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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91 （1）克里特岛上的弥诺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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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93 19世纪末期，人们对克里特岛的考古发掘有了令人振奋的发现。1876和1877年，历史学家施利曼在特洛伊遗址、迈锡尼、梯林斯和希腊本土的其他地方发现了一系列遗迹，足以代表比古典时期的希腊文明早几千年的一个文化阶段，这一阶段被称为“迈锡尼文明”。20年后，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又有了更为惊人的发现，他在克里特岛发掘出的证据表明，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有一种光辉的文明兴盛于克里特岛，它比迈锡尼文明的年代更早，埃文斯将这个阶段称为“弥诺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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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95 史密斯分析了不同时期的弥诺斯艺术与埃及艺术和东方艺术之间的关系。埃文斯将整个弥诺斯文明（约2000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史密斯指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克里特岛上有旧石器文化阶段，最早的居民就是把农业技术引进来的人们，史密斯断定，弥诺斯文化的很大部分得自埃及，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对他们也有所影响。出土文物表明，弥诺斯时代早期的铜制武器和埃及的铜制武器相像，埃及的石罐也输入到了克里特岛，克里特岛上的墓穴式样也与埃及早期王朝的类似，还有墓穴中的雕像、晚期弥诺斯人的服饰、面罩、发式，弥诺斯人使用的双面斧、弓箭、盾牌等武器，都能在埃及找到相似之处，他根据这些证据，指出埃及是早期弥诺斯文明的来源地。他认为弥诺斯文明开始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弥诺斯文明早期的第二阶段大致和埃及第四王朝到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800年至约前2400年）同时。这个时期，史密斯指出：“在埃及的影响下，克里特人制作石罐的技术达到了最高峰。他们的陶器变得具有高度艺术性；他们从埃及那里学会了用模具制作上釉彩陶和雕刻印章的技术。他们的房屋的平面图变得更加复杂了。”[133]在与埃及第六王朝到第十一王朝（约公元前2400年至约前2100年）同时的一个时期，埃及中央政府垮台，利比亚人入侵了埃及，这导致弥诺斯的发展变得缓慢起来。史密斯指出，这说明对于克里特岛来说，同埃及的贸易和交往极其重要。同时，来自爱琴海南部的基克拉迪人对克里特人产生的影响，螺线装饰法的出现是其证据。埃及在第十一王朝和第十二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100年至约前1900年）又走上繁荣，克里特岛与埃及的交往更为密切。在第十王朝初期，弥诺斯技艺的影响也在埃及表现了出来，规模宏大的宫殿在克诺萨斯、法斯塔斯和马利亚兴建起来。与此同时，弥诺斯也日益受到东方的影响。在克里特岛附近弥诺斯中期遗址上，发现了巴比伦的圆柱形陶质印章。弥诺斯人开始将其象形文字线性化，并写在陶质平板上，这种想法来源于苏美尔。在公元前20世纪下半叶到公元前18世纪后半叶，多色彩饰陶器开始流行于弥诺斯，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装饰富丽、精美、雅致，其他国家的陶工都望尘莫及。在弥诺斯中期行将结束的时候（公元前16世纪上半叶内），克诺萨斯宫遭到地震的破坏而加以重建。“王宫被重建得富丽堂皇，装饰了许许多多极富艺术性的壁画。王宫的重建给这一时期的画家和装饰家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导致了艺术风格的迅速变化，带来了弥诺斯时期的晚期（公元前1550年前后）艺术。”[134]史密斯比较了这一时期埃及艺术与弥诺斯艺术的不同，他认为：“虽然埃及的艺术作品一般来说更加完美，但是，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弥诺斯的艺术作品却常常更富于生气，更具有吸引力。”[135]他还认为在细节方面，埃及艺术对克里特岛的影响要大于克里特岛对埃及的影响，因此存在着一种埃及－弥诺斯装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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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97 约公元前16世纪前半叶，弥诺斯文明突然在伯罗奔尼撒和维奥蒂亚出现，史密斯认为这是来自克里特岛的高级殖民者定居在迈锡尼、梯林斯等地并成为统治者的结果。这种新的文化被命名为迈锡尼文明。史密斯指出，由于是全盘的文化移植，因此迈锡尼文明最初不过是弥诺斯文明的翻版，只是略有改变，弥诺斯的艺术作品和工匠被引进了迈锡尼。