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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艺术同样如此。雕塑是制作木乃伊的伴生物,史密斯指出,当古埃及人认识到保存的尸体跟活人不一样时,“就试图将用布裹着的木乃伊做成模型并涂上颜色而变成塑像。当发现这种方法不切实际时,就用石头、木料或熟石膏(从身体上脱下模子)来制作塑像,并涂上颜色使塑像看起来栩栩如生”[113]。埃及人认为,通过雕塑的形式,他们制造了一个死者的复制品,并藉此保证了他的继续存在,雕塑给了他新的生命,是他的存在的一次再创造,是使他复活所必需的条件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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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舞蹈、音乐等艺术也来源埃及,并且出于同样的目的。在埃及人的宇宙观中,如果能让死去的神复活,那么就能使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保证。因此有必要反复地用戏剧来表演俄塞里斯的受难,亦即表演他的创造,尽可能逼真地模仿死去的君主将生命赐予人类的一举一动,他们相信此举可以保证人类的生存和整个世界的存在。史密斯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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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代社会的存在来说,定期用戏剧来表演一下俄塞里斯之死、使他成为木乃伊和复活是十分必要的。在表演中,常常以粗俗地开玩笑的方式表现俄塞里斯的追随者及其敌人赛特的追随者之间的冲突。君主的真木乃伊、一些遗物或一个代替木乃伊的包裹是这出戏里必要的道具,因为死去的君主必须真的出场才可能使他复活,并(起一个新的名字和赋予新的权力)完成创造的仪式。在最初的戏里,创造的行动由君主表演,这位君主以神的面目出现,实际完成与王后结婚的过程。创造的仪式既是君主的加冕礼,也是他的婚礼[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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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段叙述可以看出,整个戏剧表演过程内容丰富:首先是表演俄塞里斯的死亡过程,要表现俄塞里斯的追随者及其敌人赛特的追随者之间的冲突,然后是君主的复活,以及创造仪式。君主要以神的面目出现,表演创造的行动,还要完成与王后的婚礼。这其中包含了多个仪式过程:新君主的命名仪式、创造仪式、加冕仪式和结婚仪式。这些仪式有着鲜明的功利目的,即保持人们的生命与财产之健康安全。在史密斯看来,“戏剧和舞蹈、音乐和喜剧都源出于这个维持社会生命的礼仪”[115]。他引用弟子W.J.佩里的研究成果,指出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原始礼仪式中都包含有将死去的统治者制成木乃伊,并用戏剧表演造成它死去的冲突、使他复活以及创造生命的想法。佩里在《神与人》中充分地证明了创世的故事是原始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相信它对于维持社会生命的效用,在礼仪表演中,木乃伊或代替木乃伊的“药包”是必不可少的。他指出,神话是对于礼仪的正式解释,如果要使礼仪表演产生效果,就必须一字不差地背诵那些话语。史密斯认为,只有对这些事实给以应有的重视,神话及早期戏剧、舞蹈和音乐史的大量资料才能被真正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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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还指出,大量体育竞赛产生于这种仪式表演。“不仅西班牙的斗牛和亚洲的斗鸡是从这种礼仪性表演中传下来的,连拔河、足球、曲棍球、网球、板球、马球以及事实上的所有球类比赛也都是当年俄塞里斯竞赛留传下来的变种。俄塞里斯竞赛是敌我双方的代表争夺作为神的国王的木乃伊或他的头——球。”[116]史密斯尽管反对泰勒的进化论思想,他对体育竞赛的观点倒是呼应了泰勒的“文化遗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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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艺术也是如此。史密斯在《人类史》第九章中分析了黄金、贝壳、旗帜、怪兽等事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他指出,最早的首饰主要是作为护身符来佩戴的,人们认为这些护身符能够赋予生命或免除死亡。黄金之所以成为最受人喜欢的材料,是因为黄金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在古印度的《梵书》中,黄金被视为太阳神,被视为太阳神的精液,被视为生命和生育的源泉。再往前追溯,在金字塔时代,“埃及的太阳神雷被认为是国王们的父亲,他赋予了他们生命、力量和耐力,因此在他们的血管中流淌着‘雷的血液,男女诸神的黄金,太阳发光的液体,全部生命、力量和耐力的源泉。’”[117]贝壳最初被视为妇女生育能力的象征,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有能力保护生命免受死亡威胁的护身符,能够使死者延续生存。史密斯指出,佩戴贝壳的习惯依然保留在尼罗河上游并扩散到整个东非以及世界上的不同的地方。黄金作为饰物的现象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史密斯认为,这部分是由于黄金的审美属性决定的,“它的美丽和光泽以及耐久性和防腐蚀性最后必定发展出一种对那些并不完全是宗教性的神奇物件的感情。喜爱美丽的饰物仅仅因为它美丽并适合于佩戴者,导致黄金护身符的神奇意义在被遗忘很久之后仍然作为首饰保存了下来”[118]。