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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塞基亚斯，《狄俄尼索斯渡海》，约公元前540年，画于双柄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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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人事方面的组织。一个现代的国家含有三四千万人，分布在几千平方英里的疆土上。因此，它比古代的城邦更稳固，但另一方面也要复杂许多，因为人要担当起一个职务，他必得是专门的人。由此，行政机构也像别的职业一样成了专门的，大多数人只能每隔一段时间以选举的方式参与国家大事。人们要生活，或者要努力去生活，难得有什么个人的准确的见解，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盲目的情绪，遇到决定战争和纳税等问题的时候，只得让那些比他们懂得多，由他们推选进首都当代表的人办理。至于宗教、法律、陆军、海军的问题也同样有人代劳。所有这类事务都有个专门的组织在办理，里面的人也得经过很长时间的磨练才能胜任角色，他们总要比大多数人高明才行。这些事情我们全不用管，我们有推选出来的代表，或者由国家挑选的。他们代替我们去打仗、出海、审判、祷告。我们也是别无选择，因为事务太复杂了，总不能随随便便让一个新手操持。牧师要进过神学院的，法官要从法学院出来的，军官要进过军校、营房或出过海，管理人员要经过考试、有文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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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像希腊城邦那样小的国家就不同了，普通人能担负一切公共职务，社会并不分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没有退休阶层，大家都是活跃的公民。雅典人对公众事务自己做主，五六千人在广场上听人演说，当场表决。广场就是菜市场，大家在这里通过法律和决议，然后还在这里卖葡萄酒和橄榄。国土不过像一个郊区，乡间的旅行总比城里人走的路显得短很多。而且，他们遇到的公务不会超过他们的能力，至多是些教区方面的事宜，因为一个邦只有一座城。对于梅加拉和科林斯的事端，人们都不难理解，个人的经验和素日的印象足够他们作出决定。他们大可不必去做一名专业的政治家，精通地理、历史、统筹方面的学问。同样，在自己家里他们就是牧师，隔三差五还要充当本部落或本氏族的祭司。因为他们的信仰都是美丽的神话故事，仪式是他们从小就熟悉的舞蹈和歌谣，剩下的就是穿起一套袍子主持个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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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们还在民事中当裁判，处理宗教和刑事案子，在自己的诉讼中当律师，为自己辩护。一个南方人、一个希腊人，天生脑子灵、能言善辩。那时的法律还没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令人无所适从。所以他们对法律大体了解，再者，辩护人也常常引用，能让他们听见。风俗允许他们借助自己的本能、常识、感觉、情绪，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与严格的条文和公堂辩论同样有效。倘若他们很有钱，也能做剧团的经理人。你们已经知道希腊的剧院没我们的复杂，而且雅典人素来爱看唱歌、跳舞和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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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提奥斯和尼修达斯，《哈莫迪奥斯和阿里斯托吉顿像》，公元前477—前476年，大理石摹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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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贫富，人人都是军人。军事技术还很原始，机械化作战还没听说过。民兵就是陆军，没见到罗马军团之前，没有比这更优秀的军队了。要把士兵组成一支出色的队伍，需有两个先决条件，而这两个条件都在普通教育中具备了，不用特殊的指导，不用军事训练，不用军营里的纪律和磨练。一方面，他们要每个士兵尽可能像格斗士一般出色，要有强壮、柔韧、灵活的身体，要会格斗，懂得闪跳腾挪。这些要求都由练身场满足了。他们连续几年整天在里面学习摔跤、跳跃、跑步、掷铁饼，四肢和每一块肌肉都得到了系统的锻炼和加强。另一方面，要士兵有规矩地列队、跑步、变队形，这也都由舞蹈院包办了。所有全民的和宗教的赛会都教儿童和青年如何组队和变队形。在斯巴达，民间的唱诗舞蹈团和军事上的中队按同一种阵形排练，由此我们可看出，在这样的社会风俗下，人们一上来就能毫不困难地成为军人。而且当水手也不需要太多的练习。当时的战舰不过是在近海航行的船只，至多载两百人，无论到哪里都不会见不到陆地。在一个既有海港又靠海上贸易养活的城邦，没有哪个人不会摆弄这类的船只，果真有人不行，也一学就会。