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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学形式并不是普遍存在于各个地区的，博厄斯指出，像谚语、谜语等文学形式，在东半球各民族之中广泛使用，却不见于美洲，劝人为善的寓言故事也仅仅出现在东半球。这说明上述文学形式是一定条件下的产物，它们的产生不决定于人种，而是取决于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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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厄斯又对音乐和舞蹈这种艺术进行了简单的论述。他指出，音乐是属于表现主义性质的，人们往往把一种旋律和节奏与某种特定的情绪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又随着各个地区艺术风格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舞蹈可以是纯形式的，即身体动作没有任何象征含义，不过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更为多见，同时，舞蹈与装饰艺术和音乐一样，具有地区文化的特色，各个地区按其不同的文化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舞蹈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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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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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论，博厄斯所研究的原始艺术以雕刻、编织等日常用具和手工艺品为主，只以较少的篇幅涉及了文学、音乐和舞蹈，这与他的艺术观是紧密相关的。他认为纯形式以及形式所体现出的思想内容是艺术效果的两大源泉。形式是艺术的核心要素，如他所言：“优美的工艺来自形状的规则和表面的平滑，这是大多数原始工艺生产的特色。因而，多数日常用品也应认为是艺术品。各种工具的柄、石刀、器皿、衣服、房屋和独木舟造出以后，它们的形状都具有艺术价值。”[34]而完善的形式又来自于高度发展的技术，因此，技术是推动艺术产生的必要因素，而从日常用具和手工制品中最能见出技术水平，这是他将其视为原始艺术的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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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厄斯的研究中一以贯之着文化相对论和历史特殊论的观念，反对进化论学派的进化观。如他批判进化论所认为的透视画法是从象征画法发展而来的观点，以田野调查的证据表明，二者并存于原始艺术之中。他肯定象征纹样的多义性，提出对这些符号的解释应该置于具体的文化情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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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研究纹样的发展情况时，采用了地理比较的研究方法。他分析了广泛出现于北美印第安人各个部落中的一种图案，通过这种比较研究，他得出了这种艺术形式可能是若干部落艺术活动会合的产物。这种研究方法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弟子克鲁伯提出的“文化区”的概念，就是基于这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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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博厄斯致力于对种族主义的批判，并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其令人激赏的历史功绩。不过，在《原始艺术》一书中，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了他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显现。如他对音阶的看法，他认为：“世界各地使用的音阶有很大的差异，而不同的音阶就是不同民族音乐体系的基础。然而，八度音看来是一切音乐体系共同的基础。”[35]他将装饰艺术分成男人的风格和女人的风格，将研究重点放在前者，认为象征艺术主要是由男性创作的，女性大多创作纯形式的艺术品。当然，对此我们也不必过于苛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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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尼迪克特和克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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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厄斯的高足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是第一批作为社会科学家而闻名的女性之一。她早年就读于瓦萨尔学院（Vassar College）学习文学与诗歌，其间接触过大量激进的政治事件和现代艺术潮流。经过几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她在32岁的时候重返校园，并于1921年选取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开始师从博厄斯学习人类学，她于1924年开始针对美国西南部的祖尼人、科奇蒂人、乌塔姆人等原始部族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她毕业之后一直任教于哥伦比亚人类学系。本尼迪克特的著作，包括她的博士论文《北美的守护神观念》（The Concept of the Guardian Spirit in North America）（1923），《柯契地族印第安人的神话》（Tales of the Cochiti Indians）（1931），《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1934），《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1940），与基恩·韦尔特菲什（Gene Weltfish）合著的《人类的种族》（The Races of Mankind）（1943），《菊与刀：日本文化的模式》（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1946）等，其中以《文化模式》和《菊与刀》最为知名。玛格丽特·米德在1958年为《文化模式》新版所写的序言中提到：“二十五年来，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为理解人类学提供了一个恰切而富有挑衅性的导读，截止目前，它已被译成14种语言，仅‘导师丛书’版就发行了80余万册。