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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庇隆双耳瓶，公元前760—前750年，陶器彩绘，希腊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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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的哲学和科学词汇几乎都是外来的，要正确运用，必须懂得希腊文和拉丁文不可，而我们常常用得比较差劲。有许多词语都从科技术语中逐渐进入了日常交谈和文学作品，所以现在我们的谈话和思索用的都是笨拙的不大方便的字眼。我们借用那些现成的和拼凑的词语，人云亦云地重复使用，却考虑不到词语的灵性和真正的含义，因而我们只做到了接近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一个作者要花去十五年时间才学会写作，这还不是有才华的写，因为才华是学不来的，只算是写得清楚、连贯、得体和正确。在此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必须去琢磨、探究一万到一万二千个单词的百般变化，去注意字根、词源、演变和关联，由此才谈得上把构思、思想和全部的学问组织起来。假如他不下这番功夫，便想去谈论权利、责任、美、国家和人生的大问题，那他必将在黑暗中行进，陷入冗长含混的表达，发出平庸的叫喊，成为蹩脚的、空洞的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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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去看那些大众化的报纸和演说者，特别在那些有几分聪明却没接受古典教育的工人们的身上尤为显见。他们不具备语言的修养，却用着文雅的、对他们并不自如的语言，这对他们是一种难为，必定搅乱他们的头脑；他们来不及对语言进行细致的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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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极大的不利，而希腊人并没有。在他们之中，形象的语言与抽象的说理、平民的语言与学者的语言，并没有隔阂，相互能够匹配。一篇柏拉图的《对话录》，里面没有一个说法不为刚从体育馆里修业完毕的青年所理解。一篇狄摩西尼的演讲，也不会不为雅典的一个铁匠或乡下人所领会。你们可以试着把皮特或米拉博的一篇演讲，甚至爱迪逊或尼科尔的节选译成希腊文，你们必定要对原意重新思索、调整语序，势必要寻求相近的表达法以贴近那些事实和具体的体会（注：关于这一点，建议去读保罗·路易·库里耶的作品，他的风格是从希腊文中培养出来的，不妨把他译的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的头几章同拉尔谢的译文作一比较。乔治·桑在《田里拾来的孩子弗朗索瓦》、《吹风笛的乐师》、《魔沼》中，极大程度地保留了希腊文体的朴素、自然、率真风格。这种风格与现代风格的对比，以及她在作品中以她自己的名义同她赋予的有教养的人的对话口吻的对比，都是异常显明的）。一阵夺目的亮光照耀之下，所有的正确与谬误都更加显眼了，以前你们认为明白和自然的东西，现在显得造作、晦涩了。此番对比之后，你们会懂得为什么希腊人的更简单的思想工具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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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作品也跟着工具而变得复杂，而且复杂打破了一切方面的均衡。我们除了希腊人的观念以外，还有人类一千八百年来所积存的观念。我们的民族从一开始就得到很多东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人们刚刚脱除野蛮状态（注：指近代欧洲人），见到中世纪的曙光，刚能咿呀说话就得接受古希腊古罗马的残余、古代教会的文学、拜占庭的神学、亚里士多德的博大深奥的学问，还有阿拉伯的典籍家们弄出来的更精深、更晦涩的评注。文艺复兴之后，重整旗鼓的古文化又把它的观念加到我们头上，不断扰乱我们的思想，不论合适与否硬要我们接受它的权威、主义、榜样；在思想和语言方面把我们变成拉丁人和希腊人，像15世纪的意大利文人那样；拿戏剧体式和文字风格供我们效法，像在17世纪；拿它的理论和政治理想暗示我们，像在卢梭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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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量的潮水的涌入，原本的小溪不能再是小溪，它被扩大了无数倍。汹涌而来的是日日增长的实验科学和人类新发明，还汇集了五六个正在发展的强国的文化贡献。此外，近一百多年的新知识已经进入到现代语言、现代文学当中，还有来自东方国家和远古的文明的新发现以及史学的惊人进步，让我们的眼睛看到多少民族、多少时期的风俗和思想习惯的复活。