我们的水手和海军军官要十年的学习和实习，才能了解气候的征兆、风向的变化、位置与距离，以及所有技术和零部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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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生活的所有这些特点，都出于同一个原因：单纯的文明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都产生相同的结果，就是非常平衡而简单的心灵；没有一部分人的能力与倾向是侵害了另一部分人的能力与倾向而发展的；还没有私心，心灵并不因为特殊的功用而变质。现在，我们分作有文化的人和没文化的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外地人和巴黎人，另外还有不同阶层、职业、行当方面的种种划分，到处有人把自己关在自己制造的小屋子里，为自己设计出来的种种需要而心烦意乱。希腊人没这么多人造的，没有分得这么清楚，没有离原始状态那么远。供他们活动的政治范围与他们的能力更配合，社会的风俗更利于保持动物的机能。他们更接近自然的生活，少受过度文明的束缚，所以他们更像本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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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 [:1700014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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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希腊文化对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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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只是塑造人的外部的模子，现在来看看人的本身，看他的感情和思想。在这方面，我们同希腊人之间的距离将给我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培养思想和感情的不外乎两种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两者在相同的意义上起作用，从前的使人单纯，后来的使人复杂。近代民族是基督徒，而基督教是宗教上第二次的发芽，与自然的本性相反。那好比一次剧烈的收缩，把人类心灵的原始状态扭曲了。基督教宣称世界罪恶、人性堕落，这在它产生的时代倒千真万确。所以基督教认为人应当换一条路走，现世的生活是放逐，人们应当把眼光往天上看。人性本恶，让我们压抑一切自然的欲望，苦修肉身吧，感觉的体验和认知的智慧都是不够的、虚妄的；让我们接受信仰、启示的指引和神示吧，通过忏悔、舍弃、默想来发展我们的心灵，成为精神上的人，使眼前的生活成为热切的期待，寻求解脱的期待；要我们牺牲自己的意志，时时刻刻皈依上帝，对他抱着至高无上的爱，那么偶尔还能从无边的痴想和幻境中得到一些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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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以前的一千四百年间，生活的理想就是修道与修行。若想了解这种观念的威力以及对人的机能和习惯的深刻的改变，就去读伟大的基督教诗，读伟大的《神曲》，再读《奥德赛》与《伊利亚特》。但丁看到了一个幻景，走出了这个渺小的暂时的世界，进入到永恒的国度。他在那里看到刑罚、罪赎、幸福（注：指地狱、炼狱、天堂），非人的痛苦与恐怖景象令他心惊胆颤。凡是判官与行刑者以愤怒和刁钻的想法所能发明的酷刑，但丁都看到了，体验了，胆颤了。然后他向着光明飞升，身体失去了重量，失去了自主，在空中飘荡，受到一个满面笑容的女子的指导。他听到灵魂化为飘忽的歌声与旋律，看到人的心灵变为一朵巨大的玫瑰，鲜艳的光彩代表美德与天上的力量，圣音和真正的教理在四周回荡。到了灼热的高空，理智像蜡一般熔化，象征与幻象纷至沓来，相互掩盖，最终化作一种神秘的恍惚。整首诗包括冥府和天界，从可怖的梦境开始，以极乐的梦境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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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给我们呈现的景象就自然健康多了，他讲到特洛亚特、伊萨基岛和希腊的各处海岸。我们今日还能追寻那种景致，认出山的形状、海水的颜色、喷涌的泉水、海鸟栖息的柏树和榛树。荷马描写的是实实在在的自然界，使我们得到脚踏实地的感受，让我们的双脚不离开现实。他的作品是历史文献，他描述的内容与他同时期的人的方式和习惯一致，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明不过是一个希腊人的家庭。我们不用绷紧了神经，也不用拔高自我去肯定我们到达了他所表达的思想，判断自己能否领会他描绘的世界。那个世界里也有战争、旅行、宴会、公众演讲、私下交谈；有真实生活的一切情景，有友谊、天伦之乐，有对名望和作为的追求，有争吵，有和解，有对喜庆活动的爱好，有生活的情趣，有真实的人所有的情绪和感情。