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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色调形成了一种新的和谐。有时太阳的光芒照在物体上面，物体不习惯这样的光线。于是，绿的田野，红的屋顶，油光光的门面，血色充盈、丝绸般柔润的肌肤，都反射出非比寻常的光泽。那些景物一向在北方潮湿的环境里，习惯于柔和的光线，而不像威尼斯那样，物体长期受着灼热的阳光的炙烤而有所改变。所以一遇到灿烂的阳光，景物的色调就显得强烈，甚至刺眼。它们就像一阵号角齐鸣，给人留下热闹喧嚣的印象。佛兰德斯一批喜欢强光的画家，用的色彩就是这样，最好的例子是鲁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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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他在卢浮宫里的作品经过修复以后还能与当初一样，我敢肯定他不怕刺激人的眼睛，至少他的色彩缺乏威尼斯派的醇厚与柔美。他把最极端的色调放到一起，雪白的皮肤、猩红的衣袂、光泽耀眼的绸缎，每种色调都强烈到极点，而且不像威尼斯派用琥珀色加以调和，以避免过于强烈的对比和生硬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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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画有时又截然相反，光线暗淡，或者几乎没有光线。这种画面很常见，尤其在荷兰。物体勉强从阴影里显露出来，几乎与周围的背景没有分辨。傍晚的酒馆里，灯光下的房舍，从窗户透出的一缕极微弱的光亮，都在总体的黑暗中隐没了，甚至似乎更黑。眼睛只能尽力去辨认这黑暗中的层次与阴影掺杂在一起的各种亮光。有的亮光在家具上游弋生辉，有的从绿色窗棂上透过来，还有的来自一块绣片、一粒珠子，或是一串明晃晃的项链。画家对这些细微之处极为敏锐，不会把色阶中的极端放到一起，而只选取变化的开始部分；他奏出的音律总体上婉转低回，只偶尔会有明快的节拍；他所展现的是一种新的和谐，明暗之间的和谐，浓淡之间的和谐，情绪上的和谐，表现力很广，也很深入；他常用脏兮兮的黄色、酒糟色、搀和的灰色、模糊的黑色，抹在这里或那里以突出形象，而这种涂抹却能达到触动人心的效果。这是绘画史上最后的伟大发明，绘画最能迎合现代人心灵的在于这一点，伦勃朗在荷兰的天色中领会到的也是这一种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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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植物、花朵，你们都已经见到了。天性与拉丁族截然不同的一个种族，伴在拉丁民族的左右，同样在世界上取得了地位。这个种族包括许多民族，但只有这个民族，在其特殊的土壤和环境中发展成艺术的性情，特别对艺术里的某一类别而言。绘画在这种性情中萌芽、生长、完满，这种性情在自然环境的包围之中，连同形成这种绘画的民族性格，给他们的绘画提供对象、风格和色彩。刚才讲的都是长期的基础、深刻的成因，以及滋养树液、引导植株、开出花朵的总体上的条件，而现在我们只要揭开历史，从更迭变化中去考察结出这种艺术硕果的多姿多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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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 [:170001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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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尼德兰艺术的历史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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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早期的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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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尼德兰的绘画有四个界限分明的阶段，每个阶段都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相吻合。这里的艺术同其他地方一样，是要表现生活的。群众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艺术家的情趣和才能也在同一时间、同一认识上发生变化，这便如地质上每逢一次深刻变化，就有新的动植物出现一样。而社会与时代精神每发生一次巨变，也会产生新的理想的形象。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美术馆很像博物馆，用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东西，正如有生命的形体一样，是环境的产物与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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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兰艺术的第一个时期大概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从胡伯特·凡·艾克（注：19世纪及本世纪的美术史家认为有两个凡·艾克，一个叫胡伯特，一个叫扬。据学者考察，胡伯特是16世纪后期的古典学者的猜测，仅只有扬·凡·艾克）到康坦·马苏斯，这时期的艺术发自一次振兴，就是说那个时期的财富与民智都有极大的发展。像意大利一样，许多城市很早就出现了繁荣，并且差不多是自由的。我曾讲过，13世纪时佛兰德斯废除了农奴制，为了制盐，为了把沼泽变成耕田，他们组织起了同业协会，此习俗可追溯到罗马时代。