原来的细流已经成了长江大河，无比斑斓，无比庞杂。所有这一切都要人的脑子吸收，看来只有像歌德那般的天才、耐性和长寿，才可勉强应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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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河流的源头要简单明快多了。在希腊史上最美好的时期，“一个年轻人学的是识字、写字、算术、弹七弦琴、摔跤，及其他身体方面的运动”。“体面讲究的人家的孩子”受的教育只有这些，最多加上在音乐老师家里，还要唱几支宗教的、民族的颂歌，背几篇荷马、赫西奥德和别的抒情诗；在饭桌前，哈莫迪奥斯的诗歌总要背一遍的。年龄再大一些，他要到广场上听演说家演讲、颁布法令、宣读法律条文。在苏格拉底时代，如果青年人好奇心胜，他可以去听学者们的辩论和专题论述，他也会设法弄一本阿那克萨哥拉斯或者埃莱阿泰的泽农的书，少数青年人还对几何学感兴趣。但总的来说，他们的教育集中在体育和音乐上，至多在两轮身体锻炼之后，花点儿时间用于哲学辩论，绝不可与我们十五年、二十年的孜孜苦读相比。正如他们二三十卷写在草纸上的文稿，不能与我们藏书三百万册的图书馆相比。所有这些相反的情形或许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新生的不假思考的文明与耗尽心机的复杂的文明形成对立。希腊人的方法少、工具少、工业器械少、社会机构少、学来的字眼少、得来的观念少、身上的遗产和行李都少，更便于掌握。他们的发育是直线的，单一形式的，没有精神上的危机，没有不协调的成分，因而，机能的发挥更自如，人生的观念更健康，精神与思维产生的困惑、疲倦、变态，都比较少。这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特点，也反映到他们的艺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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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 [:1700014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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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希腊人的精神在作品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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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理想的作品就是现实生活的提炼。考察现代人的精神，就会发现它的变质、失衡、病态就像患了过度肥胖症，这样的精神状态也在现代的艺术作品中得到反映。中世纪的人，过度发展心灵与精神，追求奇妙温柔的梦境，崇尚哀婉，厌恶肉体，过分热烈的幻想和感觉竟能体会到天使的可爱。你们都知道《仿效基督》与《圣方济各的小花》中的境界，但丁与彼特拉克的境界；你们也知道骑士生活、小型歌舞剧、爱情法庭，里面包含多么微妙的心理和过分的情绪。因此，绘画和雕塑中的人物都难看，或者不够美，往往比例不当，半死不活；几乎总是单薄的、瘦削的、凄楚的、懵懵懂懂，一副失魂落魄的神情，要么就流露出温柔苦楚的修道气息或者无比销魂的光彩；这些人不是太脆弱就是太激动，不适宜活在世上，而好似已经离开尘世，入了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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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立像》，大理石，公元前610—前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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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处境普遍有所改善，古代精神重被理解、复活，并成了榜样，人的精神得到解放，为自己伟大的发现感到自豪，给异教的精神和艺术注入了活力。可是中世纪的制度和仪式依然存在，在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最优秀的作品中，人物与题材极不相称：殉道的圣徒仿佛是从古代竞技场上出来的；基督既像破除一切的宙斯，又像神态安宁的阿波罗；圣母足以勾起世俗的爱欲；众天使像小爱神一样眉飞色舞；马德莱娜常常像妖娆的女妖精，而有些圣塞巴斯蒂安就像魁伟的海格立斯。