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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本斯的绘画根本不在乎历史的引用是否恰当，把寓意的人物与真实的人物、红衣主教与裸体的墨丘利（注：墨丘利是众神之信使）放到一起。在规矩上也不注重，在神话和《福音书》的理想天国中夹进一班粗鄙顽皮的人，不是一个奶妈样的马德莱娜，便是一个好与邻居嚼舌的克瑞斯（注：农神）。不怕引起身体反应的恐惧，用肉体熬受毒刑时的痛苦、哀号时的惨状，把恐怖景象充分展现；不怕触犯道德的脆弱，把密涅瓦（注：罗马神化中司智慧、才艺、武艺的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画成会打架的泼妇，把犹滴（注：古犹太女英雄）画成屠夫的妻子，对流血熟视无睹，把帕里斯（注：帕里斯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王子，因诱拐斯巴达王的妻子而引起特洛伊战争）画成幽默的能手和色徒。他的苏珊娜、马德莱娜、圣塞巴斯蒂安、三美神、女妖，以及所有天上的和凡间的、理想和现实的、基督教和异教的内容，只有拉伯雷的词汇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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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笔下，所有动物性的本能和人性都被表现，那是其他人认为粗俗而排斥的，他却作为真实来创作；在他心中，粗俗的本能与别的本能同时存在；在他那里，除了纯洁和高贵什么也不缺，全部人性尽在其掌握之中，除了没有到达顶峰以外。因此，他开创的境界之大、理解的类型之广，可说今日始见。他笔下有意大利的红衣主教、古罗马的帝王、当代的市民阶层、农民和牧民，再加上性格力量附在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万千变化，便是一千五百幅作品也不及他来得周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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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样的原因，在表现人物的时候，他对活生生的人身上的主要性格的理解比任何人都要深刻。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威尼斯派，正如威尼斯派超过佛罗伦萨派。还有一点他比其他人把握得好，他明白人身上的肉总在不断更新变化着，尤其是淋巴质的、血气充盈的佛兰德斯人，比那些肌肤干燥、性情激进的人种更润泽，新陈代谢更快。因此，没有哪位画家能比他把人物的对比画得更突出，把生命的荣枯表现得更清楚。在他的作品中，有时是一个笨重疲软的尸身，真正是解剖台上的东西：血已经流尽，身体的实质没有了，眼睛像玻璃珠子，脸色惨白、青紫，伤痕累累，嘴角结着血痂；手脚浮肿，其色若土，其状变得畸形，因为这个地方最先坏死。另外一些时候是艳红、有灵气的肤色：年轻英俊的运动者微笑的面孔；营养充足的少年如待放的花蕾，全身的线条极柔和；面颊光滑红润的少女天真恬静，从来没有因为心事而使血流加快，眼神呆滞；一群长着酒窝的小天使和丘比特，皮肤细嫩，肉褶叠叠，那粉红色的肌肤如凝脂，如含露的蓓蕾沐浴着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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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表现动作和心灵的时候，他对于精神与肉体生活的基本特征也比别人理解得更深切，换句话说，是对造型艺术所要表现的瞬间的神形变化有着敏锐的察觉。在这一点上，他又一次超过了威尼斯派，正如威尼斯派超过佛罗伦萨派。没有其他人能使人物如此传神，举手投足那么有气势，那么有动感，那么奔放，那么热烈；肌肉的暴张、扭曲在他而言无需费力就能充分表现。他的人物似乎会说话，即使静态中也带着动感，简直能令人感觉到这个人物刚才干了什么，准备做些什么。人物的现在包含着过去和将来，不仅是面部，乃至整个姿态都透露出思绪的奔腾、感觉和全部精神，使我们能够听到人物的心灵之语，而我们会在心里与之应答。人物情感上最精微最飘忽之处，尽在鲁本斯的掌握之中。这方面，他是文学与心理学大师。他把微妙的一闪即逝的表情与皮肤柔软的质感，都记录了下来，没有人在人的生理方面与欲望方面比他了解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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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创作情绪与技巧，使他适于表现复兴民族的热情与愿望。