在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离甚远的时期，该书将这二者结合在了一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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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发展了博厄斯的文化观，她着重对文化与人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她与玛格丽特·米德都堪称“文化与人格”学派的代表。文化差异与文化人格的问题是《文化模式》[37]一书研究的重点所在，其中也有些许篇幅涉及艺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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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尼迪克特的文化观。她接受了博厄斯对文化的看法，认为“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38]，这种观念否定了种族主义者对种族遗传的强调，与其导师博厄斯对种族主义的批判态度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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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的卓越之处，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古典人类学家基本是书斋学者，不做田野调查，所依据是来自旅行家、传教士等人对异文化中奇闻轶事的记录，由于材料所限，他们所做的工作大多是对文化特性的分析，如弗雷泽的《金枝》，偏重于对婚姻、祭祀、宗教等习俗与信仰的探讨，对文化缺乏一种整体性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39]将文化视为有机体，重视对文化功能的研究，但他的研究也只是满足于强调文化特性与文化整体的联系，并将特罗布里恩德人的文化特性推而广之，认为对原始世界都是有效的，这就忽视了各文化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本尼迪克特明确地认识到了以往人类学研究的局限性，她对文化的整体性有了深刻的洞察，她提出：“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他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的意图。”[40]可以看到，本尼迪克特的文化观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的整体性，二是文化模式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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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塔心理学是20世纪初期由德国心理学家沃特海默（Max Wertheimer，1880-1943）、考夫卡（Kurt Koffka，1886-1941）等人创立的心理学派别。格式塔心理学吸收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点，注重对经验世界的研究，强调经验与行为的整体性，提出整体并不等于部分的总和，整体乃是先于部分而存在并制约着部分的性质和意义。这种观点对美学、精神分析等学科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尼迪克特吸收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中的“完形”（configuration）概念，提出了文化的整合（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与文化完形（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思想，经过整合的文化并不是各种文化特性的简单叠加，它构成了一个新的实体，这个实体大于部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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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本尼迪克特分析了三个不同的族群：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人（Pueblo）、特尔卡斯托群岛上的多布人（Dobu）和美洲西北海岸的夸扣特尔人（Kwaliutl）。这三个族群有着迥然相异的文化模式。本尼迪克特使用了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提出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41]对三个民族的人格进行了分析。比如她认为普韦布洛人体现出了日神精神，其理想人物“是一个从不想当头儿，从不受邻人非议的德高望重而又和蔼可亲的人”[42]，在他们的文化里，“从不去发挥那些有关恐怖和危险的主题。他们也从无那种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意愿去创造那种充满毒害而又令人恐惧的环境”[43]。多布人和夸扣特尔人的民族性格里则更多体现出了一种酒神精神。“一个文化中的正常行为在另一个文化看来是不正常的。甚至人们的心理状态都是由其文化决定的。”[44]本尼迪克特的论述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文化相对论，在她看来，每种文化模式都是进行文化完形的结果，每个文化各有自身的特性，并不存在谁好谁坏、孰优孰劣的绝对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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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并没有专门探究艺术，对艺术的论述是为了支持她的文化观。她指出，欧洲艺术（尤其是中世纪艺术）深受宗教影响，艺术所描绘的都是那个时代的人家喻户晓、被视为基本的宗教故事和教义的内容。然而，这并不表明任何地区的艺术与宗教都有必然的关联，恰恰相反，“历史表明，艺术中的巨大发展往往与宗教上的动因和运用明显地各不相涉。即使在两者都高度发达的那些地方，艺术也可以与宗教明确地区分开”[45]。田野资料能够充分说明这点。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村庄里，其制陶和纺织艺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那里的宗教用品（如祭坛上的摆放品）却做工粗糙，毫无艺术价值。南美和西伯利亚的一些部落中，艺术同样不为宗教服务。本尼迪克特在此所要说明的是，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性，切勿将某种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些特性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规律，犯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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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文化的整合时，她谈到了艺术风格问题。