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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父亲中风住院的电话，我订了早班机，凌晨6点起身赶往北京。下飞机到家，把手机、电脑的充电器插上。进到里屋，见姐姐正在静静地埋着头临帖，写大字。我没出声，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姐姐猛抬头看见我。哎呀，冯峰回来了。你怎么了，咋老成这样了呢，怎么这么憔悴啊……手里的毛笔悬在空中，语音未罢，早已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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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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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动物标本、纸本绘画、镜框／整体尺寸：210×14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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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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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残渣：1991-2011艺术创作手记 [:170002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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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鸭子？还是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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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维特根斯坦［10］的《哲学研究》［11］里看到了“鸭兔”的图形，我就时常会思考有关语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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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刚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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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对绘画有些失望。其实，今天看来，是对整个新中国60年来所形成的那套美术学院的绘画教育系统感到失望。我是国画系毕业的，我至今认为，中国古代的美术史是世界上所有的文明中走得最为成熟的。尤其是宋代，范宽［12］、米芾［13］、梁楷［14］、赵佶［15］，如此地不同，竟又同朝存在，那是一个怎样多元而宽厚的时代？还有宋词和宋瓷，以及园林和枯石。从读大学到今天，我一直习惯闲暇时翻看那个时期的绘画来养自己的眼睛。对绘画的失望，其实只是对现在的国画很失望。毫无疑问，现在的国画走歪了。花鸟画还算好的，宋人的脉肯定是断了，至少还有齐白石接了八大山人的气，又传到了崔子范这一枝，虽然有人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但总还能看出个脉络。山水，几乎全是庸俗风景画，最高水平也就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为两个握手的人或者一群开会的人作背景，大还是够大的，只是不知道在面对马远［16］、范宽和米友仁［17］时，他们会作何感想，手会不会发抖。人物画最糟糕，跟在写生现实主义的屁股后面，既写生，又抗拒写生。写生是西方古典绘画非常优秀的传统，但中国古代绘画的精髓不在写生上。说韩滉［18］画牛，不是对着牛画，是看了几个月后回去再画的；《韩熙载夜宴图》［19］也是回去之后，凭记忆画的。中国古代绘画根本就不是在画眼之所见。所以，我认为人物画的出路应该是到梁楷和《搜山图》［20］那里去找。我个人认为，《搜山图》卷是被中国美术史低估了的一件作品，里面人物的手、脚、躯干、姿态动感和叙事等等，既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又并非眼之所见，那是一套完整而成熟的世界观，不是写生所能带来的。中国绘画犹如中国园林，移步异景。一幅散点透视的卷轴画作，永远是在边卷边看的移动中欣赏着它的美妙，而不是一目了然。其实，它哪里是一个一眼看尽的画面？它是由无数个眼见的画面在记忆中糅合形成的多重而立体的形象，局部看好像不太对，整体想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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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院毕业那年，恰逢第十届全国美展，中国画展区在广州，看了就一个感受：后人不争气，一地鸡毛，灵魂全失。从此，下定决心：一，不看今人的国画；二，不看全国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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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特别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开始。希望做一种能够表达当下生活的艺术。当时就用身边所能找到的任何东西开始创作。那时，和徐坦、陈侗、曾浩……我们一帮人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谈论艺术，我就拿吃火锅用的漏勺做了一副眼镜。虽说这件小小的作品当时只让我从嘴巴走到了鼻子上面的眼睛这么远的距离，但那毕竟是一个开始，今天回过头去看，我现在做的事情几乎都源于那个开始，好像那个方向在当时就定好了似的。而我的狼毫和羊毫毛笔却在我们烧烤时做了刷油和蜂蜜的刷子，砚台也变成了烟灰缸。说起来，真有点儿对不住我的国画系老师，至今想起来都深感愧疚。但在当时，年青，的确有这样一种心境，就像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说的那样，在美国的电灯泡下怎么居然还能写出像“孤灯如豆”这样的句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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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那时做的东西在语言上深受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影响。比如杜尚［21］、博伊斯［22］，后来是安迪·沃霍尔［23］。像《揭穿博伊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在其中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段时间和这件作品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这段时间形成了自己对艺术和艺术史的一个思考，这个思考基本上是基于语言学的，就是：你想说什么？你能说什么？你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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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90年代初，人们普遍对从西方传进来的现当代艺术不能理解，有阅读上的障碍。我想，是不是可以发明一种新的语言系统，先把基本的沟通完成，把一些无法沟通的思想隐藏起来，把能沟通的部分先达成沟通。就像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最后一句话：“对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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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让我在产品说明书上面看到了某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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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书上常见的那种连环画式的图解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无论是英语的，还是汉语的，都能看懂。它透过视觉经验进行读解，不依赖语言文字的知识背景。但它的短处是，无法触及那些非具象的、思辨性的部分。当时的《速食》、《盒中盒》、《如何使用避孕套》那部分作品就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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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文字语言的优势是可以触及思想的深处。无论是字母语言，还是以象形为基础的方块汉字，都具有承载抽象概念和沟通深层思想的功能。所不同的是字母语言以发音为基础，而方块汉字则是以视觉记忆为基础。瑞典语言学家马悦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在散文集《另一种乡愁》中对字母文字和方块汉字做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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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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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装置／动物标本、纸本绘画、图章／尺寸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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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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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是语言学家，还是得承认我读瑞典14世纪的文本觉得很难。对没有学过中古英文的人，乔叟（Chaucer, 1345-1400）的著作也不好读。其所以如此，可能与瑞典文和英文用字母的文字有关；当代的读者看不惯不合于今音的拼法。不表发音的中文方块字在这方面远远胜过西方用字母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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