在他周围和自身孕育的力量被他发扬光大了，那是根本的、蓄藏的、澎湃的生命活力的展现。一方面是硕大的骨骼、巨人式的身材和肩膀、血红粗壮的肌肉、布满胡须的蛮人的头颅、大量展现肉白红润的皮肤，另一方面是野蛮的本性，鼓动人觅食、争斗和享乐，表现争斗时的凶恶蛮猛。大肚子西洛若斯（注：森林之神）的体壮肥硕、佛恩（注：半人半羊的农牧神）的恣肆欢乐、美人儿们不知羞耻的放纵，大胆，奔放，精力十足；畅快的欢乐、本性的善良，还有佛兰德斯民族的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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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用布局与背景饰物来加强效果，有闪光的丝绸、铺金叠绣的缎袍、一群赤裸的人体、近代的服装、古时的装束，还有千变万化的兵器、旗帜、圆柱、威尼斯式的台阶、神庙、华盖、船只、动物、风景。一切总是那么新颖华美，仿佛在寻常生活之外，他握有一把通向更加丰富的世界的钥匙。在那个世界里，他魔术师般的手指可以随意地萃取而毫不紊乱，相反，他是那么奔放洒脱，哪怕最繁复的作品也仿佛是从他心无旁骛的头脑中奔涌而出的。他就像一位印度的高僧，闲下来就爱思索宇宙间的玄奥，使过于丰富的思维得以发挥。从皱褶迭起的艳丽的长袍到洁白如雪的肌肤，再到丝绸般的金色发缕，没有一个色调不是自自然然地呈现到画布上，使他自己感到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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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代克，《王子威廉二世及其少妻玛丽·史杜亚特公主》，1641年，画布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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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佛兰德斯只有一个鲁本斯，正如英格兰只有一位莎士比亚。其余的画家无论多么出色，总在他的天才中缺少一部分要素。克雷耶没有他的胆气与奔放，只善用明亮柔和的色彩去画恬静之美（注：例如他在根特画的《圣女罗萨利》，在布鲁日画的《牧羊人的膜拜》，在雷纳画的《拉撒路》）。约丹斯没有他的华贵气派和雄壮的诗情，只会用酒红色去画密集的人群和骚乱的百姓。凡·代克不像他那样喜欢力度，喜欢生活的本来面目。他更雅致，更有骑士派头，生性敏感，近乎忧郁，在宗教画上透出哀婉，在肖像画上显出贵族气息，但色调不及鲁本斯明快，人物更多愁、更细雅、更可爱。这些高贵文雅的人物的精神都蒙上了甜蜜哀伤的情绪，这是他的老师所不能领会之处（注：尤其是他在马利纳和安特卫普画的宗教画）。凡·代克的作品表明一种变化正在到来，在1660年后，他已然成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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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代身上那股能推动伟大艺术的干劲与热情在后人手中相继遁去，只有克雷耶和约丹斯因为活得较久，还为艺术支撑了二十年门面。民族的振兴存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消沉了，它的文艺复兴之路并没走完。佛兰德斯在大公爵的统治下才是一个独立国，而这段时间到1633年便结束了。佛兰德斯重新沦为西班牙的一个省，受一个从马德里派来的总督管辖；1648年的条约（注：西班牙与荷兰签订明斯特条约）封闭了斯凯尔特河道，把商业毁之殆尽。路易十四三次瓜分佛兰德斯，每次割去一块土地。三十年内经历四次战争的蹂躏，无论是友邦、敌人、还是西班牙、英国、荷兰，都要在佛兰德斯的身上剥层皮；1715年的条约（注：英、法、荷、奥之间订立的巴里欧条约）把荷兰人变作佛兰德斯的供应商和税官。佛兰德斯成为奥地利的属地以后，拒绝纳贡，议长被捕入狱。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安内森斯死在了绞刑架下。这是在阿特威尔德惊天动地的呐喊之后，最微弱，也是最后一次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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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佛兰德斯沦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份，人民只知道苟且偷生。