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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可以说是中国园林的造园高潮期。北宋皇家园林寿山艮岳[22],把中国的造园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它是由一位酷爱艺术的画家皇帝亲自参与规划兴建的艺术珍品。遗憾的是,这位艺术成就极高的皇帝并没能管理好他的国家,最终被金人掠去幽州,坐井观天;所以,一位好的艺术家未必能够同时成为一位好的政治家。据《宋史·地理志》载,艮岳始建于1117年,为兴造此园,宫府专门在平江(苏州)设“应奉局”,征收江浙一带的花木奇石,史称“花石岗”;为起运巨型太湖石,甚至凿河断桥,毁堰拆堤,数月乃至,役民夫百千万,历时6年,才初见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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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乐园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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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明代/1363-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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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于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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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元代的上苑[23],金中都的琼林苑,多为此脉的延续,大致是蒙古人和金人对宋代艮岳以及汉文化的模仿与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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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初始,皇家园林几近停滞。至后来,“明成祖朱棣修建紫禁城时,仅仅保留了元大都的太液池,开挖了南海,将三海合称‘西苑’,寂山闲水,荒草疏木,其中并无太多的扩充”(明计成著,赵农注释:《园冶图说》)。这与明朝的开国皇帝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中国历代创业主中,只有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微贱……很显然,朱元璋的明朝带着不少乌托邦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曾经以乞食为生的朱元璋,生活作风极其俭朴,不许皇家兴建园林,“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拱,及绘藻井”,“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明史·舆服志》)。他甚至下令将宫廷内原来使用的玉石、金、银等名贵餐具,一律更换为陶瓷制品。只是,他的后代竟将宫廷陶瓷制品发展成为一种比金银还要昂贵的奢侈品,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他为大臣们所定的俸禄极低,多数吏员系奉召服务,一般不给酬,即便有薪给的话,也不过是维持家室的食米而已,以至于由此引发了后来贪腐、贿赂以及奢靡风气的盛行。然而,这却为民间私家园林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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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中晚期,是江南私家园林发展的最为顶峰的时期。清代两位皇帝曾多次下巡江南,并把江南私家园林的造园思想和方法融入了后来被英、法联军烧毁的皇家经典园林——圆明园[24]中。圆明园的失去,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遗憾,也是整个人类的遗憾,人们永远地失去了亲眼目睹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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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自古为富裕丰饶之地,地貌山清水秀,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尤其是南宋之后,中国文化的南移,江浙一带人事繁盛,文物荟萃,构成了许多文化的精彩典章。江南私家园林艺术兴盛于明代社会生活中,一方面,是官员和巨商的个人经济和私有财产的极大富足,加上千年来的科举制度,使得财富与文化艺术相对集中,中国历代无数大文人、艺术家都曾经身为高官;另一方面,也是个人行为的进步与国家政权的专制相互冲突,出现了大量息政退思、独善其身的士大夫。官场上的失意更使得他们对人生的意义进行本质上的思考。他们人生的进退得失、荣辱悲喜,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园林的各种建筑符号曲折地表达出来,探讨着生命的意义。一座经几代文化人经营打造的园林就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史、思想史,当然也是一部营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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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私家园林原本是官宦巨商的退养之地,斥资修筑,却不能张扬。苏州拙政园[25]的“拙政”之意即无心于政事,网师园的“网师”之意即渔夫。它们寄寓着造园者的人文思想和生活意识,表达了园主人的哲学、文学、艺术、人生的诸多观念。古典园林以其体量、面积、形式的特殊性,成为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最高体现形式之一。《论语》中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国文化中的山水情怀在明清文人画中不断张扬,也在园林中得以拓展。其实,以园林为家,集居、游、观、思于一体,是个人精神的反思。正是这种反思包含着人生的觉醒,进一步在造园思想中将《庄子》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融进后来的“芥子纳须弥”中,成为“人即宇宙,宇宙即人”的意境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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