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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就像圭卡迪尼在16世纪说的那样：“他们挣钱的欲望很强，很重视赢利，但这种欲望当中没有掺杂不理智和疯狂。他们生来冷静沉着，偶然见到利益和好处，也不大喜形于色，这从他们的谈话和神态中可以看得出来。情绪愉快的时候，不沾沾自喜；激动的时候，也不轻易动怒，彼此相处得很和睦。”按照圭卡迪尼的说法，他们没有太大而膨胀的野心，自得其乐；很多人早早就退休了，回家再盖几间房子，在清闲愉快当中了却余生。一切条件——精神的、肉体的、地理结构、政治背景、过去的、目前的，都汇成一种结果，促成一种能力和一种倾向的发展，而不促成其他方向的发展。就是说他们处事精明、性情温和、头脑实际、欲望有限，知道要去改善外部世界，一旦做到了，也就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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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考察他们的事业，成就与缺陷并存，说明他们能力很强，但也有限。德国人脑子里面生来具有的深刻思考、在英国深受推崇的诗歌才能，他们都缺乏。他们无法忽略物质生活与实实在在的利益，而投入到纯粹的思索当中；无法跟着逻辑思维大胆地深入，把推理的微妙层层剥离开来，让自己埋头于深深的抽象思维；他们无所谓心灵的骚动，没有能产生慷慨激昂的受压抑的情感发作，没有心驰神往和美妙高尚的联想，无法在庸常的生活以外得见另外一番天地。可以说，他们没有杰出的哲学家，他们的斯宾诺莎是犹太人，是笛卡尔和犹太法师的门徒，属于另外一个种族，属于离群索居、遁入空门的灵感。他们没有一部书可以载誉欧洲，尽管有彭斯和卡莫恩斯这等小国出身的人物。作品被同时代的人都读过的作家中，只有一位伊拉斯谟称得起文笔精妙，但他用的是拉丁文。他的教育、情趣、风格、思想，均与意大利的人文学者和大学问家们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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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荷兰诗人，以雅格布·卡茨为代表，全是庄重敏锐又罗哩罗嗦的道学家，他们歌颂天伦之乐与家庭生活。13世纪与14世纪的佛兰德斯诗人一上来就告诉听众，他们记述的并非骑士传奇，而是真实的历史。他们的诗歌充其量是实用的警句与同时期的事件。尽管他们的纯文学学会意在培养塑造出杰出的诗篇，但这是徒劳的，因为缺乏产生优美作品的天才。他们出过一个不错的编年史学家夏特莱及擅长笔墨的马尼克斯·特·圣奥德孔德，但写作手法夸张、油腔滑调，词藻堆砌过度，予人粗糙、生涩之感。比起他们民族那种色调厚重浓烈的绘画，尚且不如。即便今日，他们也难找出像样的文学，唯一的小说家孔西延斯，洞察力尚可，然笔调生硬，未达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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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到他们的国家读读成名的报刊，会发现至少不及巴黎的水平，竟令人以为读的是地方性刊物，甚至更差。他们的报刊上论战粗俗、词藻陈腐、幽默流俗、智慧驽钝，粗鄙的搞笑和野性的发泄充斥其间，他们以为最精彩的噱头，在我们只是愚蠢。假如我们试着确定他们对于现代文明的大厦有何贡献，会发现他们就像踏实干活、循规蹈矩的工人，不过是添加几块砖头而已。他们可以指出在雷登地区（注：荷兰都市名称）有一些语言学家，在法学界有格劳廷斯，在自然科学和医学方面有勒芬胡克、斯瓦默丹、布尔哈佛，在物理学上有惠更斯，在宇宙结构学方面有奥特里亚斯、麦卡托。总之，确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专家和有用之才，但都不是能够把人世间庄严朴素的观念和想法以最美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卓而不群的创造性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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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脚下沉思着的玛利亚的角色，他们留给邻国去担当，而自己只选择了马大（注：玛利亚之姊）的形象。17世纪时，他们为从法国逃亡出来的新教徒学者提供讲台，让全欧洲受迫害的自由思想者有个栖身之所，大肆编纂科学和政论的书籍，后期又出版18世纪整个哲学领域的著作，终于成了一切近代文学的出版商、掮客和作伪者。