同时出现了一种反应——民族的想象力衰退了。鲁本斯的画派也没落了，在博耶芒斯、凡·赫尔普、扬·埃拉斯梅·奎林、凡·奥斯特二世、戴斯特、扬·凡·奥尔莱的作品中，已经看不到那股创新与力量。色彩矫揉造作，瘦削的人物向着漂亮的模子发展，表情带着伤感，令人不快。人物不再占据大幅的画面，而是零零散散，空白部分靠建筑物填补。元气已经衰竭，绘画变得相当程式化，或者一味模仿意大利的作风，很多画家干脆到国外定居。菲利普·特·尚裴涅做了巴黎艺术学院的院长，思想与国籍都成了法国的，而且，他还是詹森主义者和灵修者，他是个勤奋而技艺高超的画家，思想深刻。另外一位，赫拉德·特·莱雷塞，也做了意大利的门徒，是一个古典派、学院派的画家，服饰、历史和宗教方面的知识深厚，在画面上力求准确。逻辑思维已经用到了社会行为上，如今也影响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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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特的美术馆中有两幅画就表现出这种社会和绘画上的转变。这两幅作品都描绘诸侯的入城典礼，一幅是1666年，另一幅是1717年。头一幅用艳红色调，表现盛世的最后一拨人，画出了那股骑士风度——魁梧的身材，力能拔山的体能，华丽多彩的衣衫，长着长长鬃毛的马匹。画面上的贵族都是凡·代克的侯爵老爷那一类的，这里的步兵穿着野牛皮和甲胄，全像沃伦斯坦的兵将。总之是勇武时代和爱美时代的一些残景。第二幅画用冷的、浅淡的色调，画一些特别文雅的、柔情的、法国味儿的人——男士无不懂得鞠躬行礼，女子全很时髦，精于涂脂抹粉。总之，是一派化妆间里的作派和国外输入的风尚。两幅画间隔五十年，在这五十年里，民族精神和民族艺术都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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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 [:1700014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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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伦勃朗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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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南方各省服从于天主教，艺术走上意大利之路，画神话中的史诗，以英雄的裸体为模型的时候，北方的诸省已经有了自由，信上了新教，朝着另一方向发展他们的生活和艺术。那里的气候更冷，雨水更多，因此，裸体的形式极少见，也不易被接受。这里日耳曼族的气息更醇厚，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设想的古典派艺术不容易欣赏；这里的生活更艰难，更需要劳动和俭省。因此，这里的人大都很辛苦、会算计，能有条有理地应付好各自的生计。对于花哨的美梦、飘飘然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大能领会。我们尽可以设想一下，荷兰的平民在忙活了一整天回到家后的情景：他的住所只有几间类似船舱的小屋，若是把装饰意大利敞亮客厅的油画挂到自家墙上，不免是一个累赘。屋主最大的要求莫过于干净与舒服了，有了这一点，他便知足了，干嘛非要装饰房间呢。据威尼斯公使的话讲：“他们的生活很朴实，连最富有的人家也见不到出格的奢侈与排场。他们不雇家佣，不喜欢耀眼的陈设，只有很少的银器，屋里根本没有壁挂。家具器物的数目非常有限，居家、外出或者别的场合都保持一种寻常人家的适度，从不让人觉得他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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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画家的母亲》，1639年，木板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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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莱斯特伯爵奉英女王伊丽莎白之命去指挥荷兰军队的时候，当斯皮诺拉代表西班牙来议和的时候，他们那种皇家风范的排场同当地的生活恰好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引起了公众的愤慨。