总之，这群男女圣者在修炼与受难的境界中，还保持强壮的身体、鲜艳的肤色、潇洒的姿势，简直是古代庆典中体形健美的运动员和气质文雅的雅典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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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内文托的青年》，青铜，公元前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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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日，积累过多的头脑、五花八门又相互矛盾的道理、脑力方面太多太多的用场、闭门不出的习惯、人造成的政治制度、大城市里面的激烈浮躁，都加剧了神经的紧张，扩大了对新鲜与强烈感受的贪恋，使病态的忧愁、暗中的念头、无止的欲望大大发展，人不再是本质的人。人本该是高级的动物，只要在养育他们的土地上思索、活动，有阳光照到他们的身体，就感到高兴。但现在的人思想宽广无比，心思无穷无尽，四肢成了附庸，官能成了仆役，好奇心与野心变得不知厌足，总想去探索，去占领，内心的震动和发作总在消耗人体的机能，破坏身体的根本；他们的心神到处游走，不止于现实生活的界限，甚至到了想入非非的深处。取得的硕果和业绩，会使人自觉高大，也能使人崩溃；对不可能的事，他们拼了命去追求，或者在行业上绞尽脑汁，苦心钻营，像贝多芬、海涅、歌德表现的浮士德那样（注：浮士德为获得知识和权力，向魔鬼出卖灵魂）；还有的在其活动范围内，受到压力的禁锢，为了某种专业变成乖僻的人或者偏执狂，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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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光有造型艺术是不够了。他们不再单单注重四肢、躯干、无比生动的骨骼，而要看到表情丰富的脸、变化多端的相貌、用手势表达出来的清楚的思想，要让热情和内在的感情洋溢在外表和形体上。倘若他们还喜爱造型美的形体，也是因为教育，经过了长期的准备，凭鉴赏家养成的趣味。他们凭着多方面的积累和包罗万象的知识，能关心所有的艺术形式、过去的每个时期、不同的阶层、人生的千姿百态；能欣赏外国风格和古代风格的复兴、田园生活、平民生活、野蛮生活的场面、异国的和远方的风景；只要是满足好奇的、有历史内容的、情感和知识题材的，他们统统发生兴趣。像这种脑满肠肥、精力分散的人，就要求艺术有强烈的、奇特的刺激，要色彩、面貌、景象都有新鲜的效果，一定要能使他们激动，给他们刺激或娱乐。总之靠的是造作、刻意和过火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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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希腊人的思想感情单纯，因而艺术也单纯。看他们的戏剧，绝没有莎士比亚那种深刻、复杂的角色，没有精心设计的、出其不意的、一环套一环的情节。戏的内容都是由人们从小就熟悉的英雄传说演变来的，故事里的不幸大家预先就知道，剧情三言两语就能讲出来。阿加斯鬼迷心窍，把营地里的牲口错当成敌人全杀死了，事后对自己的愚蠢悔恨交加，便自杀了；菲罗特克科斯受了伤，被遗弃在一座岛上，后来因为要用他的箭，大家便又把他找到。他很气愤，拒不交出兵器，后听从海格立斯的吩咐，让步了。梅南德的戏剧，我们只有从特伦斯的制作中得以见识，谈不上什么情节，恨不能把两出戏合到一起，才能顶上一出罗马戏，便是内容最丰富的剧目，顶多是现代戏剧中的一幕。读一读柏拉图的《共和国》的开篇、特奥克里斯托的《西拉库萨女人》、最后一个雅典诗人卢奇安的《对话录》，或者色诺芬的《经济学》和《居鲁士》，全不为了求效果而做作，一切都平实自然；写一些日常的状况，而妙处就在从容不迫中显现，没有过分地强调什么，没有激烈的、刺激的味道，不过博人莞尔一笑，然而这种喜悦就如同面对一朵田间的野花或一条畅快的小溪。里面人物或坐或立，彼此相对，谈一些极纯粹的事情，像庞贝壁画上的人物一样从容自得。以我们总喝烈酒、已然麻木迟钝的味觉品评，开头几乎认为这样的饮料平淡无奇，但当我们的嘴唇受它滋润了几个月后，就只愿喝这种“纯净的水”，发觉别的文学作品都是辣子、炖肉，或者竟是有毒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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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到他们的艺术中去了解这种气质，特别是从我们正在研究的雕塑中体会。是内心使他们的艺术完美，真正成为民族的艺术，因为没有一种艺术比雕塑更需要单纯的气质、情感和情趣了。一座雕塑是一块大理石或者青铜，一座大型的雕像往往孤立地置于一个基座上，既不能有太剧烈的动作，又不能有太热烈的表情，像绘画和浮雕所容许的那样。因为那样会显得做作、追求效果，有流于贝尔尼尼作风的危险。此外，一座雕像是结实的东西，四肢和躯干都很沉重，观众可以对它转着圈地欣赏，感觉到它庞大的体积。雕像多是裸体或半裸体，因此，雕塑家要把雕像的四肢和躯干看得与面部同等重要，必须对肉体生活像对精神生活一样爱好。希腊文明是唯一能顺应这两个条件的文明。文化发展到那个阶段、那个形式的时候，人对肉体是感兴趣的；精神尚未以肉体为附庸，把肉体当陪衬；肉体有其本身的价值，观众对肉体的各个部分，不问高雅与否，同等重视。他们看重呼吸畅通的胸部、灵活而强壮的脖子、在脊柱四周凹陷和隆起的肌肉、掷出铁饼的臂膀、推动人腾空而起跳跃或奔跑的腿和脚。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有个年轻人批评他的对手身体僵硬、脖颈纤细。