从7世纪和9世纪起，布鲁日、安特卫普、根特都是商埠，或是享有特权的市场。他们大规模拓展商贸，出海捕鱼，成了南北贸易的枢纽。富裕的人都有足够的武器和生活所需，在协会与活动中锻炼出远见与能力，比遍布在乡间的穷苦的农户更能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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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街道狭窄，河道纵横，土壤水分很多，这些全不适合诸侯骑兵的铁蹄驰骋。所以，封建制度的网在全欧洲收得那么紧，对佛兰德斯却不能不略为宽松。当地的伯爵老爷纵然能向他们的宗主——法兰西国王求助，派出勃艮第人的骑兵来攻城，但是徒劳的。佛兰德斯人虽然在蒙斯—皮埃莱、卡塞尔、罗塞贝克、奥特、哈夫雷、布鲁斯特姆都战败了，但他们总能重整旗鼓，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保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甚至在奥地利王室统治之下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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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是佛兰德斯人最英勇悲壮的时期，有一些阿尔特维尔特式的造酒商，既是演说家，又是独裁者和军事领袖，结果都战死疆场或者遭到暗杀。这一时期，内战外战交困，城邦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在厮杀。根特一年之内就有一千四百件凶杀案。积聚的能量在历经了各种伤痛之后依然能在各方面施展，他们在战争中一次牺牲两万人，成堆地倒在敌人的枪矛跟前，也决不后退半步。根特的居民对菲利普·阿尔特维尔特手下的五千义勇军说：“打消一切无功而返的念头吧，只要听说你们战死了或者战败了，我们就立刻放火烧城，与城池同归于尽。”1384年，四大行业的境内，俘虏都甘愿受死，说死后他们的骨头会站起来向法国人复仇。五十年后，根特城中的居民起义，四周的农民表示“宁死不求饶，为了正义，可以像殉道士那样去牺牲生命”。在这种如蜂巢一般的地方，食物充足、人们斗志百倍，甚至是飞扬跋扈的，任凭凶猛无尽的能量四处宣泄。当地的纺织工人都男子气概十足，有了这样的人，不久艺术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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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只需一段时期的繁荣，孕育的花苞在阳光的照耀之下便能够绽放。14世纪末，佛兰德斯和意大利是全欧洲工业最发达、最富足、最兴旺的地方。1370年，马利内斯的境内有三千两百架羊毛纺织机，城里的商人中间有一位与大马士革和亚里山德斯地区做着大宗的交易。一个瓦朗西安内斯的商人在巴黎的集市上把所有的粮食全买了下来，以示其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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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布尔，《世间虚无的寓意》，1663年，画布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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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9年，根特有十万九千人武装起来的民兵。在一次起义中，光织布业就有一万八千人参加，织布工们组成了二十七个团。城里的钟声一响，五十二个行会的人立刻集合在各自的旗帜之下，奔向中央地区。1380年，战争期间，由布鲁日的金银匠们组织起来的队伍足以成为一支独立大队。后来，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曾形容布鲁日是世界上三大美丽城市之一。十六英里长的河道有一半贯通大海，每天有百艘船只进港，那时的布鲁日就好比今天的伦敦，这期间的政务也相当平稳。1384年，波伦亚公爵世袭了佛兰德斯的统治权。适逢法国内战不断，喜怒无常的国王查理六世成了孤家寡人，使得波伦亚得以脱离法国的控制。波伦亚很重尊严，不像老几代的伯爵们那样只是法国的一个藩属，居于巴黎，只知道请求法国国王帮助压制佛兰德斯的商人，向他们征税。是波伦亚的强悍与法国的不幸使他得以独立。他虽出身侯门，却极为平易近人，在巴黎受到屠户们的爱戴；他虽是法国人，却采取佛兰德斯的政策，即使不与英国人结盟，也能与其周旋。当然，为了财政的问题他数度与佛兰德斯的子民们发生冲突，迫不得已杀了许多人，但在熟悉中世纪的混乱与残暴的人看来，当时的秩序与融洽已经足够了，至少是胜似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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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情形就像1400年的佛罗伦萨一样，封建制的政权得到了确认，社会也趋于稳定；也像1400年的意大利一样，人们摆脱了禁欲主义与教会的统治，开始关心自然，享受生活。人们一时间从古老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开始赞美强壮、健康、美丽与欢乐。从方方面面我们都能看到中世纪的精神在遭遇改变和瓦解。典雅美妙的建筑风格把石头雕成花边图案，日益漂亮的教堂出现了尖顶，花草的图案使窗棂的纹饰更显繁缛，绚丽多姿的建筑物仿佛一座座巨大的百宝箱。此种作品更像表现想象力而非信仰，更在于博得赞赏而不是鼓励虔诚。同样看来，骑士风采也只有用在检阅仪式上了。贵族都到瓦卢瓦宫廷去作乐，去眉飞色舞，特别是在情欲话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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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乔叟和傅华萨的记载中，我们尽可领略他们马上比武、宴会、仪仗等浮华场面，以及疯狂肆意的想象制造出来的光怪陆离的玩艺儿。