这些事情对他们很有益处，因为他们通晓了多种文字，能够阅读和学习。文化确是一种财富，像其他财产一样可以越积越厚。但他们到此便止步不前，其古代和现代的作品均显不出有需要和能力去思索表象之外的抽象世界，展开超乎现实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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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他们一向在所谓实用技术方面处于领先，今日也是如此。圭卡迪尼说：“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发明羊毛织物的民族当中，以他们为最早。”一直到1404年，只有他们能够织造出毛纺品。英格兰人为他们提供原料，当时的英国人至多会养羊和剪羊毛。16世纪末，他们“几乎人人能读书写字，甚至连农民在内，大部分人都掌握了语法知识”。这在当时的欧洲是绝无仅有的。许多地方，包括不起眼的小镇都有文学学会，就是那种发表演说和戏剧表演的组织。这些说明他们的文明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圭卡迪尼说：“他们的天分是特殊的、造福的，能轻轻松松发明各种机器，方便快捷，使各种事情做起来省时省力，哪怕是厨房里的活计。”确实是他们和意大利在欧洲率先达到了繁荣、富裕、安全、自由、舒适，以及一切在我们今天看来唾手可得的种种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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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时，布鲁日（注：比利时西北部城市）与威尼斯不相上下。16世纪时的安特卫普是北方的工商业首都，圭卡迪尼对它赞美不迭，因为他只见到了兴旺的安特卫普，而在1585年可怕的围城战役之后，它被帕尔玛公爵再度征服了。17世纪时的荷兰独立自主，百年之内在世界上的地位等同于今日的英国。佛兰德斯虽然先后落入了西班牙的掌握，受到路易十四战争的蹂躏，被迫向奥地利屈服，沦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战场，但从未落到意大利与西班牙的田地。在屡次惨遭侵略和昏庸暴政之下，它依然保有一定的繁荣，这说明佛兰德斯人是精神振作、踏实肯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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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今欧洲所有国家中，比利时是以同等的面积养活人口最多的国家，比法国多出一倍。法国人口最密集的北方地区，原是路易十四从佛兰德斯瓜分来的。朝利尔和杜埃的方向一望，只见辽阔的土地一直与天际相接；那里已是一大片菜园，厚实肥沃的土壤布满嫩黄的谷穗、成片的罂粟、叶子肥大的甜菜；天空很低，很暖和，蒙蒙的水汽润泽着土地和作物。在布鲁塞尔与马利纳之间，抬眼便见一片草场，一行行的白杨树穿插其间，一道道水渠和栅栏纵横交错，牛羊牲畜常年在此放牧。整个地方是个取之不尽的仓库，盛产干草、牛奶、奶酪和肉食。根特和布鲁日四周的瓦斯地区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农田”，从全国各地及泽兰岛调集来的肥料都被施放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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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荷兰也是一个大牧场，拥有天然的耕地，只需重新翻弄一下土壤，就能让耕种者得到最丰厚的收获，给消费者提供最佳的给养。荷兰的贝克斯鲁特地区有些资产百万的养牛户，在外国人眼里，尼德兰就是个大吃大喝、快乐逍遥的地方。如果把眼光从农业转向工业，也是一派充分开发、物尽其用的景象。他们能变不利为有利。平阔的土地遭水浸泡，便利用地形地貌开通河道，修建铁路。论到交通线和运输线的密集，他们在整个欧洲首屈一指。燃料短缺，他们就深入地心去寻找，比利时的煤矿矿井就和英国一般多。河水泛滥冲走了部分疆土，真令人头疼，他们抽干内陆湖，修筑堤坝；地面上的大量的积水、肥沃的冲积土、缓慢形成的含植物养分的土层，都被他们充分地利用起来。冬日里河道结了冰，他们穿起冰鞋，一小时可以行进十五里地；海浪是有威胁的，但在他们遏制住其势头之后，就可以从水路驶往世界各地了；狂风势不可当，席卷平展的疆土，把海面搅得浪涛滚滚，他们就借助风力鼓起风帆航行，让风力带动磨坊的风车。荷兰境内，每条大路的转弯处都立着三十英尺高的巨型建筑，内部装有机器和水泵，一刻不停地在抽水或者锯木材、炼油。