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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设想，把姐姐的故事写成一本书或者是做成一个展览，但我一直没真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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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的房间不大，不到十平方米的空间被一张床占据着，除了留出来的一条窄窄的小路，几乎全被各种各样的衣服占满了。床上也堆满了衣服，摞得高高的，只在中间留出了一个弯曲的人形用来睡觉。我见过她一天换几套衣服，每次只是乘电梯到楼下，在马路边站一会儿，然后回来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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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似乎成了姐姐永远过不去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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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与姐姐的成长经历有关。小时候，常听她因为衣服和二姐吵架。因为家在部队，所以，家里所有孩子的衣服也几乎全是军装。姐姐虽然人在部队，却一直对社会上流行的服装非常向往。特别是她得病后，买衣服更成了她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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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买衣服，姐姐还有一段时间喜欢买“大宝”化妆品，大约隔两天买一瓶。每次买一瓶“大宝”，同时也会买一瓶“怡宝”蒸馏水，她会把“大宝”厚厚地抹在脸上，过一会儿，再用“怡宝”洗掉。然后再抹，再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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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肯吃中药，不吃西药。所以，母亲常常躲在房间里往姐姐的饭里拌西药粉。也许是对母亲的行为产生了怀疑，姐姐常会在接到母亲递过来的饭碗时要求换一碗。后来，母亲打电话来，说，姐姐整晚不睡觉，端坐在客厅里。我打电话去和姐姐谈了很久才知道，她是在打官司。起诉，她对我说，她的一位中学的女同学来害她，把她用绳子绑在了椅子上，警察来了，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解开。我问她，你说的这些人都在家里吗？她说，对，都在家里，有七八个人，还有法官。我再问她，那他们怎么吃饭呢？咱妈做几个人的饭呀？他们睡哪儿呀？家里哪能装得下这么多的人呢？再说，你的那个同学也不在北京生活呀。她听我这样说有点儿急了，说，你怎么就不相信呢？我这胳膊，还有脸都给绳子勒出血了。我说，那你能看见那绳子吗？她说，看不见，但她能感觉到。我就建议她去照镜子。我说，如果你的脸流血的话，会留下疤的，你照镜子看看，如果没有疤，就说明这些是你幻想出来的，是你的幻觉。你应该尝试去分清哪些是真实存在的，哪些是你的幻觉。她马上说，不是！是真的！我没有幻觉，我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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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常常冲着自己的身边说话，对着虚空争吵。有时会突然跺脚，像是踩什么东西；要不就往地上浇开水，说是地上有东西，不用开水烫不行。一壶开水浇到地上，母亲在一旁喊，祖宗啊，那是我刚烧的开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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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姐姐不敢用马桶，开始时，说马桶里有蛇，后来，她告诉我，有人藏在马桶里，在她上厕所时把匕首刺进了她的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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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姐姐去医院的那天，她在电话里绝望地对我说：“不能去，来不及了！这一去什么都耽误了，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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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场战争。是一场草木皆兵的战争。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随时都会砰然绷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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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可怜的姐姐的，一个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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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也常端坐在床边，从午后，一直紧张地静坐到凌晨。后来，她几乎不敢在自己的床上睡觉，只是踡缩在客厅的沙发上，整晚不让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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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姐姐的原因，我试着去了解精神病，也跟精神病科的医生做过一些深入的咨询。特别是在读了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以及罗伯特·玛格塔的《医学的历史》之后，我开始意识到，西方医学的历史与人类文明中的其他学科一样，也充满了粗暴和愚昧，甚至在早期的试验中，直接把动物的血液输进人的身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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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医学是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这就注定了它是一个以视觉为基础的学科，眼睛“看见”是这个学科最为重要的基础。而精神病学的尴尬就在于，思想是看不见的。大脑在医学中一直被称作“黑箱”——你能看到的都是死的，活的思想不可见。现在的精神病治疗方法基本有两种：一是药物治疗，药的作用大致相同，就是让你变傻和变迟钝；二是手术，就是做脑白质切除，它的直接风险是会导致失去记忆，甚至痴呆。当然，早些时候，更粗暴的也有，电击、捆绑，甚至是殴打。在弗洛伊德以前，西方医学界普遍认为精神病和性有关，所以，有一种治疗精神病的手术是切除女性患病者的阴蒂。这被弗洛伊德称为西方文明的耻辱。而在福柯［8］看来，“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他在《疯癫与文明》中说道：“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分离，并最终抛弃了疯癫与理性用以交流的一切没有固定句法、期期艾艾、支离破碎的语词。精神病学的语言是关于疯癫的理性独白。它仅仅是基于这种沉默才建立起来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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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不承认自己有病。这和正常人被诬陷时的反应基本一致。因此，这给判断带来了难度和风险。在各个时期都有人被诬陷送进疯人院的例子。当你情绪激动地申辩你根本没疯，完全是被人诬陷时，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恰好与精神病的症状相吻合。精神病人的另一个特点，是有幻听和幻觉，分不清幻觉中的人和事与现实中的人和事。所以，姐姐如果想早点儿出院就要隐藏自己的一些幻觉行为，并谎称没有这些幻觉和幻听了。其实，医生们也并不真的就相信她的话，但病人的服从和按照要求有规律地吃药、作息，至少会被视为治疗的成果和病情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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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再一次住进了医院。也许是有了经验，这一次，母亲没有像之前几次那样难过，电话里的语气也显得平和。那天早晨，是母亲先打电话来，说姐姐不肯去医院，要我跟她讲。因为，姐姐对母亲不信任，所以一直把我说成是她的监护人。母亲也就借此把吃几片药之类的规定说成是我的决定。那天，姐姐打电话来时，我正在整理那个有关中药渣子的作品资料给一家杂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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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电话里说：“不能去医院，这一去就完了，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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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姐姐的电话，杂志编辑又打电话过来问文章的名字，我想了想说，就叫《残渣》吧，《文明的残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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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差不多有六个年头没有回北京过年了。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感受，既想回去，又不想回去。母亲和姐姐的那种纠结，怨恨中带着依赖。早前我总是想要改变她们，渐渐地，我开始改变。我发现，也许这就是她们的生存方式，她们像是已经长在一起了，分不开，谁也无法推开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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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父亲中风住院的电话，我订了早班机，凌晨6点起身赶往北京。下飞机到家，把手机、电脑的充电器插上。进到里屋，见姐姐正在静静地埋着头临帖，写大字。我没出声，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姐姐猛抬头看见我。哎呀，冯峰回来了。你怎么了，咋老成这样了呢，怎么这么憔悴啊……手里的毛笔悬在空中，语音未罢，早已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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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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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动物标本、纸本绘画、镜框／整体尺寸：210×14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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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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