼里，尼德兰就是个大吃大喝、快乐逍遥的地方。如果把眼光从农业转向工业，也是一派充分开发、物尽其用的景象。他们能变不利为有利。平阔的土地遭水浸泡，便利用地形地貌开通河道，修建铁路。论到交通线和运输线的密集，他们在整个欧洲首屈一指。燃料短缺，他们就深入地心去寻找，比利时的煤矿矿井就和英国一般多。河水泛滥冲走了部分疆土，真令人头疼，他们抽干内陆湖，修筑堤坝；地面上的大量的积水、肥沃的冲积土、缓慢形成的含植物养分的土层，都被他们充分地利用起来。冬日里河道结了冰，他们穿起冰鞋，一小时可以行进十五里地；海浪是有威胁的，但在他们遏制住其势头之后，就可以从水路驶往世界各地了；狂风势不可当，席卷平展的疆土，把海面搅得浪涛滚滚，他们就借助风力鼓起风帆航行，让风力带动磨坊的风车。荷兰境内，每条大路的转弯处都立着三十英尺高的巨型建筑，内部装有机器和水泵，一刻不停地在抽水或者锯木材、炼油。坐在轮船里，向着阿姆斯特丹望去，目之所及，形形色色的帆篷层层密布，大大小小的风车星罗棋布，宛若一面巨大无比的蜘蛛网，把边缘一直伸向地平线。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想到：是人们的双手使这一方水土彻头彻尾地变了模样，人们志在把每一片土地建造得富饶、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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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向前一步，近距离观察此地的人，看看他们最重要的拥有物——住所。当地没有石头，只有黏性很强的泥土，人的脚和马的腿一旦陷入，就很难拔出来。然而人们明白过来，把黏土烧一烧，就成了砖瓦，正适合防潮。这样你便看到一座座精心设计、外观悦目的房舍，红色、棕色、粉红色的砖墙涂了一层明油，许多上了白漆的门脸儿还雕有花草、动物、徽标，用小圆柱做装饰。在一些比较古老的城镇，在街面上可以看到房子的三角形山墙，上面嵌着连拱、枝叶形的花纹。墙的顶端是一只小鸟、一个苹果，或者一面半身像。他们的住所不像我们城里那样邻里相连，排成一溜，如同住进了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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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住房彼此分离，各具特色，相映成趣。房屋的清洁和养护工作做得极为到家，杜埃城里最穷的住户每年也要把房子由里到外粉刷一新，而粉刷工需要提前半年预约。安特卫普、根特、布鲁日，特别是那些小城镇，房子的门墙就仿佛昨天重漆过或者新刷的，打扫、洗刷的工作总在进行。在荷兰，人们对于收拾屋子格外用心，以至于有些过分。清晨五点，佣人就开始打扫门前的过道。阿姆斯特丹周围的村落是那么干净整洁，简直像戏台上的布景。就说牛棚吧，里面铺着木地板，门口放着木底鞋，若是穿着便鞋径直走进去，也没问题。就算有一点不干净，都会被人说三道四，更别提有什么难闻的气味了。牛尾巴被一根绳子高高地吊起来，以免排粪的时候弄脏。车辆是禁止进村的，由方砖和蓝色瓷砖铺就的人行道比我们家里的门廊还无可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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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孩子们把街上的落叶收集起来，放进一个土坑。随便什么地方，哪怕像船上卧舱大小的斗室，也被布置得井井有条，与轮船上没有分别。据说在布鲁克城，每家都有一间特别的房间，每周只进去一次把家具擦拭一遍，完后就把那间屋的门关上了。那个地区十分潮湿，污渍很快就会发霉，成为有害的物质。所以，人们必须得对卫生格外注意，并逐渐发展为习惯。人们体会到卫生的重要，最后竟成了清洁的奴仆。在阿姆斯特丹，走进任何一家街边的小店，只见深棕色的酒桶，一尘不染的柜台，擦得发光的条凳，各种器具错落有致，狭小的空间得以充分地利用。一切物品都摆放得巧妙而方便，见此情景怎不令你心生愉悦。圭卡迪尼曾说道：“他们的房间和衣着都干净利索。他们有很多的家具器皿和居家杂物，然而摆放规整、光彩灿然，实在胜过别国。”居室的舒适也颇值得一看，尤其是那些中等家庭。