坐在轮船里，向着阿姆斯特丹望去，目之所及，形形色色的帆篷层层密布，大大小小的风车星罗棋布，宛若一面巨大无比的蜘蛛网，把边缘一直伸向地平线。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想到：是人们的双手使这一方水土彻头彻尾地变了模样，人们志在把每一片土地建造得富饶、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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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向前一步，近距离观察此地的人，看看他们最重要的拥有物——住所。当地没有石头，只有黏性很强的泥土，人的脚和马的腿一旦陷入，就很难拔出来。然而人们明白过来，把黏土烧一烧，就成了砖瓦，正适合防潮。这样你便看到一座座精心设计、外观悦目的房舍，红色、棕色、粉红色的砖墙涂了一层明油，许多上了白漆的门脸儿还雕有花草、动物、徽标，用小圆柱做装饰。在一些比较古老的城镇，在街面上可以看到房子的三角形山墙，上面嵌着连拱、枝叶形的花纹。墙的顶端是一只小鸟、一个苹果，或者一面半身像。他们的住所不像我们城里那样邻里相连，排成一溜，如同住进了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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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住房彼此分离，各具特色，相映成趣。房屋的清洁和养护工作做得极为到家，杜埃城里最穷的住户每年也要把房子由里到外粉刷一新，而粉刷工需要提前半年预约。安特卫普、根特、布鲁日，特别是那些小城镇，房子的门墙就仿佛昨天重漆过或者新刷的，打扫、洗刷的工作总在进行。在荷兰，人们对于收拾屋子格外用心，以至于有些过分。清晨五点，佣人就开始打扫门前的过道。阿姆斯特丹周围的村落是那么干净整洁，简直像戏台上的布景。就说牛棚吧，里面铺着木地板，门口放着木底鞋，若是穿着便鞋径直走进去，也没问题。就算有一点不干净，都会被人说三道四，更别提有什么难闻的气味了。牛尾巴被一根绳子高高地吊起来，以免排粪的时候弄脏。车辆是禁止进村的，由方砖和蓝色瓷砖铺就的人行道比我们家里的门廊还无可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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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孩子们把街上的落叶收集起来，放进一个土坑。随便什么地方，哪怕像船上卧舱大小的斗室，也被布置得井井有条，与轮船上没有分别。据说在布鲁克城，每家都有一间特别的房间，每周只进去一次把家具擦拭一遍，完后就把那间屋的门关上了。那个地区十分潮湿，污渍很快就会发霉，成为有害的物质。所以，人们必须得对卫生格外注意，并逐渐发展为习惯。人们体会到卫生的重要，最后竟成了清洁的奴仆。在阿姆斯特丹，走进任何一家街边的小店，只见深棕色的酒桶，一尘不染的柜台，擦得发光的条凳，各种器具错落有致，狭小的空间得以充分地利用。一切物品都摆放得巧妙而方便，见此情景怎不令你心生愉悦。圭卡迪尼曾说道：“他们的房间和衣着都干净利索。他们有很多的家具器皿和居家杂物，然而摆放规整、光彩灿然，实在胜过别国。”居室的舒适也颇值得一看，尤其是那些中等家庭。地板上铺着毯子或者油布，铁制的或者搪瓷的保暖炉，窗户上挂着三层窗帘，油亮乌黑的窗格子，瓶子里插着鲜花，盆里栽着葱绿的植物，还有许许多多小摆设。一切既显出家庭生活的温馨，又表明居者喜好安静的习性，在生活的匆忙与变迁中仍保有一份恬淡。因而，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和稍稍的不尽人意，都从这些细微之处得到了弥补，而这细微之处实际是花了心思巧妙布置的结果。总之，明智的行动和舒服惬意在他们的生活中占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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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在行为中证明自己的，先天的赋予和后来的境遇使人享受，并知道如何享受。物产丰富的土地提供了充足的养料：鱼、肉、蔬菜、啤酒、白兰地……他只管大快朵颐。而在比利时，日耳曼式的胃口只有越吃越多，越吃越精，简直以美食为平生之乐。做饭在那里成了大学问，即便客饭也务求精美，我认为他们的厨艺名列欧洲第一。在蒙斯地区有一家饭店，引得临近镇子上的人每逢周六都赶来，特为美餐一顿。当地葡萄酒产量少，便从德国和法国进口，然后夸耀自己拥有上等佳酿。在他们眼里，我们没有给好酒以应有的尊重，而比利时人才最懂得保存和品酒之道。