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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把有关樊家井不同的手工艺陶瓷作坊进行大致分类，具体情况可参照如下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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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的流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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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家井作为景德镇一个最大的仿古瓷的生产和销售的聚散地有着几百户各类不同的陶瓷作坊，这里没有长期固定的领导系统，政府也未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只是税务局按时来收税，但这些像一盘散沙似的，似乎不关联的作坊却能每天都在有条不紊地生产着、运转着，是什么力量把它们凝集到了一起，又是谁在组织和领导着这一切呢？很显然，是市场，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控制着这一切。市场经济就好像是一架精巧的机构，它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它又是一具传达信息的机器，把许许多多不同的个人知识和技术及行为会合在一起，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集市。在市场经济下有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生产领域，另一个则是消费领域，它们之间并不能直接见面和交换，而由市场经济联结着它们，因此，布罗代尔在其《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中写道：“在两个世界——生产一切的世界和耗损一切的消费世界之间，市场经济是纽带、是马达，是狭窄但活跃的区域。”[3]而在樊家井的街道上驱动着市场经济这一马达的，则是一些走街串巷的流动商人。在樊家井街上没有任何过往行人和游客，因为这里除了瓷器并没有其他的店铺，而且不是长期做瓷器生意的人也不会知道景德镇还有一个叫樊家井的村庄，所以在街道上的行人非常单纯，几乎是清一色的商人和贩子。走到这里就觉得和布罗代尔描写的16世纪的中国市场非常相像：“店铺和流动商贩都数目繁多，但是缺少了高级机件——商品交易会和证券交易所……”[4]“或者初级市场的毛细血管式的流通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已经够用了，不再需要动脉与静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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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家井的市场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十分相像，这里的所有作坊和店铺虽然是为市场在生产，但他们并不了解市场和懂得市场，所有的信息都来源于这些流动的商贩，这些商贩的组成也是非常复杂的，他们大多来自不同的区域，最早是澳门和福建的蒲田人还有抚州人，慢慢发展以后，抚州人越来越多，澳门和福建人渐渐少了些，但又新增加了从北方沈阳、郑州、天津、北京来的少数客户，还有一些上海和广州的客户，另外还有本市人和南昌人，随着下岗工人越来越多，本市客商有增加之趋势。他们分成区域而结成群体，特别是江西境内的抚州人、都昌人和本市人，他们很少单独出来。在路上可以看到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背着包或提着袋子在各个店铺和作坊里转悠，有看中的货就停下来挑选或和主人砍价。基本都是二道贩子，他们买去有的是为自己开店，有的则是为运到外地去贩卖，还有的转手卖给外国商人，又由外国商人转移到国际市场。正如布罗代尔所描写的：“那些流动商人直接进入生产者的家中。向农民直接购买羊毛、麻、活畜、皮革、大麦或小麦、家禽等。”[5]虽然这些到樊家井来的流动商人，他们购买的是瓷器而不是农作物，但性质是一样。这些陶瓷作坊的生产者们远离市场，他们只顾生产但并不知道他们所生产的东西将进入什么市场，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最终会由什么人购买，在这种交换中商人占了两点优势：其一，他斩断了生产者和最终获得商品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他了解商业链两头的市场条件。因此只有他对于可指望的利润心中有数）；其二，他有现款，这是他的主要理由。这样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便拉开了商业长链。这条长链的效率保证了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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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分别看看我在樊家井遇到的一些商贩，他们是如何做这种仿古瓷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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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跑北京市场的抚州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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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樊家井狭窄的街道上，随处都可以看到前来购买仿古瓷的抚州人，他们大多数是本省抚州地区的东乡和临川的农民，他们往往提着一个提袋或背着一个包，三五人一伙到作坊的店铺中去买瓷器，资金薄的一次只买十几件，并且都是小瓷器较多，他们许多人是买“杀货”（景德镇陶瓷俗语），即买去后做旧，到北京潘家园、琉璃厂等古董市场当古董卖，当然一旦被买主看出破绽就会承认这是假古董，可当仿古瓷卖，只是能蒙混便尽量蒙混。