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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感情出现在希腊文明的各个时期，只是反映得有所不同罢了。他们的世界是阳光普照的世界。临终前的长辈的希望与安慰无非是想到他的儿子、他的光荣，知道他的坟墓和基业将在灿烂的阳光之下。梭伦对克雷萨斯（注：自命为最幸福的国王）说：“我认识的最幸福的人莫过于雅典的泰洛斯，因为他的城邦兴旺，他的几个儿子又出息又漂亮，儿子的下一代也长大成人了。而他这一生就是我们所谓的享福，连他的死也是无比荣耀的。雅典人和邻邦埃莱夫西斯人打仗，泰洛斯出来效力，在赶走敌人的时候英勇地战死疆场了。雅典人在他倒下的地方为他举行国葬，这对他是至高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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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哲学思想对“他世界”喋喋不休的时候，也不显得可怕、漫无边际了。既不完全脱离现实世界，又没有无尽的折磨、无尽的快乐；既不像一个恐怖的深渊，又不像天使的极乐世界。苏格拉底对审判者说：“死无外乎两种状况。或者一个人化为乌有，任何知觉都没有了；或者像某些人说的，死后灵魂会起变化，将从一个世界到达另一个世界。假如你认为死后没有知觉，就像一个人睡着了，连梦境都无法搅扰，那么，可以用他一生中其他的日日夜夜做个比较，看有没有比这一天更美妙、更快乐的。我这么说不但以寻常人而论，即便是国王也找不出几个这样的夜晚。好了，如果这就是死，我便说，死即是得，因为一夜之间便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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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死是去往另一个地方的过程，而真像人家说的，那个地方所有的死者都住在一起，那么，诸位审判官先生，还有比这更妙的事情吗？倘若某个人到了阴间，离开了现在这些所谓的公正的裁判员，而遇见了那些真正的审判官，像米诺斯、埃伊克斯、拉达曼提斯（注：古希腊判官，代表刚正不阿）、特利普托勒摩斯（注：希腊信奉的半人半神英雄），以及一切生前正直的圣贤，像这样换个地方居住还是值得的！倘若能跟俄耳甫斯（注：希腊神，擅音乐）、牟塞阿斯、赫西奥德（注：希腊名诗人）、荷马在一起聊上一聊，还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嘿，如果真能如此，我倒愿意死它几回呢！”既然死就是这两回事，那我们“不妨乐观看待死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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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千年，帕斯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疑惑，不过他认为不去信上帝的前途“不是毁灭就是永久的痛苦，二者必占其一”。这样一个对比说明在一千八百年中把人的思想搅乱了，永久快乐或永久痛苦的前景破坏了心灵的平衡。一直到中世纪末，在这个难以估量的重压之下，人心好比错了位的天平，忽而翘得高高的，忽而落到最底下，游移不定，永远处于极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被压迫的天性开始振作，呈现抬头之势，但旧势力和旧观念势同拦路虎，要把它压下去。禁欲主义和修行思想不仅拥有一贯的新生的体系和制度，还有那些主义对痛苦的心灵和过热的幻想造成的持久的紊乱。即便今日，这个冲突依然存在。在我们心中和我们周围，关于天性和人生就有两种观念、两种论调。二者总在争斗和较量，这使我们感觉到当初的世界多么和谐、自在。在那个世界中，天生的本能可以完整、真实地体现出来，宗教只顺应它的成长，而不是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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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宗教文化把错乱的情感加到了自然的倾向之上，而世俗的文化又用一些耗尽心机的外来的观念使我们的精神陷入了迷魂阵。最早最有力的教育始自语言，我们拿希腊语和其他语言作一番比较。我们的现代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本都是美妙的方言和俗语，但经过长期的衰落已经破坏了它的原貌。再加上外来语的混合与输入，更是本色全无，而这种搅乱还在继续下去。这些语言就好比用古庙的残砖剩瓦和随便捡来的别的材料造起来的房子。我们的确是毁了老屋，用拉丁的砖瓦和街上的瓦砾石子，按照另一种格局重新组装，我们住进了这样的房子，起先是哥特式的城堡，现在是当代的新房。