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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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术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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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认为:“早期文化不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而且有它的一致性。”确信古埃及是所有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其他地区的文明都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传播得自埃及。他明确反对泰勒的进化论,他举例为证,指出欧洲驯鹿时期的三个文化时期:奥瑞纳文化、梭鲁特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并不是整个人类史上的几个时代,梭鲁特和马格德林的工业没有进入意大利、西班牙南部和大部分地中海地区,当西欧和中欧相继进入梭鲁特和马格德林文化时期时,这些地区仍然停留在奥瑞纳文化时期。所以,地中海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从奥瑞纳文化时期直接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使用‘时代’这个词时的混乱,也暴露出用词不当的‘进化’论是多么缺乏根据。这种理论声称所有这些文化时期是许多自然时期,每个民族都必然要经过这些时期。”[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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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提出了人类学研究所要依据的一个重要原则:连续性原理。“连续性理论是地质学和生物学理论的基础。在‘人类研究’中,迫切需要恢复和应用这种连续性原理。”[12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都需要依靠别人来学习语言、掌握习俗和了解思想,所以他的行为方式必然包括参与文化的传播,他同样不能回避吸收和适应可供他选择的一部分丰硕的文化成果,因此,“每个人的活动都包含着连续性的原理,包含着我们现在的意识状态对过去的个人经验的依赖。人的脑子天生有实践这些过程的本领,因为它有几乎无限的记录感性经验和感觉的能力”[121]。“只有适当考虑到每个人及其所处社会的经历,才能对人的正常行为有所了解。因为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世界文化的连续性和地理上的联系性的原则——是形成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基本要素。”。[122]史密斯强调连续性是人的行为的基本特性,因此他提倡历史的研究方法。连续性原理支撑了他的传播论主张,他认为没有一种文化成分是原封不动地扩散的。接受者不仅不能像传播者那样完全准确地理解另一个人的思想,而且还要挑选,也许只接受这种文化中使他感兴趣并能适应他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和根据他自己的构思加以改造的某些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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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彩陶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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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在《人类史》第十一章讨论埃兰和苏美尔的文化,这两大文明都出现于两河流域。关于这两大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的关系,也即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史密斯时代的学术界存在广泛争议。史密斯以彩陶为线索,对文明的传播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埃及文明是最古老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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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将彩陶为研究核心,史密斯认为:“彩陶是原始文化的至少两个阶段所特有的。”[123]他指出,在大量地区考古发现了彩陶遗址,如苏萨(埃兰的古都)、波斯、印度的旁遮普和信德、埃及、小亚细亚、亚美尼亚、中国和多瑙河流域等地区,此外,在瑞典发现的彩陶与在中国发现的陶器图案体现出了鲜明的相似性,这说明它们存在同样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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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密斯所处时代,埃兰的古都苏萨地区出土了西亚最早的彩陶。考古学家发掘了苏萨的一个土冢,在其中发现了陶器,结果表明土冢最底层的陶器最为精美,制作技艺高超,而上面一层的陶器则显得逊色,这说明了制陶技艺的下降。而在其他中心发现的彩陶都和在苏萨发现的质量较为低劣的陶器十分相似。史密斯就此指出:“显而易见和普遍公认的事实是,苏萨最早的居民是从别处迁来的,他们带来了他们的高度发达的文化。”[124]由于对他们是从何处迁徙而来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史密斯暂时将苏萨视为彩陶在西亚传播的起点,认定彩陶的技术从苏萨传到了其他地区。