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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注：古希腊吟游诗人）曾经提到三十多个小国，经过殖民地的建立和繁衍，这种小邦增至了几百个。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一个希腊的小邦如同一个小模型。阿尔戈利特只有八至十英里长、四五英里宽，拉科尼亚也大致相仿，阿哈伊亚只在傍海的山腰上占据一块狭长的土地；而整个阿提亚还不及我们最小的市，科林斯、西锡安和麦加拉的面积只等于外部郊区的乡镇。普通一个邦，尤其是在岛上和殖民地上，不过是一个镇子附带一片海滩和周边几个农庄。站在雅典卫城顶上可以望见邻邦的卫城和山峦。在如此狭小的区域内，一切都清清楚楚地留在脑子里，国家的概念不像在我们心目中那般抽象、模糊和伟大，很容易为感觉所包容，是和地理上的概念混在一起的，两者留在脑子里的印象非常明确。一想到雅典、科林斯、阿尔戈斯或斯巴达，就浮现出那地方山谷、城镇的轮廓与形状。对于外邦公民的认识也与地理环境的认识一样，而政治范围的划分也与地域的划分一致，一切都在它的观念里预先留有固定的类型，左右不出这个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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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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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考察他们的宗教。他们并没意识到在这个无穷的宇宙间，一个时代的人、一切有限的生命虽然伟大，但只是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上的渺小之物。永恒的意义并没有在他们面前竖起万年不衰的金字塔，像一座巍峨的高山，使我们渺小的生命犹如蝼蚁或者一粒沙子。他们不像印度人、埃及人、闪米特人、日耳曼人那样惦记着生生不息的轮回、坟墓中的静寂与永恒的睡眠，也不去想有那么一个混沌的、难以探明的深渊，像排放气体一般造出无数生命。对于可爱又可敬的上帝，他们不知道天只是他的屋顶，地是他的脚踏，一切自然界的力量都集中在他身上。他们不通过心灵的虔诚去获得庄严的、神秘的、无形的力量，去发现万物之中与万物之外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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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的观念太明确，思想的方式太狭窄。他们的心灵接触不到“博大”，顶多只触及一半。上帝在他们心中不是神的形象，更不是人，只像莫伊拉、埃萨、埃马尔曼纳（注：这三个名字是希腊人给命运之神起的名字），或者在这三者的能力中间各有一部分。他们的想法是固有的，无论人或是神，都逃脱不了注定的东西。其实这差不多是一条抽象的真理，如果荷马说的莫伊拉是个女神，也多半出自虚构。在诗的词藻之下，就像隔着一层明净的水，映照出事物不可分解的关联和不可毁灭的限度。现代的科学也承认这种关联和限度，希腊人对于命运的观念正好是现代人对规律的认识。凡事皆有定数，这是我们推断出来的，在他们是知觉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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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展这个观念，为的是把加在一切事物上的限度加强一步。通过显示命运和分配命运的那股隐藏的力量，他们造出了一个内梅修斯（注：报应和复仇女神），以此来约束过激，抑制一切过分的事情，古希腊神谕中有一句重要的格言为“勿过度”。全盛时期卡斯蒂廖纳人的孜孜教诲亦不外乎：奢望时存警惕，志得意满处须当心，勿陶醉，守节制。他们的自发觉悟最为透彻，他族无可比拟。当意识第一次苏醒的时候，他们用自己的想法看待这个世界，认为世界自有体统，自有和谐，对万物的安排都有一定之规，而万物也自生自灭。后来斯托葛派把世界比作一个管理得法的城市，这里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释的上帝，也没有惨无人道的、专横的神怪。他们能用如此健全平衡的眼光看待世界，宗教的迷惘是很难进入其思想的。那里的神灵不久便成了凡人，神也有了双亲、子女、家谱、历史、服装、宫殿，有了和我们相仿的身体，知道伤与痛。连最大的神宙斯也看到自己登位的经过，也许有一天还会看到自己退位呢（注：参见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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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达罗斯，《阿佛洛狄忒像》，约公元前400年，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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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里斯的盾牌上画着一队人马，“由阿瑞斯（注：战神）和雅典娜率领。两个神全身披着金甲，显得高大美丽，正符合神的身份，而人就太矮小了”。不过，人与神大概就这点区别。在《奥德赛》中，尤利西斯和忒勒马科斯路遇某个高大漂亮的人，便会问对方是不是神。如此人格化的神怎能扰乱把他们想象出来的人的精神呢？荷马还随意使唤这些神呢，他经常让雅典娜做些小事情，不是为尤利西斯指点阿佛洛狄忒（注：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罗马神话中称为维纳斯）的住处，便是代他注意铁饼落在了什么地方。这位神圣的诗人在他的天国里像个顽皮的孩童自由翱翔。我们看到他在嬉笑打趣，比如他讲到阿波罗惊奇地发现阿瑞斯在阿佛洛狄忒的臂弯里竟颇为陶醉，便问赫耳墨斯愿不愿意处在阿瑞斯的位置。赫耳墨斯回答：“噢，伟大的箭手阿波罗，但能如此，我愿被拥抱得更紧些，还希望所有的男女神明过来看我，但愿我能傍在金星阿佛洛狄忒身边。”