没有一家上档次的饭店不备齐各种名酒的，饭店的名气和客源就由所藏之酒决定。在火车上聊天，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把两个竞争的酒家的藏酒品评一番。一个精打细算的商人会在他的酒窖里储藏一万两千瓶酒，就像图书馆那样分门别类。荷兰某个小镇的镇长拥有一桶约翰内斯堡（注：德国名葡萄酒产地）真品，主人也因此备受尊重。荷兰人要是设宴请客，会把各色酒水排好次序，让来宾一瓶接一瓶地痛饮而丝毫不感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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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听觉和视觉的享受，他们懂的与口腹之乐一样多。我们是从教育中学会欣赏音乐，而他们是天性使然。16世纪时，他们是欧洲音乐的领袖。圭卡迪尼说他们的歌唱家和乐师在基督教国家的宫廷深受推崇，教师在国外开办学堂，作品被当成范本。即使今天，优秀的音乐天赋，分部合唱的才能，在平民当中依然存在。煤矿工人们组织起许多合唱团，我听见过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的工人、阿姆斯特丹的船员们用分部合唱，而且衔接得很准。在比利时的大中城镇都有钟楼发出阵阵金属奏鸣，使每一个铺子里的艺人、每一个柜台里的商家为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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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在他们的市府大厅、自家的大门口，甚至古式的酒杯上，都有着繁杂的装饰和古朴奇妙的图案及线条，给人的视觉以享受；还有那砌得整整齐齐或者参差错落的砖墙，棕的、红的、带浮雕的屋脊和门面。总之，尼德兰的城市和意大利一样美丽如画，不过这是另外一种美——尼德兰人总喜欢庆祝甘尔迈斯节和巨人节，参加各个协会的游行活动，借机炫耀自己漂亮的穿戴。后面我要讲到15、16世纪时像意大利那种入城典礼和仪式的盛况。他们对于舒适生活的要求就同口腹之乐一样贪婪，有规律地、平静地去把那片繁荣富饶的土地上产生出来的佳肴、妙音、色彩、形体的美统统有条不紊地吸收进来，就像沃土上的郁金香花静静地汲取着养分。然而，这一切美好的感受都带有一种约束，所有的享乐之中未能免俗。对于这种快乐，法国人很快就会感到厌烦，可是错了，这种让法国人觉得腻歪而俗气的文化，确有个很大的长处，就是健全。住在那里的人有一个我们所缺少的天赋，就是明白；相应地，我们得到了一种不该得到的补偿，就是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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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 [:1700014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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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尼德兰绘画产生的原因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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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到的是植株，是这个地方的人。现在，该看看花朵了，即他们的艺术。在同根的日耳曼族当中，唯有这一枝吐出了完满的花朵。绘画在其他日耳曼民族中都流产了，唯独在尼德兰发展得自然顺畅。究其缘由，这瑰丽的优势正源自我们前面阐述的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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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布雷希特·丢勒，《自画像》，1498年，画布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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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和爱好绘画艺术，需要有一双对色彩和轮廓极为敏感的眼睛，不必通过教育和学艺，对色彩的排布和光的变化有着心领神会的感触。