一次约花本钱一二千元，以一个星期为一周期，卖完后又立刻来景德镇买，每星期除来回路费及旅馆费、饭钱，可净挣五六百元左右，遇到一个抚州商贩，他告诉笔者说他主要是跑北京的琉璃厂，把瓷器放在袋子里，看见外国游客就走过去拿出东西请他们买，如有翻译就让其抽百分之三十的成。另外还送到各大宾馆去代销。在樊家井买的瓷器带到北京要翻十倍左右的价钱（冒充古董的价格）卖，做了十几年生意，买主主要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人，大多数是亚洲人，西方人较少。国内的买主也有，大部分都是有钱的做生意人和一些文艺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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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到桂林做生意的抚州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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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店里遇到一位年轻的抚州生意人（30多岁），他说他从1986年开始来景德镇做瓷器生意，最早跑北京，但近几年北京琉璃厂开了不少瓷器店，生意不如以前，他就开始跑广西桂林，每次的货都不大，只有两三千元的货，问他只买这么一点货能挣多少钱，他说，他的瓷器都是卖给到桂林旅游的外国人，并且是卖高价（有时充古董卖），他一般是摆地摊，周期为7到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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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广州开瓷器店的抚州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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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樊家井还认识一位在广州开店的赵老板，他告诉说，他是抚州东乡县岗上集村人，以前是种田的农民，最开始向亲戚借了两三千元钱，买了一点仿古瓷到广州摆地摊，一般10天左右一个周期，至今已做了近10年的仿古瓷生意了，积了一点钱。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在广州戴河路租了一间14平方米的店面，共有三层，一层开店，二、三层放货和住人。他还有一个合伙人，两个人一人坐店，一人到景德镇买货，一次买三四万元，一个月为一周期。他说，像他这样在广州开店的仅抚州人就有近一百家，人数有几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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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开店的地方大多数在广州戴河路，这是一条非常偏僻的小街（大街店面太贵，租不起），一般做生意的人较熟悉，而游客和收藏者则不太熟，所以前来购买的也大多数都是生意人，到这里来买批发价。买去后再转手卖到国外。他卖的货青花较多，主要是因为他卖青花的历史较长，有这方面的老客户。与他做生意的客户多是港、澳、台及福建、广东、广西的商人。他在樊家井买好瓷器后通过从景德镇到广州的班车搭运，以箱为单位计算，一箱20元钱。景德镇每天都有去广州的卧铺长途汽车，只要24小时就可到，这趟车子也是这几年才开通的，并且坐车的人也基本是到广州去做瓷器生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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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都昌来做仿古瓷生意的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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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昌是景德镇附近的一个县，从那儿到景德镇来开作坊的农村人特别多，而做生意的则较少，长期在樊家井做瓷器生意的大约有十余人，他们一般三四人结一伙。笔者南市场遇到一个都昌人，约30多岁。他说，两年前他还在都昌县的一个副食品厂工作，厂里效益不好，听别人说在景德镇做陶瓷生意挺挣钱，就来到景德镇，先是投靠在舅舅家，当时只带了700元钱，先到亲戚家赊点瓷器，到北京去卖，第一次没经验，对瓷器也不熟悉，连手工做的还是机制的都分不清。所以基本没挣钱，但总还算保住了本。后来慢慢有了经验，每次用提包装十几件瓷器到北京，见到瓷器店就往里面钻，还有大宾馆，后来慢慢建立了一定的关系网。在北京市场淡季时，就跑云南，在云南主要是跑宝山市，宝山市是在中国和缅甸交界的一个城市，在当地直接有开店的老板。他们不管销售，只管贩运，来回十几天周期，而当地的老板主要是通过一定渠道销往缅甸、泰国等。他还告诉我说，每个市场对仿古品种的需求都不一样，像这些销往缅甸和泰国的主要是仿清三代的珐琅彩和粉彩，而北京和上海市场则喜欢仿明、清的青花瓷，台湾和福建也是喜欢仿清的粉彩。他现在生意做大了，不再用手提袋了，而是包车子送货，每次运十余万元的货，但是利都较薄，主要是因为自己不直接销，而是送给当地的瓷器店，所得的都是批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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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跑北京市场的本市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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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38岁的中年人，他告诉我说，他以前是瓷厂的采购员，这几年厂里生产不景气，从前年开始挂编，自己出厂谋出路。