固然我们的思想能在这样的房子里出入，因为毕竟是我们的住所，岂知希腊人的思想要想进来也容易多了！对于某些概括性的用语，如种类、品种、法则、演算、经济、法律、思维、观念等等，我们无法轻松领会，因为它们的意义不很明白，词的根源显不出来。曾经从哪些清楚的事物中引申而来的，我们也看不出来，需要有解释，而这是前人仅凭类推就能轻松理解的。即便德语中这类障碍比较少，但仍然缺乏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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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庇隆双耳瓶，公元前760—前750年，陶器彩绘，希腊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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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的哲学和科学词汇几乎都是外来的，要正确运用，必须懂得希腊文和拉丁文不可，而我们常常用得比较差劲。有许多词语都从科技术语中逐渐进入了日常交谈和文学作品，所以现在我们的谈话和思索用的都是笨拙的不大方便的字眼。我们借用那些现成的和拼凑的词语，人云亦云地重复使用，却考虑不到词语的灵性和真正的含义，因而我们只做到了接近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一个作者要花去十五年时间才学会写作，这还不是有才华的写，因为才华是学不来的，只算是写得清楚、连贯、得体和正确。在此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必须去琢磨、探究一万到一万二千个单词的百般变化，去注意字根、词源、演变和关联，由此才谈得上把构思、思想和全部的学问组织起来。假如他不下这番功夫，便想去谈论权利、责任、美、国家和人生的大问题，那他必将在黑暗中行进，陷入冗长含混的表达，发出平庸的叫喊，成为蹩脚的、空洞的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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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去看那些大众化的报纸和演说者，特别在那些有几分聪明却没接受古典教育的工人们的身上尤为显见。他们不具备语言的修养，却用着文雅的、对他们并不自如的语言，这对他们是一种难为，必定搅乱他们的头脑；他们来不及对语言进行细致的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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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极大的不利，而希腊人并没有。在他们之中，形象的语言与抽象的说理、平民的语言与学者的语言，并没有隔阂，相互能够匹配。一篇柏拉图的《对话录》，里面没有一个说法不为刚从体育馆里修业完毕的青年所理解。一篇狄摩西尼的演讲，也不会不为雅典的一个铁匠或乡下人所领会。你们可以试着把皮特或米拉博的一篇演讲，甚至爱迪逊或尼科尔的节选译成希腊文，你们必定要对原意重新思索、调整语序，势必要寻求相近的表达法以贴近那些事实和具体的体会（注：关于这一点，建议去读保罗·路易·库里耶的作品，他的风格是从希腊文中培养出来的，不妨把他译的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的头几章同拉尔谢的译文作一比较。乔治·桑在《田里拾来的孩子弗朗索瓦》、《吹风笛的乐师》、《魔沼》中，极大程度地保留了希腊文体的朴素、自然、率真风格。这种风格与现代风格的对比，以及她在作品中以她自己的名义同她赋予的有教养的人的对话口吻的对比，都是异常显明的）。一阵夺目的亮光照耀之下，所有的正确与谬误都更加显眼了，以前你们认为明白和自然的东西，现在显得造作、晦涩了。此番对比之后，你们会懂得为什么希腊人的更简单的思想工具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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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作品也跟着工具而变得复杂，而且复杂打破了一切方面的均衡。我们除了希腊人的观念以外，还有人类一千八百年来所积存的观念。我们的民族从一开始就得到很多东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人们刚刚脱除野蛮状态（注：指近代欧洲人），见到中世纪的曙光，刚能咿呀说话就得接受古希腊古罗马的残余、古代教会的文学、拜占庭的神学、亚里士多德的博大深奥的学问，还有阿拉伯的典籍家们弄出来的更精深、更晦涩的评注。