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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可以说是中国园林的造园高潮期。北宋皇家园林寿山艮岳［22］，把中国的造园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它是由一位酷爱艺术的画家皇帝亲自参与规划兴建的艺术珍品。遗憾的是，这位艺术成就极高的皇帝并没能管理好他的国家，最终被金人掠去幽州，坐井观天；所以，一位好的艺术家未必能够同时成为一位好的政治家。据《宋史·地理志》载，艮岳始建于1117年，为兴造此园，宫府专门在平江（苏州）设“应奉局”，征收江浙一带的花木奇石，史称“花石岗”；为起运巨型太湖石，甚至凿河断桥，毁堰拆堤，数月乃至，役民夫百千万，历时6年，才初见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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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乐园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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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明代／1363-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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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于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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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元代的上苑［23］，金中都的琼林苑，多为此脉的延续，大致是蒙古人和金人对宋代艮岳以及汉文化的模仿与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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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初始，皇家园林几近停滞。至后来，“明成祖朱棣修建紫禁城时，仅仅保留了元大都的太液池，开挖了南海，将三海合称‘西苑’，寂山闲水，荒草疏木，其中并无太多的扩充”（明计成著，赵农注释：《园冶图说》）。这与明朝的开国皇帝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中国历代创业主中，只有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微贱……很显然，朱元璋的明朝带着不少乌托邦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曾经以乞食为生的朱元璋，生活作风极其俭朴，不许皇家兴建园林，“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拱，及绘藻井”，“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明史·舆服志》）。他甚至下令将宫廷内原来使用的玉石、金、银等名贵餐具，一律更换为陶瓷制品。只是，他的后代竟将宫廷陶瓷制品发展成为一种比金银还要昂贵的奢侈品，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他为大臣们所定的俸禄极低，多数吏员系奉召服务，一般不给酬，即便有薪给的话，也不过是维持家室的食米而已，以至于由此引发了后来贪腐、贿赂以及奢靡风气的盛行。然而，这却为民间私家园林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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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中晚期，是江南私家园林发展的最为顶峰的时期。清代两位皇帝曾多次下巡江南，并把江南私家园林的造园思想和方法融入了后来被英、法联军烧毁的皇家经典园林——圆明园［24］中。圆明园的失去，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遗憾，也是整个人类的遗憾，人们永远地失去了亲眼目睹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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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自古为富裕丰饶之地，地貌山清水秀，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尤其是南宋之后，中国文化的南移，江浙一带人事繁盛，文物荟萃，构成了许多文化的精彩典章。江南私家园林艺术兴盛于明代社会生活中，一方面，是官员和巨商的个人经济和私有财产的极大富足，加上千年来的科举制度，使得财富与文化艺术相对集中，中国历代无数大文人、艺术家都曾经身为高官；另一方面，也是个人行为的进步与国家政权的专制相互冲突，出现了大量息政退思、独善其身的士大夫。官场上的失意更使得他们对人生的意义进行本质上的思考。他们人生的进退得失、荣辱悲喜，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园林的各种建筑符号曲折地表达出来，探讨着生命的意义。一座经几代文化人经营打造的园林就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史、思想史，当然也是一部营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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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私家园林原本是官宦巨商的退养之地，斥资修筑，却不能张扬。苏州拙政园［25］的“拙政”之意即无心于政事，网师园的“网师”之意即渔夫。它们寄寓着造园者的人文思想和生活意识，表达了园主人的哲学、文学、艺术、人生的诸多观念。古典园林以其体量、面积、形式的特殊性，成为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最高体现形式之一。《论语》中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国文化中的山水情怀在明清文人画中不断张扬，也在园林中得以拓展。其实，以园林为家，集居、游、观、思于一体，是个人精神的反思。正是这种反思包含着人生的觉醒，进一步在造园思想中将《庄子》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融进后来的“芥子纳须弥”中，成为“人即宇宙，宇宙即人”的意境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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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园林借助亭台楼阁、路廊岛桥、墙垣门窗、木石花草，通过聚隐透借、幽曲疏露的方法，利用有限的空间，表现出隐逸的山水文化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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