这种技术向东方传播到了印度,史密斯与佩里设想,或许是为了寻找黄金和铜,早期的埃兰和苏美尔的勘探人员进入了印度的旁遮普和俾路支小村纳尔以东的印度河下游,史密斯在1916年画出了这条传播路线。1924年9月,印度考古学会理事长约翰·马歇尔爵士宣布,他们在史密斯提及的两个地方发现了印度—苏美尔遗迹,史密斯认为这恰好验证了他的猜测,并指出所发现的遗迹叫做印度—埃兰遗迹更为准确。印度考古学会在马歇尔爵士的领导下,在信德省摩亨约达罗的遗址和旁遮普省蒙哥马利区哈拉帕的遗址上进行了发掘,他们在这两处都发现了彩陶、雕像和各种饰物。史密斯指出:“这些居民的文化也同埃兰和苏美尔的文化相似;他们都制作彩陶。所采用的颜色有赭红、赭黄、瓷白、烟黑。其中有一些用来镶嵌和装饰贝壳。”[125]在哈拉帕出土的彩陶与在苏美尔出土的相似,并且其丧葬习俗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各处遗址的习惯差不多。除了印度,在土耳其斯坦的阿瑙也发掘出了一个善于制作彩陶的民族的定居地。基于众多的考古学材料,史密斯认为:“在制作彩陶的时代,苏萨、苏美尔、纳尔、摩亨约达罗、哈拉帕、阿瑙和中国等地居民的文化是如此相似,以致没有理由怀疑这些文化都属于同一文明。”[126]史密斯预料说,这些使用古代彩陶的定居地都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会使用敲扁的方法,可以制作光滑的石头工具,使用土坯和铜凿子,并且佩戴用绿松石、肉红玉髓和天青石制成的念珠。其中有些物件可能付诸阙如,但是会发现足够的这类物件,说明他们的文化和典型的遗址基本上是相似的。”[127]那么,这些文明到底起源于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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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指出,很多学者看到了埃及文明和埃兰与苏美尔文明的相似之处。如巴黎卢浮宫的著名陶瓷学专家埃德蒙·波蒂埃、考古学家德·摩根等人。摩根列举了早期埃兰文化和前王朝时期的埃及文化的相似之处:“箭头;光滑的石头工具;敲扁方法;权杖头;文字;彩陶和雕刻的陶器;石制瓶罐;动物形状的瓶罐和图像;女性雕像;艺术主题;镶嵌;金属镜;纺织;瓶罐支架;圆柱形陶质印章;建筑和铜凿子。”[128]这些相似之处证明两个文明之间有某种关联,史密斯的《古代的埃及人》(1922)和佩里的《文明的发展》(1923)两书都特别论证了这点。波蒂埃和摩根还着重指出了两个文明中陶器在图案上的相似之处,他们二人的最终结论是埃及文明来源于亚洲。另一位教授戈登·蔡尔德在其著作《最古老的东方》(1928)中,也提出苏萨文明在埃及文明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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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不同意这些观点,他认为不能单就彩陶论彩陶,“必须把一个地方的整个文化和另一个地方的整个文化拿来加以比较”[129]。史密斯指出,埃及前王朝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他们所要比较的是苏萨和埃及前王朝的中期,埃及前王朝的早期和中期文化没有间断,没有受到外来影响,而苏萨则是现成的接受这些文明的。“在埃及人还没有像苏萨最早的居民那样达到全面文化发展阶段以前,在前王朝时期早期,埃及早已有了据说只有苏萨才有的某些文化要素了。这样说来,在苏萨以现成的形态突然出现的一部分文化要素,在前王朝时期的埃及则是经过一个演变过程的。”[130]史密斯认为:“埃及最早的文明是迄今已发现的最原始的文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文明演变为前王朝时期中期的文明。这一文化突然在埃兰出现,并且在那里生了根,以它的新家所特有的方式发展起来。从那里,它的影响扩散到一个广大的区域,最后到达中国的河南那样遥远的地区。”[131]史密斯进一步论证,认为早期苏美尔文化的唯一来源地是埃及。因此,他的结论是:“文明是埃及的文明。埃兰和苏美尔是埃及移民区的所在地,是埃及移民把文化的发酵剂带到这两个地方。”[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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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希腊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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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史》的第十二至十五章,史密斯讨论了希腊文明,包括克里特岛的早期的弥诺斯文明,辉煌的希腊文明以及希腊的世界性影响。我们此处以艺术为中心,来分析史密斯笔下的希腊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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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克里特岛上的弥诺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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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期,人们对克里特岛的考古发掘有了令人振奋的发现。1876和1877年,历史学家施利曼在特洛伊遗址、迈锡尼、梯林斯和希腊本土的其他地方发现了一系列遗迹,足以代表比古典时期的希腊文明早几千年的一个文化阶段,这一阶段被称为“迈锡尼文明”。20年后,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又有了更为惊人的发现,他在克里特岛发掘出的证据表明,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有一种光辉的文明兴盛于克里特岛,它比迈锡尼文明的年代更早,埃文斯将这个阶段称为“弥诺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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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分析了不同时期的弥诺斯艺术与埃及艺术和东方艺术之间的关系。