地板上铺着毯子或者油布，铁制的或者搪瓷的保暖炉，窗户上挂着三层窗帘，油亮乌黑的窗格子，瓶子里插着鲜花，盆里栽着葱绿的植物，还有许许多多小摆设。一切既显出家庭生活的温馨，又表明居者喜好安静的习性，在生活的匆忙与变迁中仍保有一份恬淡。因而，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和稍稍的不尽人意，都从这些细微之处得到了弥补，而这细微之处实际是花了心思巧妙布置的结果。总之，明智的行动和舒服惬意在他们的生活中占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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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在行为中证明自己的，先天的赋予和后来的境遇使人享受，并知道如何享受。物产丰富的土地提供了充足的养料：鱼、肉、蔬菜、啤酒、白兰地……他只管大快朵颐。而在比利时，日耳曼式的胃口只有越吃越多，越吃越精，简直以美食为平生之乐。做饭在那里成了大学问，即便客饭也务求精美，我认为他们的厨艺名列欧洲第一。在蒙斯地区有一家饭店，引得临近镇子上的人每逢周六都赶来，特为美餐一顿。当地葡萄酒产量少，便从德国和法国进口，然后夸耀自己拥有上等佳酿。在他们眼里，我们没有给好酒以应有的尊重，而比利时人才最懂得保存和品酒之道。没有一家上档次的饭店不备齐各种名酒的，饭店的名气和客源就由所藏之酒决定。在火车上聊天，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把两个竞争的酒家的藏酒品评一番。一个精打细算的商人会在他的酒窖里储藏一万两千瓶酒，就像图书馆那样分门别类。荷兰某个小镇的镇长拥有一桶约翰内斯堡（注：德国名葡萄酒产地）真品，主人也因此备受尊重。荷兰人要是设宴请客，会把各色酒水排好次序，让来宾一瓶接一瓶地痛饮而丝毫不感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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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听觉和视觉的享受，他们懂的与口腹之乐一样多。我们是从教育中学会欣赏音乐，而他们是天性使然。16世纪时，他们是欧洲音乐的领袖。圭卡迪尼说他们的歌唱家和乐师在基督教国家的宫廷深受推崇，教师在国外开办学堂，作品被当成范本。即使今天，优秀的音乐天赋，分部合唱的才能，在平民当中依然存在。煤矿工人们组织起许多合唱团，我听见过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的工人、阿姆斯特丹的船员们用分部合唱，而且衔接得很准。在比利时的大中城镇都有钟楼发出阵阵金属奏鸣，使每一个铺子里的艺人、每一个柜台里的商家为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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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在他们的市府大厅、自家的大门口，甚至古式的酒杯上，都有着繁杂的装饰和古朴奇妙的图案及线条，给人的视觉以享受；还有那砌得整整齐齐或者参差错落的砖墙，棕的、红的、带浮雕的屋脊和门面。总之，尼德兰的城市和意大利一样美丽如画，不过这是另外一种美——尼德兰人总喜欢庆祝甘尔迈斯节和巨人节，参加各个协会的游行活动，借机炫耀自己漂亮的穿戴。后面我要讲到15、16世纪时像意大利那种入城典礼和仪式的盛况。他们对于舒适生活的要求就同口腹之乐一样贪婪，有规律地、平静地去把那片繁荣富饶的土地上产生出来的佳肴、妙音、色彩、形体的美统统有条不紊地吸收进来，就像沃土上的郁金香花静静地汲取着养分。然而，这一切美好的感受都带有一种约束，所有的享乐之中未能免俗。对于这种快乐，法国人很快就会感到厌烦，可是错了，这种让法国人觉得腻歪而俗气的文化，确有个很大的长处，就是健全。住在那里的人有一个我们所缺少的天赋，就是明白；相应地，我们得到了一种不该得到的补偿，就是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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