那华丽的层层叠叠的服饰，袍子足有十英尺长，裤腿紧贴着肉，波希米亚式的大褂，袍袖长可及地；足靴取形于蝎子的角、爪子或尾巴；短袄上绣着文字、动物、音符，照着后背的图案可以唱歌或者朗读；头巾上绣着金色的花边和动物纹饰，袍子上镶着蓝红宝石，嵌着珠宝刻成的燕子，燕子的嘴里还衔着一个金色的酒杯。有一套衣服可以看到一千四百只这样的小金杯，还有一件大氅用九百六十颗珍珠绣成了一首歌。女人们总是周身披裹着纹饰华美的纱巾，前胸袒露，头上顶着硕大的锥形或半月形的帽子，穿一件艳丽的长袍，上面绣着独角兽、狮子、野蛮人，整个人端坐在镂刻的金光灿灿的椅子上。宫廷里和侯爵们的生活等同于过狂欢节。查理六世在圣丹尼斯修道院行入会礼的时候，用二百英尺长的织锦围起一座宏伟的塔楼，之后便是马上比武和大宴三天，最后以一场通宵的化妆舞会收场。“女士们乐而忘返，受罪的是她们的丈夫”，最后再来一个迪盖克兰式的葬礼做结束，这种对比正好说明当时人的思想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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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的小说和编年史中，我们看到国王、王后、奥尔良和波伦亚的一般侯爵过的生活仿佛是一条流光溢彩、喧嚣不止的黄金河，他们的日子尽在入城典礼、马队仪仗、化妆舞会等花样百出的荒淫无度中度过。波伦亚与法国的一些骑士参加十字军到尼科波利斯去攻打巴亚泽（注：土耳其苏丹），一切装备仿佛要去赴宴会。他们的旗帜和马的鞍饰一律镶金戴银，吃饭的碗碟用银制的，帐篷用的是绿色的绸缎，在多瑙河上随船携带着精致的美酒，营帐之中满是女人。此种放纵的兽性，在法国与病态的好奇心和造作的联想相混合，在波伦亚成为隆重的愚蠢的闹剧。“大善人菲利普”（注：波伦亚统治者的绰号）有三个妻子，二十四个小妾，十六个私生子。他养活这些家属，经常设宴作乐，还容许镇上的女人登堂入室，活脱一个约丹斯初期笔下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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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克利夫斯伯爵共有六十三个私生子女。史学家们在他们的记述中不只一次地正式提到这些私生子女之间有乱伦，而这在当时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他们乱糟糟地拥在一起，不由使我们联想到鲁本斯笔下丰腴的奶娘和拉伯雷笔下的迦尔迦曼尔。当时就有人说：“最可悲的是，这种淫乱漫无止境，尤其是在王孙贵族和结过婚的人当中。这种人可真够温柔多情的，同时可以欺骗和拥有不止一个女人。这种淫欲的罪过在教士和一般神职人员中间同样在蔓延。”康布雷的大主教雅克·特·克罗伊，公然带着他的三十六个私生子和私生子的儿子做执事，还攒下一笔钱准备留给后来人。“大善人菲利普”第三次的结婚典礼活像加马什（注：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出现的一个富裕的农民，在请喜酒时大排筵宴）请的喜酒、高康大订的菜单。布鲁日的大街小巷挂满锦绣，一只石狮子嘴里八天八夜吐着莱茵葡萄酒，从一只石鹿口中喷出波恩伯甘迪酒。开饭的时候，有只独角兽狂喷玫瑰红和玛姆兹白葡萄酒。公爵进城的那天，代表各城邦的八百名商人穿着绸缎和丝绒的衣服欢迎。在另外一个仪式上，公爵坐骑的鞍佩镶满了各种宝石，九名示威官穿金戴银地紧随其后，据传其中一人的头盔价值十万金元。还有一次，公爵本人身上穿戴的珠宝价值百万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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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把那些壮观的场面说给你们听，那就如同时期的佛罗伦萨，处处显示出喜好装饰和绘画的才能。其中之一发生在属“大善人菲利普”管辖的利尔城，在那里举行的“雉鸡大会”可以与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凯旋庆典相比。从这许多质朴的细节你们能看出两个社会相同的地方与不同之处，由此也看出文化、情趣、艺术方面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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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丹斯，《御宴》1630-1640年，画布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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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克利夫斯伯爵在利尔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其中就有波伦亚公爵，此外，还有领主们、夫人们、爵府上的女眷。在宴会的饭桌上有一道配菜，表现的是一名全副武装的骑士在扬帆启航；在船的前面有一只银制的天鹅，脖子上挂一条金项圈，项圈上系一根长长的链子，看上去这只天鹅似乎在牵引这条船；在船的后方还有一座精雕细琢的城堡。有了这个象征性的器物上的“克利夫斯伯爵”、“天鹅骑士”以及其他摆设，爵爷便宣布要“跨上战马，披挂比武，以便赢取一只挂着金链子的纯金天鹅，链子的末端再系一颗贵重的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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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闹剧之后的第十天，埃唐普伯爵上演了第二幕。自然，第二场与第一场及后面的一样，开头总是大排筵宴——这种宫廷式的生活是荒淫的，谁也不觉得厌倦——“甜点被撤下以后，忽然一间屋内亮起许多火把，走出一个顶盔挂甲的侍卫官，身后跟着两名骑士，穿着长长的紫貂大氅，头上没有发冠，手里各持一束娇艳的鲜花。这三个人的后面，一位年方十二岁的美少女坐在一匹小马上款款而出，她身着紫色缎袍，上面绣满金线，这就是‘快乐公主’。小姑娘一路唱着歌在三个穿红缎子号衣的侍从带领下来到公爵跟前，她下了马，在桌上半跪着把花冠戴在爵爷的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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