在公元1400年前后，迈锡尼成为了爱琴海的政治中心，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并在小亚细亚、塞浦路斯、西里西亚等地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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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99 （2）古希腊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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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01 公元前13世纪，由于北方蛮族多利安人的入侵，繁荣一时的爱琴海文明迅速衰落，进入混乱时期，宫殿被焚毁，艺术出现了退化，并发生了人口的大迁徙。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明，并在公元前5世纪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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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03 史密斯反驳了希腊文明的出现乃希腊人自身的创造的观点，他认为这要归因于希腊特具的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外界文化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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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05 史密斯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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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07 第一，文明的连续性。他认为必须注意的首要事实是，古代弥诺斯—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13世纪至前8世纪的“黑暗时代”并没有全部消灭，在爱奥尼亚地区，形成了建立新文明的基础。史密斯以陶器的纹样为例论证这个观点。他指出，在“爱琴”和“希腊”之间的过渡时期，陶器上的典型装饰都是“几何图形”的，是由直线、之字形等线条组成。晚期的迈锡尼器皿，设计图案越来越整齐匀称，能够明显见出迈锡尼装饰在整个“几何图形”时期的应用。雅典的陶器同样为几何图形，并显示出巨大的技术和艺术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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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09 第二，“荷马精神”的影响。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说的时代通常被称为“英雄时代”，这一时代在文化上明显地依靠迈锡尼文明，它即是希腊文明的开端。从荷马史诗描述的社会情形来看，在那个时代，地域的、部落的和种族的关系被完全打破，他们很少受到宗教神秘主义和迷信的约束，史诗中的宗教合乎理性，道德观念也很高尚，这种精神对希腊人的国民性产生了广泛影响。“荷马精神”成为希腊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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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11 第三，城邦的兴起。史密斯分析道：“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把独立和社会交流的机会结合起来，又与广泛的贸易和巨大财富相联系，特别有利于艺术和科学的迅速发展，这已为自由城市兴盛发展的各时代历史所证明。”[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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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13 第四，外来文化的影响。史密斯用较大的篇幅对此做了重点论述。他以象牙雕刻、花瓶装饰为例分析了爱奥尼亚文化所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以弗所的出土文物证明了亚洲装饰风格对爱奥尼亚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在同一遗址中发现的早期爱奥尼亚象牙雕像正是亚述和巴比伦作品的再现。”[137]爱奥尼亚和科林斯的花瓶是用饰物而非图画装饰的，而且图案的每一个角都有与主图案毫无关系的饰物点缀，这些古花瓶很像挂毯或波斯地毯，很可能是受到了腓尼基的织物图案的影响。史密斯进一步谈到，腓尼基人的工艺品风格大部分源自埃及，因此，他将希腊文化所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引申到了埃及，指出：“埃及对希腊产生了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影响。”[138]他从雕刻、建筑、数学、天文、宗教等方面进行了论证，我们重点看前两个方面。