他觉得他现在的工作和以前在厂里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以前为厂里采购，而现在是为在北京开店的老板采购（老板是北京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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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做瓷器生意的资金来源是妻子开服装店挣了点钱，从她那里拿了3000元本钱，买了一点瓷器，到北京卖给北京的一些瓷器店，后来觉得这是一件有利可图的工作，就一直做了下来。用这种方式做生意利润较薄，每件瓷器只挣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每次到北京贩运瓷器都是结伴而行，常常是五六个人同租一辆货车（运到北京约6000元一趟）。各自在自己的瓷器上贴好标签，不仅可以节约运费，一路上大家还可以相互有个照应。一般每次带二三万元钱的货，每跑一次可净挣两三千元钱，半个月跑一次。每次都是在北京坐店的老板开好单子，拿着订单来购买（一般自己先垫钱，买下后再送到北京，老板收下后再付钱），有现成的货就拿现成的，没现成的就临时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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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货方式一般是用现金买断，但有熟悉的长期客户，双方彼此能互相信任的，就先拿货，等到北京卖掉后回来再付钱。其购买的品种以青花仿古为主，樊家井是主要购买点，有时也上本市其他市场去补充这里没有的品种。他认为北京市场（以他的角度和所经营的范围来看）是以景德镇的仿古瓷、花盆、花钵较多，已趋饱和，买者主要是外国人（大使馆的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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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着包买瓷器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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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着包买瓷器的男人在樊家井随处可见，但女人却极少，在樊家井搞调查的许多日子里，只遇到过一个女人。当时笔者正坐在一个熟人的店铺里聊天，她走进来要买瓷器，看到她手里拿着一个包，身上还背了一个包，就知道一定是做陶瓷生意的，便走过去与其攀谈。得知她原是光明瓷厂的工人，今年40岁，是上海的下放知青，与当地人结婚后就一直留在了景德镇。有两个儿子，老大19岁，老二17岁，学习成绩都很差，升不了高中，她就将工作让给大儿子做，自己则出来跑生意。开始没本钱，就到开作坊的亲戚朋友那里先拿上货去销，销完后再付钱给人家。就这样慢慢积下了一点本钱。每次在樊家井买好货后，就用四个硬纸箱装好，再背一个包，提一个手提袋，共六件行李，坐上火车送货到各地的瓷器店，她并不固定一个地方，主要跑广州、潮州、上海、北京等。连坐火车的时间都算上，来回一个星期，一般在目的地待两三天，如果时间太长就会挣不了钱，别人都是结伴而行，她则是跑单帮。从她饱经风霜的脸和疲惫的神态上，可以看得出她比较辛苦，用来装瓷器的包也比较破旧。问她为什么不让丈夫出去，她说丈夫太老实不善于做生意，现在光明瓷厂当工人，每月工资约2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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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位年轻的台北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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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能在樊家井非常顺利地搞田野调查，多亏了中学时的一位同学，她也在这儿开红店，她每天都抽出不少时间带笔者去认识各种不同的作坊和店铺老板。一天，我们正在路上行走，迎面来了一位骑着摩托车，后面载着一位时髦女郎的男青年，见到笔者的同学赶紧停了下来，用景德镇话与其打招呼，看着他笔者觉得怎么也不像当地人，后经同学介绍说，他是台湾人，家在台北住。听完笔者吃了一惊，台湾人会讲景德镇话？他看笔者吃惊的样子便解释说，他到景德镇来做陶瓷生意已有七年了，不仅会讲一些景德镇话，对景德镇的陶瓷市场也了如指掌。他每次在台湾和景德镇之间来回的周期约一个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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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刚来时经常到樊家井的店铺里买瓷器，但现在熟悉了，知道上谁家可购到精品，就不太到樊家井来了。而且他刚到景德镇来时住的是旅馆，现在则租了一套房子，有了固定的住所，为了出来购买瓷器方便还买了辆摩托车。有许多开作坊的人都认识他的住所，知道他来到景德镇，便会主动上门与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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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从东北来的陶瓷客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