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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32 第七部分，是有关学科交叉即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野的问题。这里面代表性的文章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祯的文章《傩戏的艺术形态与形成新探》[87]，其从当前学术界对傩文化的研究入手，论证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艺术人类学对傩文化中仪式与戏剧之间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通过作者的文章我们看到，如果说，以往人们在研究仪式剧时往往将仪式与戏剧分开来研究，忽视了它们之间的某种关联性，但近年学术界通过对目连戏、傩戏的研究，不仅发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性，而且也改变了人们因循已久、较为单一的以文献考证为主的研究方法，而注重民间传统深厚的活态表演。二者方法的结合及民间表演的开放性，开阔了视野，带来了人们观念上的变革，也促进了艺术人类学研究方式在戏剧研究中的实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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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34 另外，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教授董波博士在其文章《蒙汉杂居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的社会记忆——一个村落“呼图克沁”》中，所论述的也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仪式剧，而且其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多学科甚至是多民族文化的交叉研究。作者通过田野考察发现，内蒙古赤峰市萨力巴乡乌兰召村“呼图克沁”继承了蒙古族萨满教傩舞的古老传统，大胆借鉴了佛教查玛、汉族秧歌的有益成分，堪称是蒙、汉、藏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此外，“呼图克沁”仪式歌曲还部分地借鉴了敖汉民歌，吸收了查玛的舞蹈成分等等[88]。由此可见，对于“呼图克沁”不能从单一学科、单一角度来进行研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在仪式剧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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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36 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孟凡玉博士的文章《两腔三调：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音乐唱腔的原生分类概念及其文化内涵解析》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交叉学科的重要性，他将人类学中的分类方式引入到贵池荡里姚傩仪式音乐唱腔的研究中，并对安徽贵池傩仪式乐舞活动作了连续三年的较为细致的人类学考察。他到过很多村落，发现历史、地理等多种因素在傩活动中打上的文化烙印，祭祀圈内外的交流影响，地理位置的影响，家族、村落的影响等等，都在音乐中得以体现。最后作者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原生形态的“音乐”概念系统。透过这些不同内涵的概念体系，往往可以发现一种音乐文化的独特人文内涵[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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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38 而从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麻国钧的文章《中国古典戏剧演出空间简论》[90]中，我们看到，虽然戏剧的演出空间不同于人类学中的文化空间，但其基本概念却是从文化空间延伸出来的。文章通过对中国古典戏剧演出空间的论述，为读者展示了对传统戏剧的一个新的认识角度，并提出了许多耳目一新的观点，打破了传统单一的研究程式，并进入到一个更加立体和更加多维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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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40 通过以上一组文章的讨论，我们看到了艺术人类学在不同的艺术学科领域中的渗透，而且也看到了未来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前景在于多学科多角度的碰撞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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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42 最后，也是第八部分所关注到的，就是如何将现代的影视手段引入到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中来的问题。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黄凤兰女士的文章《文艺人类学影视作品的意义和功能》侧重讨论了这一问题。她认为影像画面再现，不但可以更正以前我们所得到的错误信息，防止信息遗漏，还有可能会改变我们在现场时产生的一些主观意见。因此，将人类学影片应用于田野工作，能够大大提高人类学观察记录的质量[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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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44 而南京艺术学院陆斌副教授的文章《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制陶术调查与影像记录》似乎是上篇文章的注解。作者和他的合作者用了两年时间，调查采访了云南的香格里拉、鹤庆、剑川、元江、西双版纳；贵州的织金、雷山、贞丰；西藏的帕热和朗嘎；海南的三亚等地的制陶现状，并实地拍摄了生活在这里的藏、彝、白、傣、苗、水、黎、穿青八个少数民族陶工们的制陶生活，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原始制陶术发展的全貌。作者认为，在传统文化流失势在必然的今天，影像方式记录保存这些传统文化的因子，为将来文化恢复的可能保存了依据[92]。他的实践及研究与黄凤兰女士的观点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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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46 梳理这些论文使我们看到，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正在逐步地走向成熟。尤其是通过这次学术会议，我们看到的是许多学者在方法论上的进步。首先是田野工作的方法，大部分学者的报告都是基于自己的田野调查而写出的论文。另一个是对个案研究的重视。许多学者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是根据一个个案来探讨问题，而不是空对空的讨论，在这一点上，和过去相比有很大的进展。另外，许多学者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自己的研究从以往狭窄的专业视野中拔出来，来到一个更开阔的多学科交叉的领域中来探讨问题。在讨论会中，学者们对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话语的关注，对手艺人或者传承人知识结构的研究，对有关身体技法的探讨，对有关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变迁的关注，对传统手工艺与传统乡土社会中民俗、宗教以及其他方面的关联性的探讨，对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问题的关注，对有关学科交叉及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视野的问题的关注，对如何将现代的影视手段引入到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中来的问题的关注等等，都使我们看到，艺术人类学是一个多学科的平台，因此，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专业而是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教育背景，甚至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大家所关注的共同问题，这样的研究和探讨的方式，使艺术人类学的视野更开阔，许多的理论与看法更具开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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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48 2010年11月5日至7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举办了第四次学术会议。此次会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联合主办，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承办，在北京西藏大厦举行。会议主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共有12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除中国学者外，还有来自英国杜伦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艺术人类学》作者罗伯特·莱顿，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音乐人类学家罗伯特·温特，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荻野昌弘，美国肯塔基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莫尼卡，美国肯塔基大学音乐学院的教授周雅文，蒙古国乌兰巴托市“世界声学研究与阿尔泰朝尔”课题负责人、法国学者单泰陆等，这是一次艺术人类学界的盛会，共收到论文近百篇。