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019750 第一部分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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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52 日本是世界最早提出保护无形文化财的国家，今天联合国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最初便源于此，因此，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上是走在了世界前列的。会议请到了日本关西大学学院的社会学教授荻野昌弘介绍并分析了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曾参与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确立。他文章的题目是《无形与有形：现实化逻辑》，文章通过介绍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指出，日本借助“无形文化财”和“人间国宝”的观念，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无形文化财的体系是由“现实化逻辑”支撑的，现实化指的是激活存在于过去的事物，即在“无形之物”中找寻意义[93]。文章进而阐释了社会“需求”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英国杜伦大学的罗伯特·莱顿在他的文章《少数民族与民间艺术中的非物质和物质遗产》中，分析了少数民族与民间艺术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在他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要延续下去，其中的理念和价值必须被受众所接受，或者更有说服力，受众必须能够“阅读”这些象征和符号。只有当其拥有足够的需求、允许持有者生存、存在日常使用者、赞助人或者营销市场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才能够得以延续。作者还基于对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史和20世纪70年代山东省传统艺术复兴的个案研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形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需要受众接受其中所蕴涵的理念与价值，并进行自觉自愿地学习；另一方面，作为艺术品原材料的物质文化遗产又限制着艺术家的创作[94]。因此，文化传统的传承必须兼顾这两个方面。中山大学的麻国庆同样持此观点，他指出，尽管在理念上将文化遗产区分为“有形”和“无形”，但实际上二者却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这在民俗文化中表现尤甚。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做到将民俗文化从“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物质形态”的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中截然切割开来。因此，在具体工作中，应遵守文化遗产保护的本真性和完整性原则，强化无形文化遗产和有形文化遗产的整合性保护。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方李莉《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的文章，在费孝通晚年提出的“人文资源”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从遗产到资源”的观点。认为文化遗产的保护，除了要关注其历史、艺术、文化价值，更应关注其活用价值，也就是其资源价值。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实现活态传承，就必须使其融入当今社会，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生活及社会发展目标紧密相连，就实现了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源”的转化。该理论还指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还应该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使其成为新的文化、社会机体的一部分，融化于民族血液中，不断循环和更新，使创新成为一种更为深刻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与不足同样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研究。中国文联的刘锡诚先生在发言中总结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传承人名录建设中的经验，并以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例，指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认识误区——即将目光集中在具备开发价值的项目上，而漠视了处于濒危状态的真正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我们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各级“非遗”名录的申报和项目保护上，对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类明显重视不足。数据表明，目前进入国家级名录的民间文学项目只有84个，仅占全部1028个项目的8％。同时对民间文学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也远远不够。对此他倡导在非遗保护理念和实际工作上需要作出调整[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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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54 西安美术学院的王宁宇通过对陕西传统建筑彩作的调查研究中发现，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清代官式”彩作被作为施工规范强行推行之后，对包括“榆林式”彩作在内的各地方传统彩作样式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对多姿多彩的地方性彩作文化造成了严重破坏。这种现象对古建筑的保护和修复都造成了不利影响。为此，他呼吁对现代“规范”观进行反思和再校正，从而真正实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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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56 第二部分是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和传承模式的探讨。自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以来，已公布了三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对那些已列入名录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的保护现状究竟如何，这是许多学者都非常关心的。北京师范大学的色音和高博在其论文《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仰民俗——以成吉思汗祭典的保护与开发为例》中，以成吉思汗祭典这一收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信仰民俗为研究个案，探讨了民俗文化资源与当代旅游业发展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成吉思汗祭典”是成吉思汗陵的核心文化，也是蒙古族民俗文化的集中体现。它与成吉思汗陵这一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旅游景观。当下，在成吉思汗陵功能日益多元化的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在保护传统文化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利用现有文化资源发展民族旅游业是解决成吉思汗陵现代化过程中的首要问题之一。