在她看来，“文化的整合毫不神秘，它和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沿续有着同样的过程”[46]。以哥特式建筑风格为例，最初它不过是对高度和光亮的喜爱，后来越来越强有力地表现了出来，并修正了一些符合其趣味的因素，排斥了另一些与其不和谐的因素，从而把自己整合成了一种确定的标准，最终成为13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艺术。在作为整体的文化中亦发生着类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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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高度赞扬了沃林格（Worringer，1881-1965）的艺术研究[47]中所使用的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沃林格比较了古希腊和拜占庭时期的艺术，他认识到每个时期的艺术都体现了独特的内容与目的，不能用评价一种艺术的方式来评价另一种艺术成就。古希腊艺术中所要表达的是古希腊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愉悦，他们寻求自身生命活力与客观世界的契合无问；而拜占庭艺术则将抽象对象化，它体现了人们面对外部自然时的巨大的疏离感。这是两种差异巨大的整合完形，每种完形所使用的形式和标准都与另一种完形迥然不同。[48]这些艺术方面的例证，同样加深了我们对本尼迪克特文化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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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简单看一下克鲁伯的文化观及其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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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1876-1960）是博厄斯的又一位高足。他于1876年出生于新泽西的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德裔美国人。他16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英语，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浪漫派戏剧。在选修了博厄斯主持的一个关于美国印第安人语言的研讨会之后，他迷上了人类学，并于1901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阿拉帕霍人（Arapaho）装饰艺术中的象征主义，只有短短的28页。克鲁伯的研究涉及人类学的众多领域，被穆尔称作“人类学界最后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49]，他一生著述甚丰，主要包括《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手册》（Handbook of the Indians of California）（1925）、《文化发展的完形》（Configurations of Culture Growth）（1944）、《三百年女性服饰风尚：一种量化研究》（Three Centuries of Women’s Dress Fashions：A Quantitative Analysis）（1952）、《风格与文明》（Style and Civilizations）（195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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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伯对于文化持一种历史主义的立场，他认为文化是超机体的和超个人的，是由习得并共享的习俗与信仰元素构成的，需要个体通过学习逐渐获得。总之，他对文化的基本界定是：它是习得的、共享的、模式化的和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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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百年女性服饰风尚》[50]一书中，克鲁伯根据1787到1936年的材料，考察了诸如裙长和裙幅等一系列变量，并对这些变量进行了历时性的统计研究。结果表明，服饰风尚有着一定的周期性，比如裙子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晚期最长，而短裙广泛出现在1815和1931年。此外，克鲁伯还发现了一些风格偏离的模式。在大多数年份里对主流风格的偏离很少发生，但在某些时期在主流趋势变更之前就会出现大幅度的风格偏离。他还考察了时尚变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对1789到1935年女性的裙长和裙宽，以及马甲的长度和宽度进行了统计分析，克鲁伯指出，时尚的稳定性与当时社会政治稳定性相适应，其不稳定性也与当时不时发生的剧烈变革和世界战争而引发的冲突动荡有关系。正如穆尔所说，克鲁伯研究女性时尚是因为它最好地例示了他对文化的观点。他的研究表明，时尚显然是非基因性质的，它对遗传免疫。同时时尚也是共享的、模式化的，它总是会经历长期的系统轮回。“因为时尚变迁如果只看到外在因素就无法得到理解，只有将其置身于它特有的文化完形中来考虑时才能得以解释。因此，克鲁伯对这个看起来不太像人类学对象的课题的分析正体现了他的文化立场的基本观点。”[51]克鲁伯的解读体现出了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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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 第二节 功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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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英国人类学界出版了两本重要著作，分别是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Radcliffe-Brown，1881-1955）的《安达曼岛人》（The Andaman Islanders）。这两位作者同为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这两本著作开启了人类学的一个新时代，那就是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获取民族志资料，亦即从研究对象内部寻找理解和解释。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意味着对以泰勒为代表的摇椅人类学家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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