诗中阿佛洛狄忒委身于安喀塞斯的颂歌，特别是赫耳墨斯颂歌，写他生下来就跟希腊人一样满脑子花招，还偷东西、扯谎，但写得很文雅，可见诗人对神的塑造充满揶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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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托芬在《蛙》与《云》两出喜剧中把海格里斯（注：大力神）和巴克斯表现得更随意。这些观念发展下去，便出现了庞贝的带有装饰意味的神，有了卢奇安隽永而诙谐的文风，整个奥林匹斯山（注：神明的居所）成了交际与娱乐的舞台。与人如此相近的神不久就变成了人的伙伴，后又成为人的玩物。希腊人的头脑如此明确，使他们存不下神秘感与无穷感，神既是自己编出来的，便可拿来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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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同样没有多少敬畏。希腊人不能像罗马人那样服从于一个大的集体，隶属于一个只可想象而不可看见的国家。他们的团体概念是由一个城市再到一个国家。殖民地只认殖民者做主人，国家只派来一位主教，人民对他的感情犹如子女对长辈是一种恭顺，除此之外他们的自主是存在的。希腊的殖民地是摆脱了管教的孩子，就像雅典的青年成人以后，谁也不靠，全靠自己。而罗马的殖民地简直是个兵站，好比罗马的青年结了婚、成了事，甚至当了官，还能感到父亲的双手在自己肩头的重压。这种父权的专制，只有经过三次转卖之后才可解除，才能有自由（注：罗马法规定，子女只有经过三次转卖之后，才能脱离父亲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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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放弃自我支配，去服从于一个遥远的管制，把自己作为大集体中的一分子来考虑，为了民族的利益忘却自我，这是希腊人绝对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了，也不能持久。他们的人性很独特，互相嫉妒，即便在大流士和薛西斯入侵的时候，他们也很少团结起来。西拉库萨（注：西西里岛上的一城邦）拒绝支援，因为人家不让他们来当统帅，底比斯（注：古希腊一城邦）甚至倾向于米太人那边。亚历山大虽然迫使他们联合去征服亚洲，但拉西提蒙并不做出响应。没有一个城邦能够与他邦结盟听从外人领导，斯巴达、雅典、底比斯在这一点上均失败了。战败的城邦不服从同胞，宁愿向波斯王臣服，拿他的钱。每个城邦内部的派系纷纷出逃，被逐出去的人像后来意大利的共和邦那样，极力依靠外族的援助打回老家。如此分裂的局面使希腊终于被半野蛮却很有组织的外族征服了，城邦之间分裂割据的结果就是整个民族受人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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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败落不是偶然的，而是注定的。他们设想的国家太小了，无力抵抗来自外面的巨大能量的冲击。这种国家是一件美丽精巧，但很脆弱的艺术品。他们最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城邦限定为五六千人的社会。雅典有两万人，超过了限度便被认为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想象不到一个更大的团体也可以管理得很好。希腊人心目中的城邦只包括几座神庙，埋着创建者的骸骨，供着本族的神像，还有一个市场、一个剧院、一个运动场，还有几千个得体、勇敢、自由、漂亮的人。这些人全致力于哲学和公共事务，由农奴和艺人来服侍着。他们构想出来的城市是一件令人欢喜的艺术品，他们要亲眼看着它建成和完善。在瑟雷斯和黑海沿岸，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所形成的社会在他们眼里似乎是野蛮和混乱的，而他们自己的才是完美的，尽管显得小巧了一些，在人世的野蛮撞击下维持不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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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旁边会有与之相应的优点。即便他们的宗教感缺乏庄重与威严，即便他们的政治机构不够稳固与持久，但宗教的威严与大国使人性的畸形发展，他们也免除了。在其他地方，文明破坏了人本来的机能的平衡，文明能使一部分机能变弱而使另一部分扩大，为了将来而牺牲眼前的生活，使人为神牺牲，使个人为国家牺牲。这便造就了印度的苦行僧、埃及和中国的官僚、罗马的法学家和税官、中世纪的修道士，更多的是近代的被统治者和资产阶级。在文明的压力之下，人会时而觉得自己很伟大，时而把自我贬低得一无是处；面对庞大的机器，人感觉自身只是一个齿轮；面对茫茫大千世界，感觉自己小得近乎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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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人令制度顺从于人，而不是人隶属于制度，把制度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人利用制度求得自身的和谐与全面的发展。他们可以同时成为诗人、艺术家、批评家、行政官、祭司、法官、公民、运动员，他们锻炼四肢，活跃大脑，发展情趣，集二十来种才能于一身而不互相妨碍。他们可以成为士兵，但不必像一台机器；可以成为舞蹈家和歌唱家，而不是滑稽的小丑；可以成为思想家和文人，而不是沉闷的书呆子；可以对公共事务作决定而不必把权力交给代表；可以恭敬他们的神明而不需要按照教条行事，不必向一种超人的威力低头，不必为了博大而空幻的神祇而静观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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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拳击手》，约公元前1550年，壁画，希腊锡拉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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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仿佛为人生勾勒出一条清晰而准确的轮廓线，其余的部分被省略了。