在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其经济价值，是调和全球化背景下旅游业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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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58 相比成吉思汗祭典的相对稳定性，在现代化的强力冲击之下，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均面临着严重危机。青海文化厅的吕霞以热贡唐卡为例，考察了文化保护语境中的艺术传承问题。鲁东大学的王晓东以怒族、土家族建筑为例，探讨了无文字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问题。大连大学的张景明对大连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了分析。包头师范学院的李红梅针对内蒙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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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60 另外，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于兰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文化变迁——以德江傩堂戏为例》一文中，通过阐释德江傩堂戏的传承现状，具体分析了其传承中的文化变迁，包括社会功能、艺术形式、传承方式的变迁和传承主体的变化，指出，文化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迁之中，并在变迁中进行再创造。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同一文化可以呈现出不同的传承方式[96]。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纪珊珊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机制与活态保护原则》一文中指出，建立传承保护机制和活态保护原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至关重要的一步[97]。广西艺术学院何清新在《基层政府的行为对农村民间舞蹈传播的影响研究——以黄练貔貅舞传播个案为例》一文中，通过黄练貔貅舞个案研究，分析了基层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保护和传承实践中的作用[98]。西安美术学院王宁宇在发言中，以陕西传统建筑彩作为个案，指出“标准化”、“规范化”是现代社会大规模、批量性经济生产的要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不能用单一僵化的标准去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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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62 对于如何保护与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者们得出了一些相似性的结论，形成了一些共识，如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强调对传承人的挖掘与保护、将传统的师徒传承与当代学校传承相结合、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和文化生态保护村等。应当说，这些观点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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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64 如上所言，区域性高校在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保护与传承上具有重要的作用。玉溪师范学院创建的“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该校校长熊术新介绍了传习馆的基本情况，如开设了一批具有云南民间地域性的专业课程，将民间艺人及传承人聘请到学校讲学等。传习馆倡导并践行了把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提升到大学课程建设的新理念，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生态博物馆同样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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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66 第三部分是探讨文化生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的关系。文化生态、文化空间等概念的提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提出了新的思路，也成为政府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这次会议上，不少学者就文化生态、文化空间等概念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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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68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在《从“非遗”保护工作看仪式音乐的“语境”及文化演生层次》的发言中指出，“语境”即同展（表）演活动或仪式过程相关的整体文化生态环境，包括民俗环境、传承人、展演场域以及自然、地理等外在生态环境条件。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与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民俗环境密不可分，还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个体、文化价值观以及相对固定的表演场所[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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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70 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吴昶在《梭戛生态博物馆的文化遗产动态系统展示刍议》的发言中指出，生态博物馆作为文化生态保护的早期探索，“展示”是其主要功能。在当前梭戛文化生态环境急剧变迁的背景下，以及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生态博物馆应该更加关注当地文化遗产的动态系统，在静态保护的现状基础上，提供必要的辅助条件使文化遗产持有者的工作以及传承活动以展示工作的形式延续下来，用有步骤的专案立项和展示手段来防止其消失。所谓“文化遗产的动态系统”包含：作者实施过程，即该项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进行相关表演、操作、创作及生产劳动的过程；社会应用过程，即该项文化遗产在被完成后，在社会环境中被具体接受的过程；技艺传承过程，即该项文化遗产作为民间教育系统的知识技能的代际延续过程。