史密斯不无自信地指出，人们通常会承认希腊古典时代的雕刻作品与埃及的作品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仅此还不足以描述希腊所受埃及之影响，“正确地说，希腊的雕刻艺术完全起源于埃及”[139]。他分析了希腊古典时代的雕像和埃及雕像的雷同之处，“这些雕像正好以相同的姿势站立，两手下垂，左脚稍稍往前跨。这些雕像的姿态通常都同样呆板。这种相似尤其惊人地表现在希腊早期雕刻作品中的‘阿波罗’雕像上。所谓的‘阿波罗’是体育运动获奖者的真实雕像。6世纪[140]，塞浦路斯有过一所明显的是埃及化的雕刻学校；甚至有些雕像也像埃及雕像那样戴着假发、系着腰布。”[141]在史密斯看来，建筑方面的影响也很大，希腊神庙很多装饰细节基本起源于埃及，不过是通过迈锡尼文明传来的。多立斯圆柱最终来源于埃及，对此，安德森和斯皮尔斯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如果希腊人模仿了原始的多立斯式圆柱，他们也就会采用埃及的其他形式。史密斯指出：“在艺术形式的传播中，选择某些特殊的形式并特别加以改进而忽视其他形式，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希腊人避免了不加区别地吸收外来形式，他们非常善于区别埃及圆石柱的不同，从而选择最适合他们口味和目的的形式，在这一点上希腊人比其他民族更高明。”[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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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15 通过上述分析，史密斯的目的在于，“说明希腊文明并不是从野蛮状态中产生的奇迹，而是在亚细亚和埃及的先进文明中自然形成，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帮助。希腊文明是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都特别有利于民族生活的所有方面的发展的时代兴起的，它的兴起是受到爱奥尼亚与埃及和东方相互交流刺激的结果”[143]。对于古希腊文明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的观点，学术界是普遍认同的，如，艺术史家艾黎·福尔说道：“多里安的大地之力，埃及人和亚述人的先行文明，即将变成古希腊文艺复兴的启蒙力量，如同它们曾是爱琴群岛民族第一次童年时代的向导一般。”[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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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17 （3）希腊艺术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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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19 史密斯在《人类史》最后一章论述“希腊的世界性影响”。史密斯充分地肯定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力，“我们的数学、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哲学都起源于希腊；几乎全部欧洲文学都证明了希腊人的影响，除极少数外，每一种文学类型都可以追溯到希腊。甚至于我们的字母表也起源于希腊的字母表。虽然造型艺术不是始于希腊，但是欧洲的艺术同样的很大程度上受希腊艺术的影响。现代基督教文明有一半应归功于希腊”[145]。史密斯谈到，由于希腊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人所共知，而希腊文化对东方的影响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因此他主要探讨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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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21 先看希腊文化对西徐亚和西伯利亚的影响。西徐亚人是具有伊朗血统的一支游牧民族，公元前8至前7世纪从中亚迁徙至俄罗斯南部，对他们的最早记录可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史密斯指出，俄国的考古发现表明，南俄罗斯（西徐亚本身）、帕米亚和西伯利亚三个区域的文化非常相似，说明它们是同一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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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23 史密斯对西徐亚人的艺术特点进行了总结：“西徐亚人的艺术特征可以被描述为自然主义和因袭主义的奇妙融合。它几乎全部由别具风格和装饰性的动物主题构成，并没有试图生动而精确地复制自然；实际上，动物的形象往往只是仅被当作模型来处理，通过增加其他动物的器官来加以夸大，而不考虑其自然形态。因此，牡鹿的角制作得非常精心，而头则往往是传统的鸟头。还发现鸟头制作成其他许多动物的样子。但比较好的例子还是非常生动、逼真，表明了对自然界的仔细观察。听起来尽管自相矛盾，但西徐亚工匠确实能赋予一种彻底的因袭主义和最不自然最不可能的特征以强大的生命力。”[146]史密斯引用格雷戈里·博罗夫卡的著作《西徐亚的艺术》（1928）的研究，指出西徐亚和西伯利亚的艺术与弥诺斯迈锡尼的艺术非常相似。