因此他们能对自己说：“做就做真正的人，要有活泼灵敏的身体，要有思想，有愿望。人的一生从哇哇啼哭的婴儿到走进安静的坟墓不过六七十年，让我们尽可能使自己的身体健康、强壮、美丽、生机勃勃，也要让大脑的每一根神经都活跃起来，要用精致的感觉、敏捷的领悟、豪迈活跃的心灵所能创造和欣赏的一切美来装扮人生。”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假如真有一个“他世界”，也不过像荷马讲的西米里族人的乡土，是一片不见阳光的阴森地方。周围有一群群蝙蝠发出惨叫，鬼影一般盘旋，把死尸身上的血吸入自己的脉管。希腊人的思想结构把他们的欲望和努力圈定在一定的范围之中，这个范围阳光灿烂，就像他们的竞技场和练身房里一样界限分明，焕发出光彩。我们接下去要看看他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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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 [:1700014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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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希腊人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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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还需把希腊的乡土再看一遍，以便得到整体的印象。希腊的国土很美，令人心情愉快，人们把生活当作节日，可今非昔比，如今只剩一副骨头架了。遭人搜刮盘剥后的土地，元气丧失、植物疏落，只零零星星存在一些枯瘦的灌木，大片光秃秃的岩石占据了四分之三的地面。尽管如此，在图隆和耶尔群岛之间，在那不勒斯和阿马尔菲之间，还可见到昔日的美貌，除了天空没那么湛蓝，空气没那么明澈，山峦的线条和形状没那么和谐漂亮。那里好像永远是夏天的景致，没有冬天似的。山坳与峡谷中长着栎树、橄榄树、橘树、柠檬树、柏树，这些树木几乎一直长到海边。二月里，有些地方的橘子会从树杈上直接落到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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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雾，只有少量的雨，空气温润，阳光柔和。这里的人不必像我们那样，想出种种复杂的方法以抵御北方严酷的气候，要用燃气、火炉，穿起三四层厚衣服，辟出人行道，雇用清道夫，才能使又冷又脏的泥地可供人居住；若没有养路工照管着路面，人们就会陷进泥里。希腊人无需盖起剧院、搭建布景，他们只要看看周围的景致就够了，自然界提供的美景胜过一切人为的艺术创造和布置。一月间，我在耶尔岛向对面一个小岛眺望日出，只见天光越来越亮，突然，一团红光从岩石顶上喷薄而出，晶莹的天空豁然开朗，下面是宽阔的水面和无数的浪尖，原本蓝幽幽的水面此刻浮动着金灿灿的光芒。到了傍晚，远处的山峰披上了柔柔的红色和紫色的外衣。夏日里，太阳的光辉照耀着大地和海面，层层的浪波犹如绿宝石、紫水晶、蓝钻石、青金石等各色宝石在飘动，人在这种多彩的景致里怎不意醉神驰。我们也要在这种流光溢彩之中想象希腊的海岸，那里仿佛是许多大理石做的水瓶、水盏，散布在蔚蓝的海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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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们发现希腊人具有极为欢快活泼的性格时，也就不足为奇了。通常在南方人身上，特别是今天的那不勒斯人身上，我们还能见到这类性格（注：这些民族都很活泼、安详和快乐。病弱的人不垂头丧气，会平静地等着死神的来临。在他们周围也没人哭丧着脸，大家都向他们微笑）。荷马与柏拉图的诗篇所以有那种非同寻常的恬适感，关键亦在于此。在《斐多》（注：柏拉图的对话录之一）中叙述苏格拉底之死时，也极少流露出感伤色彩。生命无非是开花与结果，还会有更多的吗？如果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关注死亡是基督教与近代宗教精神最显著的特征，那么希腊便是最缺少宗教感情的民族。它是肤浅的，不认为生命中有超自然的和来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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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朴素的观念很大程度上由于那里的水土和明净的空气，由于在环境中体验了无比的喜悦，但更大的原因在于民族的本性即是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一些很小的东西：一棵树、一朵花、一条蜥蜴、一只乌龟，都令他们联想起诗歌里的隐喻；一条细小的水流，一道岩石的罅隙，那是水泽仙女的居所；一只杯子立在井边上，仿佛是窄窄的海峡，有蝴蝶穿过，是供开往帕罗斯岛的大船驶过；橘树和柏树把影子投在水面上，岩石间生出一颗小松树。所有这类小景都能唤起希腊人的美感，令他们感到满足。晚上在园子里散步，听着蝉鸣，在月光下吹着笛子，或者上山去饮泉水，随身带一块面包、一条鱼、一瓶酒，边喝边唱。喜庆的日子里，家门口悬一个树叶编的花环，出门时戴着花冠；公共节日里，身上更要别上几支鲜花，整天在外面跳舞玩乐。这些都是希腊人的乐趣，是这个不富裕、俭省、永远年轻的民族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