诗人把自己放在一个任何时代的人都能领会的范围里，他不越出这个范围，因为现世对他已足够了，也只有现世才是重要的。“他世界”只是一些孤魂野鬼居住的地方，当尤利西斯在冥府遇到阿基里斯，祝贺他在死鬼中依然是领袖时，阿基里斯答道：“尊贵的尤利西斯，假如你想安慰我，就不要和我说死亡。我宁愿为一个土地荒芜的人劳动，听不到他一句赞赏，也不愿去领导一大群死了的人。我愿意听你谈谈我出息的儿子，是不是走上了战场，在战斗中奋勇争先。”可见他进了坟墓还在挂念着现世的生活。于是，“阿基里斯的幽魂隐退了，迅速从野水仙田里消失，因为听了我讲的关于他儿子的事迹以后，他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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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感情出现在希腊文明的各个时期，只是反映得有所不同罢了。他们的世界是阳光普照的世界。临终前的长辈的希望与安慰无非是想到他的儿子、他的光荣，知道他的坟墓和基业将在灿烂的阳光之下。梭伦对克雷萨斯（注：自命为最幸福的国王）说：“我认识的最幸福的人莫过于雅典的泰洛斯，因为他的城邦兴旺，他的几个儿子又出息又漂亮，儿子的下一代也长大成人了。而他这一生就是我们所谓的享福，连他的死也是无比荣耀的。雅典人和邻邦埃莱夫西斯人打仗，泰洛斯出来效力，在赶走敌人的时候英勇地战死疆场了。雅典人在他倒下的地方为他举行国葬，这对他是至高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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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哲学思想对“他世界”喋喋不休的时候，也不显得可怕、漫无边际了。既不完全脱离现实世界，又没有无尽的折磨、无尽的快乐；既不像一个恐怖的深渊，又不像天使的极乐世界。苏格拉底对审判者说：“死无外乎两种状况。或者一个人化为乌有，任何知觉都没有了；或者像某些人说的，死后灵魂会起变化，将从一个世界到达另一个世界。假如你认为死后没有知觉，就像一个人睡着了，连梦境都无法搅扰，那么，可以用他一生中其他的日日夜夜做个比较，看有没有比这一天更美妙、更快乐的。我这么说不但以寻常人而论，即便是国王也找不出几个这样的夜晚。好了，如果这就是死，我便说，死即是得，因为一夜之间便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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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死是去往另一个地方的过程，而真像人家说的，那个地方所有的死者都住在一起，那么，诸位审判官先生，还有比这更妙的事情吗？倘若某个人到了阴间，离开了现在这些所谓的公正的裁判员，而遇见了那些真正的审判官，像米诺斯、埃伊克斯、拉达曼提斯（注：古希腊判官，代表刚正不阿）、特利普托勒摩斯（注：希腊信奉的半人半神英雄），以及一切生前正直的圣贤，像这样换个地方居住还是值得的！倘若能跟俄耳甫斯（注：希腊神，擅音乐）、牟塞阿斯、赫西奥德（注：希腊名诗人）、荷马在一起聊上一聊，还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嘿，如果真能如此，我倒愿意死它几回呢！”既然死就是这两回事，那我们“不妨乐观看待死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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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千年，帕斯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疑惑，不过他认为不去信上帝的前途“不是毁灭就是永久的痛苦，二者必占其一”。这样一个对比说明在一千八百年中把人的思想搅乱了，永久快乐或永久痛苦的前景破坏了心灵的平衡。一直到中世纪末，在这个难以估量的重压之下，人心好比错了位的天平，忽而翘得高高的，忽而落到最底下，游移不定，永远处于极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被压迫的天性开始振作，呈现抬头之势，但旧势力和旧观念势同拦路虎，要把它压下去。禁欲主义和修行思想不仅拥有一贯的新生的体系和制度，还有那些主义对痛苦的心灵和过热的幻想造成的持久的紊乱。即便今日，这个冲突依然存在。在我们心中和我们周围，关于天性和人生就有两种观念、两种论调。二者总在争斗和较量，这使我们感觉到当初的世界多么和谐、自在。在那个世界中，天生的本能可以完整、真实地体现出来，宗教只顺应它的成长，而不是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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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宗教文化把错乱的情感加到了自然的倾向之上，而世俗的文化又用一些耗尽心机的外来的观念使我们的精神陷入了迷魂阵。最早最有力的教育始自语言，我们拿希腊语和其他语言作一番比较。我们的现代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本都是美妙的方言和俗语，但经过长期的衰落已经破坏了它的原貌。再加上外来语的混合与输入，更是本色全无，而这种搅乱还在继续下去。这些语言就好比用古庙的残砖剩瓦和随便捡来的别的材料造起来的房子。