共和邦的领袖、当时的民族英雄威廉·特·弗朗热，身上穿的旧袍子连大学生也嫌破，里面的紧身衣扣子掉了几颗，羊毛背心和船夫穿的相仿。下一世纪，路易十四的敌人——荷兰执政官扬·维特身边只有一个内侍，无论谁都可与他接近。他就像那位深得人心的前任一样，与“造酒商和布尔乔亚”不分你我。即便在今天，他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依然显示出头脑冷静的特征。很显然，这种个性使他们的头脑很难容下绚丽多姿的肉感和五彩斑斓，而这在欧洲其他地方便形成了贵族式的排场，大众也很能领会美丽的肉体所包含的异教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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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身上有优势的是另一种相反的本能。16世纪末南北分裂以后，荷兰以势不可挡的力量打破原来的平衡，由着自己的性子倒向了另一边。一切固有的民族倾向和能量都赫然出现了，这不是新生的，只是原有状态的显露。有见地的观察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已经看到了这点。教皇埃涅阿斯·西尔维于斯说过：“弗里斯兰（注：荷兰省名，靠近北海）是个自由的家园，人们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既不愿忍受外族皇权的统治，又不想控制别国。为了自由，他们敢从容赴死。这是个精力旺盛的民族，喜好武艺，性情沉稳。尽管公爵菲利普自称是那里的领主，他们依然为自己的自由感到荣耀。他们最憎恶封建贵族和军人的傲慢，不能容忍任何人凌驾于他的同族之上而耀武扬威。他们的行政官每年由公众选举，一切事务都要秉公办理；他们对不贞的妇女惩罚极严；不承认不结婚的教士，怕他玷污别人的妻子，认为禁欲极难做到，实非人力之所能。”在这里，日耳曼式的对国家、婚姻和宗教的观念在这里已经露出了端倪，预示着将要发展成新教与共和体。在受到腓力二世严酷考验的时候，他们把生死与家业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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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做买卖的小小的民族，埋没在烂泥堆上，处在比拿破仑帝国更辽阔、更可怕的帝国的边陲，面对想压垮他的巨人，竟然能够抵抗、生存和成长。他们的数次被围的经过令人感佩，城中的平民和妇女只靠几百名士兵帮助，把整整一个军团——欧洲最精锐的部队、最出色的将领、最能干的土木专家，阻挡在城墙之下。而这些精疲力竭的老幼妇孺就靠着老鼠、树叶和兽皮熬了几个月，他们下定决心，宁可把伤残者夹在方阵中间，到壕沟跟前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也决不投降。非要读过这些战争的详细记录，我们才能知道人的耐性、镇静和精力可到达何等高度。一艘荷兰军舰宁可被炸成碎片，也决不降下旗帜。他们在新地岛、印度、巴西，以及穿过麦哲伦海峡所做的发现、殖民和征服事业，也和那几次战斗一样壮烈。我们向人的本性要得越多，它释放的就越多；能力是在锻炼中提升的，做事和忍耐的能量是不可测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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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经过三十七年的战争，到了1609年，他们的事业终于迎来了胜利，西班牙承认了他们的独立地位。整个17世纪中，他们在欧洲事务上举足轻重。没有哪股力量可使他们屈服，无论是在第二次战争中与他们打了二十七年仗的西班牙、英格兰的克伦威尔和查理二世，还是英法同盟，或是来自新生的路易十四强大的武力。路易十四与他们开战三年，末了派了使臣几次到赫尔特雷登堡卑躬屈膝地讲和，也只落个无功而返。他们的执政官海因修斯成了当时欧洲局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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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国内政治稳定，国外的地位逐日上升。在世界上人的心灵第一次获得了自由，百姓的权利受到尊重。他们的国家是各省自愿结合的联邦，各省在自己的领域里充分保障群体与个体的自由，这实在是前所未闻的。帕里瓦尔在1660年曾说：“他们全都热爱自由，任何人都无权打骂他人，连女仆都享有很多权利，主人是不敢出手伤人的。”