埃文斯将整个弥诺斯文明(约2000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史密斯指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克里特岛上有旧石器文化阶段,最早的居民就是把农业技术引进来的人们,史密斯断定,弥诺斯文化的很大部分得自埃及,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对他们也有所影响。出土文物表明,弥诺斯时代早期的铜制武器和埃及的铜制武器相像,埃及的石罐也输入到了克里特岛,克里特岛上的墓穴式样也与埃及早期王朝的类似,还有墓穴中的雕像、晚期弥诺斯人的服饰、面罩、发式,弥诺斯人使用的双面斧、弓箭、盾牌等武器,都能在埃及找到相似之处,他根据这些证据,指出埃及是早期弥诺斯文明的来源地。他认为弥诺斯文明开始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弥诺斯文明早期的第二阶段大致和埃及第四王朝到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800年至约前2400年)同时。这个时期,史密斯指出:“在埃及的影响下,克里特人制作石罐的技术达到了最高峰。他们的陶器变得具有高度艺术性;他们从埃及那里学会了用模具制作上釉彩陶和雕刻印章的技术。他们的房屋的平面图变得更加复杂了。”[133]在与埃及第六王朝到第十一王朝(约公元前2400年至约前2100年)同时的一个时期,埃及中央政府垮台,利比亚人入侵了埃及,这导致弥诺斯的发展变得缓慢起来。史密斯指出,这说明对于克里特岛来说,同埃及的贸易和交往极其重要。同时,来自爱琴海南部的基克拉迪人对克里特人产生的影响,螺线装饰法的出现是其证据。埃及在第十一王朝和第十二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100年至约前1900年)又走上繁荣,克里特岛与埃及的交往更为密切。在第十王朝初期,弥诺斯技艺的影响也在埃及表现了出来,规模宏大的宫殿在克诺萨斯、法斯塔斯和马利亚兴建起来。与此同时,弥诺斯也日益受到东方的影响。在克里特岛附近弥诺斯中期遗址上,发现了巴比伦的圆柱形陶质印章。弥诺斯人开始将其象形文字线性化,并写在陶质平板上,这种想法来源于苏美尔。在公元前20世纪下半叶到公元前18世纪后半叶,多色彩饰陶器开始流行于弥诺斯,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装饰富丽、精美、雅致,其他国家的陶工都望尘莫及。在弥诺斯中期行将结束的时候(公元前16世纪上半叶内),克诺萨斯宫遭到地震的破坏而加以重建。“王宫被重建得富丽堂皇,装饰了许许多多极富艺术性的壁画。王宫的重建给这一时期的画家和装饰家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导致了艺术风格的迅速变化,带来了弥诺斯时期的晚期(公元前1550年前后)艺术。”[134]史密斯比较了这一时期埃及艺术与弥诺斯艺术的不同,他认为:“虽然埃及的艺术作品一般来说更加完美,但是,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弥诺斯的艺术作品却常常更富于生气,更具有吸引力。”[135]他还认为在细节方面,埃及艺术对克里特岛的影响要大于克里特岛对埃及的影响,因此存在着一种埃及-弥诺斯装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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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16世纪前半叶,弥诺斯文明突然在伯罗奔尼撒和维奥蒂亚出现,史密斯认为这是来自克里特岛的高级殖民者定居在迈锡尼、梯林斯等地并成为统治者的结果。这种新的文化被命名为迈锡尼文明。史密斯指出,由于是全盘的文化移植,因此迈锡尼文明最初不过是弥诺斯文明的翻版,只是略有改变,弥诺斯的艺术作品和工匠被引进了迈锡尼。在公元1400年前后,迈锡尼成为了爱琴海的政治中心,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并在小亚细亚、塞浦路斯、西里西亚等地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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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希腊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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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世纪,由于北方蛮族多利安人的入侵,繁荣一时的爱琴海文明迅速衰落,进入混乱时期,宫殿被焚毁,艺术出现了退化,并发生了人口的大迁徙。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明,并在公元前5世纪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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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反驳了希腊文明的出现乃希腊人自身的创造的观点,他认为这要归因于希腊特具的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外界文化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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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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