二者最引人注目的相似点是，它们在描绘动物奔跑的形象时，有着共同的“飞奔”主题，即将奔跑中的动物描绘成前腿向前伸，后腿向后伸直，几乎同躯体成一直线，这是弥诺斯—迈锡尼风格的特征，同时也存在于西徐亚、西伯利亚和远东，而不见于其他民族。这两种文化中的动物形象还有着其他的共同之处，如动物身体蜷曲，前半身向上弯曲，后半身向上翘起；有的动物头向后转，有的动物整个身子几乎形成一个圆圈等等，这些动物形象普遍存在于西徐亚人的作品中，常常使人联想到古代克里特人的艺术。埃文斯坚持认为西徐亚艺术起源于克里特，而史密斯则提出由于年代的问题还难下定论，因为弥诺斯—迈锡尼艺术繁荣于公元前1900年至前1400年，而西徐亚的艺术品经鉴定创作于公元前8世纪之后，中间相隔600年。不过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作为古希腊文明一支的亚该亚文明在早期到达过南俄罗斯和土耳其斯坦，“亚该亚在某一时期确实在文化方面对后来繁荣起来的西徐亚—西伯利亚艺术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许比目前所能证实的更大更持久”[147]。对于西徐亚艺术的来源问题，史密斯虽然持审慎的态度，但最终实际上认可了埃文斯的观点，他认为西徐亚艺术来源于弥诺斯文明是最合乎隋理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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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25 史密斯接下来分析了西伯利亚艺术对中国艺术产生的影响。对此他主要引用的是博罗夫卡的研究，博罗夫卡指出：“从中国，确切地说主要是从中国北部边境省份及蒙古出土的青铜器皿与西伯利亚的极为相似，以致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看成是输入中国的真正的西伯利亚手工艺品……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不少证据可以证实它们确实是西伯利亚人的工艺品。”[148]史密斯进一步指出，中国艺术品上普遍出现的两种动物形象可见于西伯利亚艺术之中。第一种是饕餮纹，常见于青铜器上面，“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狮子面具，看上去至少部分地带有西伯利亚艺术的痕迹”[149]。第二种是更为常见的龙，史密斯指出了中国龙与西伯利亚龙的相似之处：“西伯利亚工艺品中某些奇形怪状的动物同中国的龙非常相像，特别是中国早期的龙。最为突出的一点是，西伯利亚的‘龙’与中国的龙都是腰上有对称的两条四足动物。它们有着瘦长的躯干；后半部弯曲向上，因此当身体的前半部显出轮廓时，后半部就只能从上方看到；身体的两侧伸出四肢，口鼻尖长，嘴巴大张，下颌上长着胡须；前额长着巨大的犄角；它们有着长长的尾巴，似乎还有已经退化了的翅膀。从它们弯曲的身体和口鼻的形状来看，使人联想起弥诺斯的动物，它暗示着这样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事实：中国龙的艺术形式可能起源于克里特！”[150]至于西伯利亚龙的原型，博罗卡夫认为是受希腊影响的伊朗长角的狮身鹰头怪兽和西徐亚—西伯利亚“熊”的造型。博罗卡夫还指出，汉朝时期的工艺品深受西伯利亚艺术的影响，“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一时期几乎中国所有的青铜器和其他工艺品，如软玉玉雕，都受益于西伯利亚艺术”[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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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27 在该书最后，史密斯探讨了希腊艺术对印度艺术的影响。他认为，约公元前500年至公元500年期间，希腊对印度的影响集中体现在雕塑和建筑两个方面。他将这种影响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外来影响十分明显的时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年至公元50年，这一时期的建筑与雕塑风格在孔雀王朝（公元前321—前184年）特别是阿育王（公元前272—前232年）的统治下得到发展。第二个时期是印度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并以自身方式发展的时期，包括犍陀罗时期（约公元50—300年）和笈多时期（约公元320—480年）。史密斯分别论述了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印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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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29 在阿育王统治之前，除了哈拉帕和摩亨约达罗，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现石头建筑或石雕。阿育王时期，由于他热心佛教，广建佛寺，因此这一时期所有的艺术品都与佛教有关。对于这一时期的艺术所受希腊艺术之影响，史密斯引用了几位学者的研究。文森特·史密斯认为孔雀王朝时期最古老的印度石制艺术品的风格为希腊、波斯和印度风格的混合物，而阿育王时期的整块巨石雕柱属于具有希腊装饰特点的波斯式样，他在《印度皇家公报》上撰文分析了阿育王时期柱头的装饰特点，指出“阿育王时期的柱子是对阿契美尼德时期具有希腊装饰特点的波斯式柱子的模仿”[152]。J．伯吉斯还指出除了波斯式柱顶，阿育王时期雕刻的柱子还使用了早期亚述人和波斯人雕刻时用的珠形、卷形和线形来装饰的金银花。