文艺复兴之后，重整旗鼓的古文化又把它的观念加到我们头上，不断扰乱我们的思想，不论合适与否硬要我们接受它的权威、主义、榜样；在思想和语言方面把我们变成拉丁人和希腊人，像15世纪的意大利文人那样；拿戏剧体式和文字风格供我们效法，像在17世纪；拿它的理论和政治理想暗示我们，像在卢梭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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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量的潮水的涌入，原本的小溪不能再是小溪，它被扩大了无数倍。汹涌而来的是日日增长的实验科学和人类新发明，还汇集了五六个正在发展的强国的文化贡献。此外，近一百多年的新知识已经进入到现代语言、现代文学当中，还有来自东方国家和远古的文明的新发现以及史学的惊人进步，让我们的眼睛看到多少民族、多少时期的风俗和思想习惯的复活。原来的细流已经成了长江大河，无比斑斓，无比庞杂。所有这一切都要人的脑子吸收，看来只有像歌德那般的天才、耐性和长寿，才可勉强应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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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河流的源头要简单明快多了。在希腊史上最美好的时期，“一个年轻人学的是识字、写字、算术、弹七弦琴、摔跤，及其他身体方面的运动”。“体面讲究的人家的孩子”受的教育只有这些，最多加上在音乐老师家里，还要唱几支宗教的、民族的颂歌，背几篇荷马、赫西奥德和别的抒情诗；在饭桌前，哈莫迪奥斯的诗歌总要背一遍的。年龄再大一些，他要到广场上听演说家演讲、颁布法令、宣读法律条文。在苏格拉底时代，如果青年人好奇心胜，他可以去听学者们的辩论和专题论述，他也会设法弄一本阿那克萨哥拉斯或者埃莱阿泰的泽农的书，少数青年人还对几何学感兴趣。但总的来说，他们的教育集中在体育和音乐上，至多在两轮身体锻炼之后，花点儿时间用于哲学辩论，绝不可与我们十五年、二十年的孜孜苦读相比。正如他们二三十卷写在草纸上的文稿，不能与我们藏书三百万册的图书馆相比。所有这些相反的情形或许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新生的不假思考的文明与耗尽心机的复杂的文明形成对立。希腊人的方法少、工具少、工业器械少、社会机构少、学来的字眼少、得来的观念少、身上的遗产和行李都少，更便于掌握。他们的发育是直线的，单一形式的，没有精神上的危机，没有不协调的成分，因而，机能的发挥更自如，人生的观念更健康，精神与思维产生的困惑、疲倦、变态，都比较少。这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特点，也反映到他们的艺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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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希腊人的精神在作品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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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理想的作品就是现实生活的提炼。考察现代人的精神，就会发现它的变质、失衡、病态就像患了过度肥胖症，这样的精神状态也在现代的艺术作品中得到反映。中世纪的人，过度发展心灵与精神，追求奇妙温柔的梦境，崇尚哀婉，厌恶肉体，过分热烈的幻想和感觉竟能体会到天使的可爱。你们都知道《仿效基督》与《圣方济各的小花》中的境界，但丁与彼特拉克的境界；你们也知道骑士生活、小型歌舞剧、爱情法庭，里面包含多么微妙的心理和过分的情绪。因此，绘画和雕塑中的人物都难看，或者不够美，往往比例不当，半死不活；几乎总是单薄的、瘦削的、凄楚的、懵懵懂懂，一副失魂落魄的神情，要么就流露出温柔苦楚的修道气息或者无比销魂的光彩；这些人不是太脆弱就是太激动，不适宜活在世上，而好似已经离开尘世，入了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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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立像》，大理石，公元前610—前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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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处境普遍有所改善，古代精神重被理解、复活，并成了榜样，人的精神得到解放，为自己伟大的发现感到自豪，给异教的精神和艺术注入了活力。