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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本书的写作主要侧重于艺术人类学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发展沿革,研究状态以及研究的价值意义等方面的梳理。这样的研究需要大量的资料,要通读大量的人类学、艺术学及艺术人类学的书籍,尤其对最近国外出版的艺术人类学著作要有相应的了解。由于艺术人类学是一门外来学科,许多的著述都是来自欧美国家,有关人类学的著作国内已经翻译了不少,但有关艺术人类学的著作却翻译很少。如果我们不了解当前欧美国家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状况,这样的一本书就很难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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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由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在许多会员的支持下,笔者收集到了一些来自欧美和日本的艺术人类学专著。从2009到2010年,笔者又有一年的机会在美国肯塔基大学做访学,在访学期间利用学校的图书馆,查到了不少有关艺术人类学的英文资料。另外,合作者李修建也在国家图书馆查到了一些西方艺术人类学英文资料,因为占有了这些资料,使我们对西方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也就有了完成这本专著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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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欧美一些艺术人类学专著的阅读,我们发现以艺术人类学冠名的书不少,但大多是论文集,或从个人观点出发的理论专著,或是对原始艺术的一种论述。很少有从学科的角度对艺术人类学形成的历史背景、社会意义以及发展的沿革,还有基本概念、研究方式、所形成的流派等方面来对其进行系统地论述的专著。其实这也不太奇怪,在欧美国家,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的专著,或关注艺术的专著虽然很多,而且从人类学的研究最初,许多人类学家就关注了这一问题,但艺术却从来不是人类学的中心议题。人们研究它,是因为所有的土著文化生活中都充满着宗教和巫术,而这一切往往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出现的。而且在那些没有文字的土著民族中,艺术几乎就是其文化的公共符号,以及意义的象征世界,还有社会的背景知识,如果要了解土著民族的文化就必然会涉及到他们的艺术。这就使得那些研究“异文化”的人类学家,不得不关心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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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真正得到大家的关注,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是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而大量著作的出版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那时开始,有关艺术人类学方面的文章越来越多,民族志、理论专著也越来越多,包括各种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等。这都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后现代主义认识世界的方式有关。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一方面是人类学越来越关注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的艺术学的研究,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艺术学界也越来越关心用人类学的方式来解释和关注有关艺术的本质与现象等问题,包括美学界、考古学界、民俗学界等。在这种跨学科的互动中,艺术人类学在欧美国家的学术界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本书的正文中会有这方面的一些专门讨论,在这里就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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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这里,之所以提到艺术人类学的这一发展时间段,是希望读者们知道,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起步虽晚,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但与国际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相比,也没有晚多少,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是同步的。目前,笔者手上收集了近十本冠名为《艺术人类学》的著作,大多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因此,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缺少对艺术人类学这门学科全面论述的专著,是不奇怪的,因为一个学科的发酵、成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对一个学科的全面梳理,不达到一定的时间段几乎是做不到的。而这本专著的出现,也说明了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正在走向成熟,人们需要有一本这样的专著来对其进行学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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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很长,大约在9年前,笔者就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院教这门课程,后来又担任这一方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每次上课都因为缺少教材而感到不便,但要写一本具有学术性的对艺术人类学整个学科进行全面梳理的专著,谈何容易。一方面是要对这一学科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要读许多书,要收集许多资料。同时,艺术人类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需要通过做大量的田野工作来理解这一学科的精髓。没有田野工作的基础,当然也可以写这一专著,但就缺少了田野论述这一纬度,而这正是艺术人类学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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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所以在本书最后一个部分是笔者以自己的田野工作为例写成的一个章节。另外,像这样著作的完成不是个人的力量可以做得到的,是水到渠成,是要等到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以完成的。通过许多学者的努力,中国的艺术人类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所以在本专著的论述中,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的发展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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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前期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平时做了很多的思考,也有多年积累下来的讲义稿,不过由于笔者一直忙于完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国家重点课题,后来又到美国访学。为了加快写作进度,找到李修建博士合作。我们共同努力,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由于李博士的加入,使这本书的完成不仅加快了速度,也充实了写作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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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希望能以最好的水平脱稿,但由于写作书中所涉及的面太宽,需要看的书太多,尤其是一些英文原著,我们涉猎得还不够,其中不足之处,还望读者多加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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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分工:全书大纲和目录的确定以及第一、五、六章由方李莉完成;第二、三、四章以及参考书目部分由李修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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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出版之际,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收集资料的学者和朋友,尤其是周星教授和黄原明教授所提供的日文、英文的与艺术人类学相关的著作,为本书的完成给予了一定的帮助。