此处依照文章主题，加以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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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50 第一部分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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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52 日本是世界最早提出保护无形文化财的国家，今天联合国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最初便源于此，因此，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上是走在了世界前列的。会议请到了日本关西大学学院的社会学教授荻野昌弘介绍并分析了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曾参与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确立。他文章的题目是《无形与有形：现实化逻辑》，文章通过介绍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指出，日本借助“无形文化财”和“人间国宝”的观念，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无形文化财的体系是由“现实化逻辑”支撑的，现实化指的是激活存在于过去的事物，即在“无形之物”中找寻意义[93]。文章进而阐释了社会“需求”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英国杜伦大学的罗伯特·莱顿在他的文章《少数民族与民间艺术中的非物质和物质遗产》中，分析了少数民族与民间艺术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在他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要延续下去，其中的理念和价值必须被受众所接受，或者更有说服力，受众必须能够“阅读”这些象征和符号。只有当其拥有足够的需求、允许持有者生存、存在日常使用者、赞助人或者营销市场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才能够得以延续。作者还基于对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史和20世纪70年代山东省传统艺术复兴的个案研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形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需要受众接受其中所蕴涵的理念与价值，并进行自觉自愿地学习；另一方面，作为艺术品原材料的物质文化遗产又限制着艺术家的创作[94]。因此，文化传统的传承必须兼顾这两个方面。中山大学的麻国庆同样持此观点，他指出，尽管在理念上将文化遗产区分为“有形”和“无形”，但实际上二者却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这在民俗文化中表现尤甚。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做到将民俗文化从“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物质形态”的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中截然切割开来。因此，在具体工作中，应遵守文化遗产保护的本真性和完整性原则，强化无形文化遗产和有形文化遗产的整合性保护。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方李莉《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的文章，在费孝通晚年提出的“人文资源”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从遗产到资源”的观点。认为文化遗产的保护，除了要关注其历史、艺术、文化价值，更应关注其活用价值，也就是其资源价值。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实现活态传承，就必须使其融入当今社会，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生活及社会发展目标紧密相连，就实现了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源”的转化。该理论还指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还应该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使其成为新的文化、社会机体的一部分，融化于民族血液中，不断循环和更新，使创新成为一种更为深刻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与不足同样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研究。中国文联的刘锡诚先生在发言中总结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传承人名录建设中的经验，并以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例，指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认识误区——即将目光集中在具备开发价值的项目上，而漠视了处于濒危状态的真正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我们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各级“非遗”名录的申报和项目保护上，对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类明显重视不足。数据表明，目前进入国家级名录的民间文学项目只有84个，仅占全部1028个项目的8％。同时对民间文学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也远远不够。对此他倡导在非遗保护理念和实际工作上需要作出调整[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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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54 西安美术学院的王宁宇通过对陕西传统建筑彩作的调查研究中发现，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清代官式”彩作被作为施工规范强行推行之后，对包括“榆林式”彩作在内的各地方传统彩作样式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对多姿多彩的地方性彩作文化造成了严重破坏。这种现象对古建筑的保护和修复都造成了不利影响。为此，他呼吁对现代“规范”观进行反思和再校正，从而真正实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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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56 第二部分是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和传承模式的探讨。自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以来，已公布了三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对那些已列入名录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的保护现状究竟如何，这是许多学者都非常关心的。北京师范大学的色音和高博在其论文《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仰民俗——以成吉思汗祭典的保护与开发为例》中，以成吉思汗祭典这一收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信仰民俗为研究个案，探讨了民俗文化资源与当代旅游业发展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成吉思汗祭典”是成吉思汗陵的核心文化，也是蒙古族民俗文化的集中体现。它与成吉思汗陵这一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旅游景观。当下，在成吉思汗陵功能日益多元化的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在保护传统文化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利用现有文化资源发展民族旅游业是解决成吉思汗陵现代化过程中的首要问题之一。在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其经济价值，是调和全球化背景下旅游业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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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58 相比成吉思汗祭典的相对稳定性，在现代化的强力冲击之下，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均面临着严重危机。青海文化厅的吕霞以热贡唐卡为例，考察了文化保护语境中的艺术传承问题。鲁东大学的王晓东以怒族、土家族建筑为例，探讨了无文字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问题。大连大学的张景明对大连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了分析。包头师范学院的李红梅针对内蒙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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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60 另外，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于兰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文化变迁——以德江傩堂戏为例》一文中，通过阐释德江傩堂戏的传承现状，具体分析了其传承中的文化变迁，包括社会功能、艺术形式、传承方式的变迁和传承主体的变化，指出，文化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迁之中，并在变迁中进行再创造。