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对于我国当前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提供了借鉴[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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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72 通化师范大学满族民间美术研究中心王纪在《流变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地域影响下满族剪纸表现手法的传承与发展》中，阐释了长白山地域特有的文化生态环境孕育了满族剪纸独特的艺术特色和民族风格，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也影响了满族剪纸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作者认为，满族剪纸技艺只有保持了传统地域文化特色，才不失民族文化发展流变之根本，才能得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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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74 玉溪师范学院黄光龙在《试论少数民族传统歌场的文化空间性》一文中，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文化空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研究少数民族传统歌场的属性特征，探讨作为文化空间的少数民族传统歌场的整体保护与有效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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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76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菊在《当代昆曲民间文化生态研究——以苏州虎丘曲会为研究对象》一文中，通过梳理明清时期虎丘曲会形成、繁盛与中断的文化生态原因，总结构成昆曲民间文化生态的基本要素，分析21世纪以来虎丘曲会从重新恢复到逐步走向完善的发展历程，探讨了以虎丘曲会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昆曲民间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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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78 广西《民族艺术》杂志主编廖明君在《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及其保护传承》中，通过分析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的生态、历史、族群、文化等人文背景，研究其起源、分布、传承民族、主要类型、发展变化、文化时空、主要特点、文化功能以及文化变迁，指出，只有重建支撑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的信仰体系，坚持以铜鼓艺术的传承为核心，通过重点保护传承人和坚持传统师徒传承与现代校园传承相结合，才有可能在现代化背景下实现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的保护与传承[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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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80 第四部分涉及艺术人类学的理论研究。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而又充满活力的学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由于其是一门外来的学科，对于其学科定位、发展沿革、基本理论的探讨几乎都是每一次艺术人类学会议的重要关心论题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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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82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修建依据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对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历史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论述。作者将艺术人类学界定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包括民族艺术、民间艺术和都市艺术，研究方法包括比较研究、田野调查和语境研究等[103]。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成为多位学者探讨的话题。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指出，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人类学理论反思之本，只有具有了翔实、丰富的深度田野资料，才可能在理论讨论上超出先前的研究者，建构新的具有反思和批评的学术理论。艺术人类学要想取得理论上的突破，在研究中应当以扎实、细致的田野工作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采取文化相对的立场，关注研究者与艺术实践主体的关系。《思想战线》的洪颖重点探讨了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方法。她认为，艺术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强调以“体验”切入艺术经验研究、坚持“当下”“共域在场”的研究态度和调动多种工具手段进行艺术民族志书写等方面[104]。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项阳提出将历史人类学的引入田野调查，在其指导下回到历史现场，从而在区域社会中把握历史脉络。据此，他思考了“历史的民族音乐学”这一方法论的实践意义，强调音乐史学走出书斋，传统音乐接通历史，在各有侧重的视角下进行综合、立体的研究，从而真正把握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山东大学的张士闪探讨了对乡民艺术的民族志书写意识的转变，他指出，乡民艺术知识并不具有结构的永久稳固性，尤其在乡土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乡民艺术呈现出了鲜明的流动性，因此，对乡民艺术的民族志书写应从“凝固幻象”转变为“流动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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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84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的尹庆红评述了中西方艺术人类学界对认同问题的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安丽哲对国内艺术人类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论析。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张良丛分析了审美人类学的两种模式，即美学意义上的审美人类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审美人类学。南京大学的王大桥以孙悟空视觉形象的多重构建为例，剖析了审美习俗的地方性与制度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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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86 第五部分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与个案研究。艺术人类学除理论探讨外，最重要的是田野与个案研究，这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主体，也是大家讨论最为集中的部分。艺术的门类很多，在会议的讨论中，被分成造型艺术、表演艺术和民俗艺术三大类，举凡绘画、建筑、雕塑、工艺美术等被归纳在造型艺术中，尤以工艺美术为多。织锦、刺绣、剪纸、年画、饰品等民族民间艺术形式成为广受学者青睐的研究对象。例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宏复在《西北地区回族刺绣艺术》一文中，将回族刺绣艺术置于回族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探讨其适用和审美双重品格。湖南吉首文化馆的田明探讨了苗族织锦芭排和土家织锦西兰卡姆的关系；吉首大学的田小雨分析了土家织锦的保护及传承的问题；苏州大学的王艳晖考察了湖南通道的侗锦的传承现状；安徽大学的程波涛和通化师范学院的王纪分别对团花剪纸与满族剪纸进行了研究；日本爱知大学的周星解读了陕西户县农民画的内涵变迁；开封大学的李宏博分析了年画的保护与传承问题；王楠考察了陕北的花箱子；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徐英考察了蒙古族的佩饰习俗以及金银饰品的制作工艺；西南民族大学的王万宏对“白玉藏刀”的造型及装饰进行了研究；云南艺术学院的林力调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川西彭州桂花镇土陶工业的发展与变迁；西南大学的邱正伦对大足石刻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解读。