帕里瓦尔还满是羡慕地一再强调他们尊重人权，说道：“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荷兰一样享有那么多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使小人物不受大人物压制，同样穷人和农奴也不受富人的欺侮。某个贵族一旦把农奴或奴隶带进了荷兰，后者立刻就成了自由身。是的，富人的腰包这下算白掏了……居住在乡村的人只要交纳了税金，就与城里人一样有了自由。在自家屋宇下，每个人都是绝对的主人，谁要擅闯民宅去作恶，就是犯了大罪。”随便谁只要愿意，都可以出境，带出去的钱财不受限制。路上昼夜安全，单身旅客也可无忧。主人不能强行留下仆役。所有人都不必表明宗教立场，有发表个人见解的自由，即便议论行政长官，对他说长道短也无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本上是平等的。“有职权的人要做事公正才可得到敬重，而不是靠高人一等的傲慢作派。”这样的民族不可能不繁荣兴旺，当一个人拥有了正派与精力，其他的一切好处都会自动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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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战争打响的时候，阿姆斯特丹的人口是七万，1618年增至三十万。威尼斯公使在报告中说，白天里街上人头攒动，就像赶集一样。城市的范围扩大了三分之二，每一块容身之地价值一块达克特金元。农村的生活也像城里人一样好，没有哪个地方的农民像这里的人这般富足，从地里得到这么好的收成。一个村庄能够拥有四千头牛，每头牛重约两千磅。有个农场主把女儿嫁给了莫里斯亲王，陪嫁有十万弗罗林（注：一种货币）。没有哪个地方的工业和制造业能如此完备，产出大量的布匹、镜子、砂糖、瓷器、陶器、绸缎、绫罗、铁器还有船舶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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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半的高消费品和几乎全部的运输都由荷兰供应。他们有上千条船在波罗的海上奔忙，采集各种原材料，光捕鲱鱼的船就有八百条；他们有规模很大的公司专门与印度、中国和日本通商，巴塔维亚是荷兰海外殖民地的中心。那个时期，荷兰在海上和世界上的地位等于拿破仑时代的英国。他们共有十万水兵，战时可调动两千艘船。五十年后，荷兰独自抵挡了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年复一年，我们看到他们成功与兴旺的河流滚滚向前，而民族的源泉比河流更充沛，赋予他们无穷的勇气、理智、毅力、才能和献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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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公使们说：“这些人特别喜爱劳动和工作，没有哪种行当是他们干不来的。他们生来爱干活，因为天生一无所有，不是干这，就是干那。”大量的生产，少量的消费，公众的财富就是这样增长的。最穷的人也有他们简陋的住处，生活的必需品一样不缺。最有钱的人住在体面的大房子里，但没有多余的奢侈和摆阔气。没有一个人缺衣少食，也没有人胡作非为，大家都用手和头脑从事劳动。帕里瓦尔说：“他们能从一切事物中挖掘财富，连在河道里拾垃圾的人每日也能挣半块钱。小孩子们从小学手艺，几乎一出道就能养活自己。他们最恨不廉明的官衙和懒散的作风。有些当地政府把懒汉和流浪汉关押起来，也惩治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只要这些人的家人和妻子作证即可。所以，在这样的地方，不管懒人们愿不愿意，都得干活以维生。”那里的修道院改成了医院、庇护所、孤儿院，把不事生产的修士的收入用作救济老人、残疾人，还有阵亡将士的妻子和遗孤。军队的素质之高，一个普通士兵可在意大利军营里当上尉，而意大利的一名上尉在这里当兵还不够格。在文化和教育方面，正如组织和管理的才能，他们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两百年。难得遇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不识字或不会写字，每个村庄都有一所公立学校。在中产阶级家里，男孩必学拉丁文，女孩必学法语。多数人能用几国语言书写和交流，这不仅仅为了学以备用，也不单出于爱积累的习惯和实用的考虑，而是他们能认识到学问的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