最后还要感谢主编王文章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的机会。感谢本书编辑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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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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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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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树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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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 第一章 艺术人类学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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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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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艺术学的,但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却是人类学的。其研究较多的吸取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式,这是一种实践性、经验性较强的研究方式。既然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如何理解艺术成为众多艺术人类学家思考的问题。墨菲和珀金斯认为,如何定义艺术以及怎样描绘艺术的人类学方法是艺术人类学的两个中心问题。[1]墨菲这样定义艺术:“艺术品具有审美的和/或语义学的属性(大多是兼而有之),以再现或表现为目的。”[2]不过他也承认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往往很模糊,有时很难加以描述。马利亚特·韦斯特曼(Mariet Westermann)指出:“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艺术,更多的是‘艺术对象’而非‘艺术作品’,通常是指西方原初意义上的,即拉丁文ars所代表的艺术,其意为:由最有价值的技巧制作而成。由此,人类学所研究的艺术就与文艺复兴以来尤其是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以来艺术被赋予的可评价、规范性的内涵相剥离,尽管对艺术最感兴趣的人类学家也承认,在任何社会中,艺术品的功能都不会完全沦为实用,艺术的力量仍在审美领域。而对许多人类学家和研究前启蒙时期艺术的艺术史家来说,美学并不仅限于那种完全是西方的标准所认可的对美的鉴赏,即康德意义上的无利害、具有理论普遍性的对美的鉴赏,而是包含了一系列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视觉属性。”[3]也就是说,人类学所理解的艺术不是由西方古典美学所界定的艺术概念,而是有着更为宽泛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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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阿兰·P.马里安(Alan P.Merrian)认为艺术中包含了四重组织模式:观念,观念导致的行为,行为的结果——作品,对观念的反馈。以往的艺术研究集中于作品,而其他三个层面几乎被完全忽略了。以作品为重心的艺术研究,从本质上说是描述性的,这种情况造成了艺术研究成为一种高度专业性和具有限制性的领域。马里安提出应该将艺术视为行为,以此观之,作品不过是艺术的一部分,艺术研究应该关注艺术行为的整个过程。在马里安看来,这种观念会极大地拓展我们的艺术观。此时的研究不再是描述性的和共时性的,而是过程性的了。[4]罗伯特·莱顿从传统美学的角度定义艺术,认为艺术具有审美性和象征性,在外在形式上是令人愉悦的,并且以其特有的意象增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感受。在具体研究中,莱顿关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艺术的语言与风格,以及艺术家的创造力等问题。哈彻尔的艺术观代表了人类学界对待艺术的普遍观点,他认为艺术是文化的一部分,艺术人类学就是以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艺术。在具体研究中,“需要知道艺术的生产地、艺术的制作者、艺术的用途、艺术的功能,以及它对制作者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在艺术的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研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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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伊夫林·佩恩(Evelyn Payne)特别关注艺术的语境(context)研究,她指出:“我们在博物馆和艺术书籍中看到的来自美洲、非洲或大洋洲的大多数艺术品,实际上曾是更大的艺术整体的一部分。举个最为显明的例子,一副面具,它所属的艺术整体还包括服饰、穿戴者的行动、音乐,以及整个表演。这种表演可能会持续几天,并且包含大量艺术品。甚至可能像在普韦布洛族一样,是持续长达一年的仪式周期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只将一副面具本身看成艺术品,就难免会把我们的文化标准强加到上面。因此,如果我们想获得输入艺术品的深层意义,而非满足于所提供给我们的零星片断,就有必要认识到,我们需要试着合零为整,构想艺术语境及其文化语境。”[6]在《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一书中,伊夫林·佩恩(Evelyn Payne)考察了艺术所具有的如下问题:艺术家工作的自然环境;手工艺人工作的媒介、所用材料及技术;艺术家的个性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艺术在社会中的用途及功能;艺术家所使用的视觉语言的本质;艺术家在本民族历史以及与外民族的接触史中所接触到的艺术形式;对创造过程进行引导和评判所依据的审美标准的属性。盖尔对艺术的社会语境表现出了密切的关注,他认为艺术人类学应该集中研究艺术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社会语境,他将艺术人类学界定为与艺术相关的社会关系的理论研究,视艺术为有着自主能动性的社会中介。[7]盖尔明确指出,西方艺术史上那些不言而喻的审美与制度假定绝不可能应用到非西方艺术产品上。他和许多人类学家都认识到,艺术史能够为人类学家提供一种视野,即将艺术品视为观看的物化方式,并且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各异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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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人类学家首先是将艺术视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古典时期的泰勒到后现代时期的格尔茨,概莫能外。但是,与亲属关系、婚姻制度不同,艺术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文化现象,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切入进行研究,它与哲学、社会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等学科都有关联。当代西方的人类学家正是将艺术人类学视为艺术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阿诺德·施奈德和克里斯托弗·赖特在其主编的《当代艺术与人类学》的第一章中指出:“本书的目的是激发当代人类学和艺术这两个领域之间新的和有益的对话,并且探寻能够囊括它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看到更广阔的交融。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将当代艺术视为人类学的一个研究对象——研究其他文化中的‘艺术世界’,我们也不认为更为严格地借重人类学仅仅是艺术家的事情,尽管双方都存在许多误解。我们的目标是探索一些交叉领域,鼓励更多的合作成果,发展可供双方选择并且共享的实践战略。”[8]当代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亦是此种情形,研究人员所属的专业,既有人类学的,也有美术、音乐、戏剧等各部门艺术的,还有美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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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应该将艺术人类学视为一个开放性的交叉学科,它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实际上,正是通过不同学科的合力研究,才促成了艺术人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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