一个有志于绘画的人，要浑然忘我地去观察各种色彩丰富的组合，观察光的明暗变化。丝绸与锦缎在皱褶、凹凸时，会呈现出极微妙的光彩变化，银色的光芒若明若暗，隐隐带点蓝色的光晕，画家对此应该能够觉察。眼睛的贪婪犹如嘴巴，绘画对眼睛便是最解馋的佳肴。正因为这缘故，德国和英国没能产生出最美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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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抽象的概念占了主导，没能给眼睛的享受留下余地。最早的画派，科隆画派所展现的不是形体，而是神秘的、虔诚的、温柔的心灵。尽管16世纪的德国著名艺术家丢勒对于意大利的杰作颇为熟悉，但他仍然无法摆脱毫无韵味的形体、见棱见角的皱褶、不雅观的裸体、呆板的色彩。他的作品中表现的是或刚猛、或忧郁、或悲伤的脸孔，是狂放的想象、浓厚的宗教感情、捉摸不定的哲学见解。这说明画面的形式还不足以表达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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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卢浮宫看看他的老师沃尔格穆特画的《幼儿基督》，还有与他同时期的卢卡斯·卡拉纳奇画的《夏娃》，你们就会明白，画这组群像和人体的人生来是研究神学的而不应该搞绘画。时至今日，他们依然重视和欣赏内在，而非外在。科尼利厄斯和慕尼黑派的大师们均认为想法是主要的，运用是次要的。老师构思，学生动笔画；他们的作品纯粹是哲学性的、象征性的；创作意图是刺激观众对某些道德问题和生活道理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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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奥弗贝克也以教诲和宣扬禁欲主义为主旨，就连克瑙斯也擅长心理学，他的作品简直就是诗歌和戏剧。至于英国人，直到18世纪，还在从国外引进作品和画家。本国人的气质过于好斗，意志太刚劲，想法太实际、太僵硬，心思太重、太专注，无法对轮廓与色彩的美丽细腻的层次迷恋不已。他们的本土画家贺加斯，只拿出了一些道德讽喻的作品；而其他人，如威尔基，都用画笔把性格与情绪表现得清清楚楚，有形体的东西对他不过是一种标志和提示，连风景画也带上情绪色彩。这一点在另两位风景画大师约翰·康斯特布尔和特纳，以及两位肖像画名家托马斯·庚斯勃罗和雷诺兹的身上同样明显。现在他们用的色彩极为泼辣猛烈，采取纤毫毕现的画法——唯有佛兰德斯人与荷兰人为了色彩去赞美色彩，为了形式去赞美形式。他们至今留有这种感情，从那如诗如画的城镇风光和舒适温馨的住宅，便可得到证明。在去年（注：186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你们能够欣赏到真正的艺术，那是不以哲学为出发点，不走文学的路子，形式无媚骨，色彩不莽撞的绘画，那是只存在于他们和我们国内的不可多得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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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族的天赋，在15、16和17世纪时环境有利于艺术的发展，使得他们的绘画能够在意大利人面前占有地位。但因为是日耳曼人，他们的绘画走的是日耳曼一路。你们已然看到他们的民族与拉丁族的区别在于：重实质甚于形式，喜欢真实多于美丽的外观，喜欢复杂的、不规则的、自然的事物胜过经过安排的、修剪的、美化的、转化的东西。这种本性在他们的宗教和文学中占着主导思想，也支配他们的艺术，在绘画上尤为突出。如瓦根先生所言：“希腊和日耳曼民族分别是古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中流砥柱，佛兰德斯画派的重要意义在于不受外族影响，保持了自我，把这两大民族思想情感上的差异鲜明地呈现给了世人。希腊人不仅把理想世界里的观念理想化，并使肖像理想化，从而简化形体，强调最主要的特征。而佛兰德斯人则不同，他们把圣母、圣徒、先知、殉道者等理想的化身统统变为肖像画法，并尽力刻画那些极细微的特点。希腊人表现风景的细节，如河流、泉水和树木等等，都用抽象的形式，而佛兰德斯人则把他们所见到的景象如实地表现出来。面对希腊人的理想和把一切人格化的倾向，佛兰德斯人创立了写实派、风景画派。在这方面，起先是德国，随后是英国都追随他们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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