我们的确是毁了老屋，用拉丁的砖瓦和街上的瓦砾石子，按照另一种格局重新组装，我们住进了这样的房子，起先是哥特式的城堡，现在是当代的新房。固然我们的思想能在这样的房子里出入，因为毕竟是我们的住所，岂知希腊人的思想要想进来也容易多了！对于某些概括性的用语，如种类、品种、法则、演算、经济、法律、思维、观念等等，我们无法轻松领会，因为它们的意义不很明白，词的根源显不出来。曾经从哪些清楚的事物中引申而来的，我们也看不出来，需要有解释，而这是前人仅凭类推就能轻松理解的。即便德语中这类障碍比较少，但仍然缺乏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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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庇隆双耳瓶，公元前760—前750年，陶器彩绘，希腊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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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的哲学和科学词汇几乎都是外来的，要正确运用，必须懂得希腊文和拉丁文不可，而我们常常用得比较差劲。有许多词语都从科技术语中逐渐进入了日常交谈和文学作品，所以现在我们的谈话和思索用的都是笨拙的不大方便的字眼。我们借用那些现成的和拼凑的词语，人云亦云地重复使用，却考虑不到词语的灵性和真正的含义，因而我们只做到了接近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一个作者要花去十五年时间才学会写作，这还不是有才华的写，因为才华是学不来的，只算是写得清楚、连贯、得体和正确。在此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必须去琢磨、探究一万到一万二千个单词的百般变化，去注意字根、词源、演变和关联，由此才谈得上把构思、思想和全部的学问组织起来。假如他不下这番功夫，便想去谈论权利、责任、美、国家和人生的大问题，那他必将在黑暗中行进，陷入冗长含混的表达，发出平庸的叫喊，成为蹩脚的、空洞的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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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去看那些大众化的报纸和演说者，特别在那些有几分聪明却没接受古典教育的工人们的身上尤为显见。他们不具备语言的修养，却用着文雅的、对他们并不自如的语言，这对他们是一种难为，必定搅乱他们的头脑；他们来不及对语言进行细致的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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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极大的不利，而希腊人并没有。在他们之中，形象的语言与抽象的说理、平民的语言与学者的语言，并没有隔阂，相互能够匹配。一篇柏拉图的《对话录》，里面没有一个说法不为刚从体育馆里修业完毕的青年所理解。一篇狄摩西尼的演讲，也不会不为雅典的一个铁匠或乡下人所领会。你们可以试着把皮特或米拉博的一篇演讲，甚至爱迪逊或尼科尔的节选译成希腊文，你们必定要对原意重新思索、调整语序，势必要寻求相近的表达法以贴近那些事实和具体的体会（注：关于这一点，建议去读保罗·路易·库里耶的作品，他的风格是从希腊文中培养出来的，不妨把他译的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的头几章同拉尔谢的译文作一比较。乔治·桑在《田里拾来的孩子弗朗索瓦》、《吹风笛的乐师》、《魔沼》中，极大程度地保留了希腊文体的朴素、自然、率真风格。这种风格与现代风格的对比，以及她在作品中以她自己的名义同她赋予的有教养的人的对话口吻的对比，都是异常显明的）。一阵夺目的亮光照耀之下，所有的正确与谬误都更加显眼了，以前你们认为明白和自然的东西，现在显得造作、晦涩了。此番对比之后，你们会懂得为什么希腊人的更简单的思想工具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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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作品也跟着工具而变得复杂，而且复杂打破了一切方面的均衡。我们除了希腊人的观念以外，还有人类一千八百年来所积存的观念。我们的民族从一开始就得到很多东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人们刚刚脱除野蛮状态（注：指近代欧洲人），见到中世纪的曙光，刚能咿呀说话就得接受古希腊古罗马的残余、古代教会的文学、拜占庭的神学、亚里士多德的博大深奥的学问，还有阿拉伯的典籍家们弄出来的更精深、更晦涩的评注。文艺复兴之后，重整旗鼓的古文化又把它的观念加到我们头上，不断扰乱我们的思想，不论合适与否硬要我们接受它的权威、主义、榜样；在思想和语言方面把我们变成拉丁人和希腊人，像15世纪的意大利文人那样；拿戏剧体式和文字风格供我们效法，像在17世纪；拿它的理论和政治理想暗示我们，像在卢梭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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