文森特·史密斯在《印度古代史》中分析道：“尽管在早期的雕刻中现实生活的细节始终是纯粹印度式的，但整体结构和神话怪物的表现却肯定是希腊式的，表现了希腊艺术的典型特征。用‘浮雕画’装饰建筑可能是模仿波斯人；但印度作品的结构和风格同波斯的相距甚远，而与亚历山大式的非常接近，以至于我们敢肯定地说印度艺术家模仿的是欧洲（亚历山大？）而不是波斯……印度‘浮雕画’的素描与技巧当然远比不上希腊，但两种浮雕画的结构原则是完全相同的。”[153]这充分证明了印度艺术深受希腊艺术的影响。史密斯说：“这一时期的建筑显然是在希腊和波斯共同影响下形成的，雕塑几乎完全受希腊艺术的影响——尽管建筑和雕塑的吸收和改造获得了独特的印度外形。”[154]“波斯和希腊的影响突出——波斯的影响表现在管理、习惯和石头建筑的基本样式方面；希腊的影响表现在建筑装饰、特别是浮雕方面。然而，切不可忘记波斯同希腊和埃及的密切关系。波斯在印度的许多影响不过是以波斯面目出现的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希腊文化的传播。”[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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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31 犍陀罗时期的艺术继续受到希腊艺术的影响，他们的雕刻家是来自叙利亚或埃及的希腊人。史密斯指出，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的艺术中发现了最接近犍陀罗风格的地方，因此犍陀罗的艺术深受罗马世界同时代艺术的影响，两者的相似之处是如此明显，所以必定是从西方引入艺术家来完成这项工作的。笈多时期的情形有所变化，约公元226年，波斯发动革命建立了强大的萨珊君主国，印度帝国瓦解，切断了罗马与印度的陆上交往。笈多时期是印度艺术得到明显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印度艺术体现出了鲜明的本地特征。史密斯反驳了这一时期的艺术是印度人自身创造的观点，他用连续性的理论指出：“笈多时期的艺术提供了毋庸置疑的重要证据，这应归功于几百年来孔雀王朝和犍陀罗王朝所训练的对知识和技能的吸收。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印度艺术以外来文化初期的启发为动因，用独特的民族风俗来发展。”[156]无疑这种观点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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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33 史密斯还探讨了印度艺术的传播问题。他认为犍陀罗风格是中亚和东亚艺术的基础。在阿育王时期，佛教传到了克什米尔、土耳其斯坦，并沿商队路线传到了中国，一同传播去的还有印度的建筑风格。“东亚的庙门或仪门就是一个明显例证，这是印度先前从西方的早期文明引进的，塔式门楼或大门具有明显的庙宇的特色。印度桑其的佛塔的门楼的整个外表雕刻得异常复杂和精致。中国的牌楼或牌坊和日本神社前的牌坊（鸟居）一般是木质的，明显是受印度塔式门楼的影响。”[157]史密斯进一步指出，公元4世纪到9世纪是印度艺术的鼎盛时期，它对中国的佛教艺术产生了影响，也可能影响了奈良时期的日本艺术。这一时期的印度文化还传到了中美洲和墨西哥，并对其早期文明的形成产生了突出的影响。印度文化还对柬埔寨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柬埔寨的建筑术一开始出现就显示出熟练的设计能力和技术水平，并且很快达到了发展的顶峰。玛雅的石刻艺术与柬埔寨的非常相似，艺术发展历程也很雷同，都是突然出现，并很快达到艺术顶峰，继而出现衰落。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史密斯通过分析认为，印度从巴比伦和埃及获得大量早期的希腊化文化，逐渐将其吸收和同化，从中发展出了独特的“印度文化”。“但是在吸收同化的几百年过程中，印度一直在把获得印度形式以前的西方知识传给印度支那。所以远东文明保存了更多起源于埃及和巴比伦文明的痕迹（例如埃及的度量衡标准和巴比伦的生活预卜），而不是印度文明本身，因为后者长期茁壮的发展产生了更深刻的变化。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早期的文化，而且适用于所有后来的文化。”[158]史密斯用这种观点解释了柬埔寨等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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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735 以史密斯为代表的传播学派，将埃及视为一切文化的源头，无视原始部落丰富的艺术现象，尤其以艺术来说，更不可能只有埃及才是其发源地。正如格罗塞指出的：“没有一种民族没有艺术。我们已经知道，就是最粗野的和最穷困的部落也把他们的许多时间和精力用在艺术上。”[159]只需引证一些人类学的田野资料，就能轻松地将其观点驳倒。再者，传播论仍旧带有很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其所描述的世界时空，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相吻合的。不过，史密斯对埃及艺术的重视，尤其是他的艺术起源观，无疑是对艺术人类学的一个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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