可是中世纪的制度和仪式依然存在，在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最优秀的作品中，人物与题材极不相称：殉道的圣徒仿佛是从古代竞技场上出来的；基督既像破除一切的宙斯，又像神态安宁的阿波罗；圣母足以勾起世俗的爱欲；众天使像小爱神一样眉飞色舞；马德莱娜常常像妖娆的女妖精，而有些圣塞巴斯蒂安就像魁伟的海格立斯。总之，这群男女圣者在修炼与受难的境界中，还保持强壮的身体、鲜艳的肤色、潇洒的姿势，简直是古代庆典中体形健美的运动员和气质文雅的雅典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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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内文托的青年》，青铜，公元前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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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日，积累过多的头脑、五花八门又相互矛盾的道理、脑力方面太多太多的用场、闭门不出的习惯、人造成的政治制度、大城市里面的激烈浮躁，都加剧了神经的紧张，扩大了对新鲜与强烈感受的贪恋，使病态的忧愁、暗中的念头、无止的欲望大大发展，人不再是本质的人。人本该是高级的动物，只要在养育他们的土地上思索、活动，有阳光照到他们的身体，就感到高兴。但现在的人思想宽广无比，心思无穷无尽，四肢成了附庸，官能成了仆役，好奇心与野心变得不知厌足，总想去探索，去占领，内心的震动和发作总在消耗人体的机能，破坏身体的根本；他们的心神到处游走，不止于现实生活的界限，甚至到了想入非非的深处。取得的硕果和业绩，会使人自觉高大，也能使人崩溃；对不可能的事，他们拼了命去追求，或者在行业上绞尽脑汁，苦心钻营，像贝多芬、海涅、歌德表现的浮士德那样（注：浮士德为获得知识和权力，向魔鬼出卖灵魂）；还有的在其活动范围内，受到压力的禁锢，为了某种专业变成乖僻的人或者偏执狂，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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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光有造型艺术是不够了。他们不再单单注重四肢、躯干、无比生动的骨骼，而要看到表情丰富的脸、变化多端的相貌、用手势表达出来的清楚的思想，要让热情和内在的感情洋溢在外表和形体上。倘若他们还喜爱造型美的形体，也是因为教育，经过了长期的准备，凭鉴赏家养成的趣味。他们凭着多方面的积累和包罗万象的知识，能关心所有的艺术形式、过去的每个时期、不同的阶层、人生的千姿百态；能欣赏外国风格和古代风格的复兴、田园生活、平民生活、野蛮生活的场面、异国的和远方的风景；只要是满足好奇的、有历史内容的、情感和知识题材的，他们统统发生兴趣。像这种脑满肠肥、精力分散的人，就要求艺术有强烈的、奇特的刺激，要色彩、面貌、景象都有新鲜的效果，一定要能使他们激动，给他们刺激或娱乐。总之靠的是造作、刻意和过火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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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希腊人的思想感情单纯，因而艺术也单纯。看他们的戏剧，绝没有莎士比亚那种深刻、复杂的角色，没有精心设计的、出其不意的、一环套一环的情节。戏的内容都是由人们从小就熟悉的英雄传说演变来的，故事里的不幸大家预先就知道，剧情三言两语就能讲出来。阿加斯鬼迷心窍，把营地里的牲口错当成敌人全杀死了，事后对自己的愚蠢悔恨交加，便自杀了；菲罗特克科斯受了伤，被遗弃在一座岛上，后来因为要用他的箭，大家便又把他找到。他很气愤，拒不交出兵器，后听从海格立斯的吩咐，让步了。梅南德的戏剧，我们只有从特伦斯的制作中得以见识，谈不上什么情节，恨不能把两出戏合到一起，才能顶上一出罗马戏，便是内容最丰富的剧目，顶多是现代戏剧中的一幕。读一读柏拉图的《共和国》的开篇、特奥克里斯托的《西拉库萨女人》、最后一个雅典诗人卢奇安的《对话录》，或者色诺芬的《经济学》和《居鲁士》，全不为了求效果而做作，一切都平实自然；写一些日常的状况，而妙处就在从容不迫中显现，没有过分地强调什么，没有激烈的、刺激的味道，不过博人莞尔一笑，然而这种喜悦就如同面对一朵田间的野花或一条畅快的小溪。里面人物或坐或立，彼此相对，谈一些极纯粹的事情，像庞贝壁画上的人物一样从容自得。以我们总喝烈酒、已然麻木迟钝的味觉品评，开头几乎认为这样的饮料平淡无奇，但当我们的嘴唇受它滋润了几个月后，就只愿喝这种“纯净的水”，发觉别的文学作品都是辣子、炖肉，或者竟是有毒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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