阿里斯托芬告诉那名青年只要听从他的指导，就会身形矫健：“你将来能胸膛结实、满面红光、肩头宽阔、臀部丰满；你会在训练课上如鱼得水、引人注目；你可以约几个老实的同伴到阿卡台米去，头上戴着白芦草编的花冠，在橄榄树下悠闲地跑跑步，周围是杉树的香气，还有正在脱去叶子的白杨；春天里，你可以赏赏春光，听悬铃树和榆树的窃窃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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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完美的体格是一匹纯种马的体格，这种乐趣也是纯种马的乐趣。而柏拉图在作品中也曾把青年人比作献给神灵的骏马，任其在草场上自由驰骋，为的是要看他们能否纯凭本能找到智慧与德行。这种人无需学习便能欣赏帕特农神庙里的忒修斯，领会卢浮宫美术馆里的阿基里斯——上半身自在的姿态、四肢和关节的柔韧感、脚踝上清晰的刻画、光滑结实的皮肤下面伸缩暴凸的肌肉，这些美妙之处他们都能领会，就如好打猎的英国绅士能欣赏自己养的猎狗和马的种、骨架及皮毛。他们见到裸体并不大惊小怪，因为那时还不知道为了装正经而害臊。在他们而言，精神并不高高在上，而把用途不甚高雅的器官看得低贱。他们既不为器官而脸红，又不加以掩饰；既不觉得羞耻，又不觉得好笑。那些器官的名称不令人不自在，不存在挑逗的意味，也不是专门的术语。荷马在提到隐私器官的时候，就与谈论身体的其他部分时的口吻毫无二致。这些器官在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中，只带给人愉快，不像拉伯雷说的那么肮脏。这里没有猥亵文学对器官的反复描写，令正经人和高雅的头脑唯恐避之不及。它屡屡出现在众目睽睽的戏台上、敬神仪式上、当官者的面前，由一群纯洁的少女手捧着生殖器的模型，被人们奉若神明（注：例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阿卡奈人》）。在希腊，一切自然之力都是神圣的，那时灵与肉还没有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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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才能有全部的健康的身体毫无遮掩地放在座子上，毫不害臊地摆在众人眼前，令人欣赏和赞叹。那么，这个肉身塑像有什么目的或思想要传达给观众呢？对于我们，这个思想几乎毫无内容，因为它属于另一个时代，属于人类思想发展的另一个阶段。脑袋没有特殊的意义，不像我们的大脑包含了许多逐渐形成的观念，被错综复杂的感情搅乱；脸不凹陷，不机灵，不激动，没什么特点，极少带表情，总是很宁静，所以很适合雕塑；而我们今天所制作的、所看到的，头部的重要超出了应有的比例，让别的部分作出牺牲；我们不去注意四肢与躯干，甚至想把肢体用衣服包裹起来。相反，在希腊的雕像上，头部不比躯干和其他部位更引起注意，头部的线条与表面只是继续别的线条与表面。雕像没有思考的表情，只有近乎木然的平静，令人觉察不出他的习性、渴望、超出肉体生活的野心。整体的姿势和动态都是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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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洛的阿佛洛狄忒》，大理石，约公元前1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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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人物为了某个目标而做出有力的动作，像罗马的《掷铁饼的人》、卢浮宫的《搏斗者》，或者庞贝的《福纳的舞蹈》，那么他所有的思想和欲念已被动态的能量消耗光了。只要铁饼掷得远，攻击得漂亮，躲闪得巧妙，只要跳得欢快，踏上节奏，他就满足了，心思绝不往别处去。但人物的姿态多数都是平静的，不做动作，一语不发；他不凝视，显出深沉或急切的表情；他在休息，十分放松，不带一丝忧虑；有时是站姿，一只脚比另一只脚着力多一些，或者一只脚提起，像要奔跑；有时是半坐半躺；有时刚刚跑回来，像《拉西第蒙少女》一样（注：一座雕像名），或者手持花冠，像《花神》一样。他的动作几乎是漫不经心的，他的意味渺茫难测，直到今天尽管我们提出来十余种假设，但还是无法确定《米洛的阿佛洛狄忒》究竟在做什么。他像活的，这就够了，对于古代的观者也足够了。伯里克利和柏拉图时代的人，不需要猛烈的、奇特的效果以激起倦怠的注意力，或者刺激浮躁的官能。一个健康有活力的身体，能做练身场上一切威猛的动作；一个血统优秀、发育出色的男人或女人，在阳光下静静的姿态，由一道道好看的线条构成的简单自然的和谐，这些便是最令他们津津有味的景象。他们所要欣赏的是同人的器官与状态完全符合的人，在这个范围内以求完美。他们要求的度不多不少，否则会觉得过火、畸形或病态。这是简单的文化使他们遵守的度，而我们复杂的文化促使我们超出了这个度。他们在这个度以内找到了适合他们的艺术——雕像的艺术，而我们把这种艺术搞丢了，今天不得不返回头向他们去求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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