他们的研究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工艺材料与制作流程的记录；二是对研究对象外在形象（包括纹样、图案、造型等）的描述；三是对研究对象日常功用的分析；四是对研究对象文化内涵的解读；五是对社会变迁对研究对象所造成的影响及其保护与传承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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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88 本次造型艺术的分组讨论中，还有数位学者以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国工艺美术史进行了研究。如山东艺术学院的李丕宇以狮子、茉莉、宝相花等动植物为例，探讨了这些来自异域的事物是如何转化成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并认为借此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融合的问题。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胡绍宗以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的巫师图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材料中巫师制像观念的比较，揭示了先秦巫师图像的模式及其风格演变过程。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李兴华与肖绚对传统玉器造型设计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器物、制度（仪式）与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论证了玉器中蕴含的人与神、人与物和人与社会三个维度的文化内涵。华东师范大学的王译敏结合美术学、中医学以及民俗等方面的相关资料，研究了朱砂在我国艺术史中所担当的角色以及所发挥的作用。西藏大学的熊永松对西藏当代美术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探究，认为其文化内涵主要通过美术作品对高原游牧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表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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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90 除此之外，齐鲁师范学院的刘明亮对以北京“798”为代表的现代艺术群落及其生存状态进行了考察，认为艺术区的不断迁徙状态，表征了当代艺术家处于空间与心理的双重“边缘”。其研究拓展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使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范围不仅是存在于广大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于城市；不仅存在于民间艺术、传统艺术，也存在于主流艺术、现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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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92 这一部分涉及的第二方面是表演艺术研究。表演艺术主要包括音乐、戏剧、舞蹈等艺术门类。此次会议对音乐的研究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并且从多个层面展开。玉溪师范学院的黄龙光对作为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少数民族歌场进行了研究。他提出，少数民族传统歌场是在相对固定的时空环境下，立体呈现祭祀、神话、史诗、歌舞等综合文化的场所，可以从物理、文化与社会属性入手对其文化空间性加以理解。云南大学的吴哲以云南剑川石宝山歌会为个案，考察了白族民间传统艺术在歌会中的变迁，探讨了歌会对传统艺术发展所起的作用。新疆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所的艾娣雅从美、悲、喜等审美范畴为视角，分析了新疆刀郎地区麦西莱甫的美学意蕴及其文化空间结构。内蒙古师范大学的董波以文献、实地个案考察和乐谱分析为研究方法，考察了内蒙古乌拉特敖包祭祀仪式及其音乐与蒙古族文化的关系，认为该仪式及音乐与藏传佛教及其音乐文化关系密切。西南科技大学的田彬华分析了流传于白马藏族中的几首歌的文化内涵，认为《夫妻识字》是对红色时代的记忆，《一个妈妈的女儿》体现了对“中华民族”这一文化母体的集体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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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94 中国的地方剧种丰富多样，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小菊通过对苏州虎丘曲会的历史梳理与实地考察，探讨了以虎丘曲会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昆曲民间生存状态。兰州城市学院的王萍以甘肃皮影社为例，对皮影戏演出仪式的结构特征与象征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其表征了村落的社会完整生活。青海民族大学的曹娅丽立足于青海托叶玛乡西顷村藏戏的演述特点，从藏戏在蒙古族僧俗群众中的传承与表述、蒙古族认同藏戏的文化背景和信仰特征入手，探析了藏戏在蒙古族族群流变中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湖州师范学院的安小梅从湖剧的历史、形成、演变、艺术特色等四个方面对产生于浙北地区湖剧的艺术文化内涵及其历史变迁进行了脉络梳理。中南民族大学的于兰艳描述了德江傩堂戏的传承现状及其所发生的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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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96 艺术人类学界对于舞蹈的研究相对较少。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欧建平从舞蹈人类学的历史与方法、舞蹈的定义、舞蹈的文化性和特殊性等方面对舞蹈人类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概述。广西艺术学院的何清新从传播学的角度，以广西贵港市覃塘区的黄练貔貅舞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基层政府的行为对这种民间舞蹈的影响，提出基层政府要通过传播者调整、价值观调整、角色调整、方法调整、文化调整等五种方式引导农村民间舞蹈走向新时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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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9798 这一部分涉及的第三个方面是民俗文化与民俗艺术研究。民俗仪式中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元素，研究者众。青海师范大学的晁元清研究了青海西宁市城北区小寨的社火仪式，考察了社火仪式的历史传承、表演程式、表演内容及特色等问题。西安石油大学的田荣军描述了陕西省武功县东岳庙会上“请神”仪式的过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任方冰根据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论述了豫北农村的年节祭祖仪式。忻州师范学院的刘晓伟和鲁迅美术学院的左黔共同关注了丧葬仪式，刘晓伟以山西忻州王要村道教仪式音乐为例，探讨了仪式音乐在现代葬礼中的运用。左黔采用影像人类学的方法，对贵州紫云麻山地区苗族的丧葬仪式进行了实地考察，记录并分析了仪式中所演唱的亚鲁王史诗。广西贺州学院的莫碧琳解读了贺州土瑶婚礼仪式中服饰的文化象征意义。杭州师范大学的孟凡玉结合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分析了安徽贵池傩仪式活动中河流场域的象征与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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