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同一文化可以呈现出不同的传承方式[96]。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纪珊珊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机制与活态保护原则》一文中指出，建立传承保护机制和活态保护原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至关重要的一步[97]。广西艺术学院何清新在《基层政府的行为对农村民间舞蹈传播的影响研究——以黄练貔貅舞传播个案为例》一文中，通过黄练貔貅舞个案研究，分析了基层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保护和传承实践中的作用[98]。西安美术学院王宁宇在发言中，以陕西传统建筑彩作为个案，指出“标准化”、“规范化”是现代社会大规模、批量性经济生产的要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不能用单一僵化的标准去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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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62 对于如何保护与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者们得出了一些相似性的结论，形成了一些共识，如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强调对传承人的挖掘与保护、将传统的师徒传承与当代学校传承相结合、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和文化生态保护村等。应当说，这些观点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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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64 如上所言，区域性高校在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保护与传承上具有重要的作用。玉溪师范学院创建的“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该校校长熊术新介绍了传习馆的基本情况，如开设了一批具有云南民间地域性的专业课程，将民间艺人及传承人聘请到学校讲学等。传习馆倡导并践行了把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提升到大学课程建设的新理念，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生态博物馆同样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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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66 第三部分是探讨文化生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的关系。文化生态、文化空间等概念的提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提出了新的思路，也成为政府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这次会议上，不少学者就文化生态、文化空间等概念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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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68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在《从“非遗”保护工作看仪式音乐的“语境”及文化演生层次》的发言中指出，“语境”即同展（表）演活动或仪式过程相关的整体文化生态环境，包括民俗环境、传承人、展演场域以及自然、地理等外在生态环境条件。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与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民俗环境密不可分，还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个体、文化价值观以及相对固定的表演场所[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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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70 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吴昶在《梭戛生态博物馆的文化遗产动态系统展示刍议》的发言中指出，生态博物馆作为文化生态保护的早期探索，“展示”是其主要功能。在当前梭戛文化生态环境急剧变迁的背景下，以及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生态博物馆应该更加关注当地文化遗产的动态系统，在静态保护的现状基础上，提供必要的辅助条件使文化遗产持有者的工作以及传承活动以展示工作的形式延续下来，用有步骤的专案立项和展示手段来防止其消失。所谓“文化遗产的动态系统”包含：作者实施过程，即该项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进行相关表演、操作、创作及生产劳动的过程；社会应用过程，即该项文化遗产在被完成后，在社会环境中被具体接受的过程；技艺传承过程，即该项文化遗产作为民间教育系统的知识技能的代际延续过程。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对于我国当前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提供了借鉴[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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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72 通化师范大学满族民间美术研究中心王纪在《流变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地域影响下满族剪纸表现手法的传承与发展》中，阐释了长白山地域特有的文化生态环境孕育了满族剪纸独特的艺术特色和民族风格，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也影响了满族剪纸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作者认为，满族剪纸技艺只有保持了传统地域文化特色，才不失民族文化发展流变之根本，才能得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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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74 玉溪师范学院黄光龙在《试论少数民族传统歌场的文化空间性》一文中，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文化空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研究少数民族传统歌场的属性特征，探讨作为文化空间的少数民族传统歌场的整体保护与有效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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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76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菊在《当代昆曲民间文化生态研究——以苏州虎丘曲会为研究对象》一文中，通过梳理明清时期虎丘曲会形成、繁盛与中断的文化生态原因，总结构成昆曲民间文化生态的基本要素，分析21世纪以来虎丘曲会从重新恢复到逐步走向完善的发展历程，探讨了以虎丘曲会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昆曲民间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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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78 广西《民族艺术》杂志主编廖明君在《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及其保护传承》中，通过分析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的生态、历史、族群、文化等人文背景，研究其起源、分布、传承民族、主要类型、发展变化、文化时空、主要特点、文化功能以及文化变迁，指出，只有重建支撑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的信仰体系，坚持以铜鼓艺术的传承为核心，通过重点保护传承人和坚持传统师徒传承与现代校园传承相结合，才有可能在现代化背景下实现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的保护与传承[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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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80 第四部分涉及艺术人类学的理论研究。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而又充满活力的学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由于其是一门外来的学科，对于其学科定位、发展沿革、基本理论的探讨几乎都是每一次艺术人类学会议的重要关心论题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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