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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孟凡玉:《两腔三调: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音乐唱腔的原生分类概念及其文化内涵解析》,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技艺传承与当代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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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麻国钧:《中国古典戏剧演出空间简论》,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技艺传承与当代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5—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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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黄凤兰:《文艺人类学影视作品的意义和功能》,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技艺传承与当代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3—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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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陆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制陶术调查与影像记录》,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技艺传承与当代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1—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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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日]荻野昌弘:《无形与有形:现实化逻辑》,蔡玉琴译,李修建校,载《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又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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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英]罗伯特·莱顿:《民族艺术与民间艺术中的非物质与物质遗产》,关祎译,李修建校,载《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又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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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刘锡诚:《非遗:一个认识的误区》,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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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于兰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文化变迁——以德江傩堂戏为例》,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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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纪珊珊:《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机制与活态保护原则》,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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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何清新:《基层政府的行为对农村民间舞蹈传播的影响研究——以黄练貔貅舞传播个案为例》,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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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王宁宇:《“非遗”保护与现代“规范”观之再校正——以陕西传统建筑彩作为例的调查与思考》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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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杨民康:《从“非遗”保护工作看仪式音乐的“语境”及文化演生层次》,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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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吴昶:《梭戛生态博物馆的文化遗产动态系统展示刍议》,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非物质支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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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廖明君:《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及其保护传承》,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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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李修建:《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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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洪颖:《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及其田野实践》,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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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王岳川、丁方:《当代艺术的海外炒作与中国身份立场——关于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征候的前沿对话》,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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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邹跃进著:《他者的眼光——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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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 第六章 艺术人类学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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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仅仅有理论的梳理,还是难以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艺术人类学的学科特点。而且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式来自西方,如何将这样的研究方式结合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国的工匠艺术、民间艺术甚至当代艺术等。这是极具挑战性的,梳理理论很容易,但用这样的方法来做研究,并提出具有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与国际的艺术人类学理论产生互动,却需要长期的实践与理论总结。因此,如果说,在前面章节中,主要是对中外艺术人类学基本概念及历史沿革的综合性研究,而在这一章节里则是试图以笔者具体的田野实践,来阐述艺术人类学理论及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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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没有亲历艺术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就很难有自己独到的艺术人类学的理论,所以笔者研究艺术人类学是从田野开始的。在《艺术与能动性》的序言中,是这样描绘作者阿尔弗雷德·盖尔的:他“致力于研究社会理论中最为普遍的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仪式、实践活动以及手工艺品等”[1]。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也是如此。研究过贵州长角苗人的仪式与艺术,研究过景德镇的陶瓷艺人及他们所生产的陶瓷工艺品。在这一章节中笔者试图节选自己做过的这两次不同的艺术田野,来解剖自己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以及理论观点形成的过程。以进一步认识艺术人类学的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这两次艺术田野,第一次是对景德镇陶瓷工匠艺术的研究,第二次是对贵州苗族艺术的研究。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草根艺术的研究,和那些纯粹的高雅的精英艺术不一样,它们一方面连接着生活,一方面还表现为商品,同时还不时地为政治服务。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它们有相同的境遇,也有不同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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