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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谢莱特（1862—1914），法国考古学家。一生著述120余种，所著《史前凯尔特和高卢罗马考古学指南》（1908—1914）是一部重要的法国史前史著作。曾发掘博乌莱山高卢遗址，写成《比布拉克特古罗马城堡》（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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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哥特式建筑，是12至16世纪欧洲出现的基督教堂的建筑形式。其代表为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米兰教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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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圣彼得大堂，建在梵蒂冈。始建于4世纪20年代。1506年扩建，1626年完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和艺术家布拉曼特（1444—1514）、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和贝尔尼尼（1598—1680）等人先后参加设计和领导施工。传说原址是使徒彼得的墓地。许多教皇葬身于此，教廷活动曾在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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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家、科学家、工程师。代表作有《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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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家、建筑师。代表作有《西斯廷圣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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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家、画家、建筑师。代表作有雕刻《大卫》《奴隶》，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创世纪》和壁画《最后的审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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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即1927年5月11日的北京艺术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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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谈艺录 革命与艺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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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之政治社会革命已数十年于前，而多数革命家之利器不外乎言论与武力，法固善矣，窃以为不足，而应辅之以艺术。何也？言论重理智非下愚者所能了解，武力虽能屈人于一时而终难擒心，此中国革命之所以至今尚未成功也。昔者法兰西之大革命，在起义之夕即先作革命歌以鼓励士卒之热血，嗣后每战辄口唱革命歌而视死如归，革命乃得告成，史家评之曰：法兰西大革命之成功全得力于马赛曲。而当日之革命歌遂为今日法国之国歌。大革命之后浪漫派文艺勃兴，当时之社会受文艺之渲染对于革命之原义乃得彻底了解而信仰之心愈固。蔡孑民先生常谓欧战中法兰西以从容之态度干预德意志之铁军，坚持到底，竟获最后之胜利，索其原因，乃由于素有艺术之熏陶故也。此说可为吾国谈社会运动者之座右铭，即今之苏俄虽致其全力于物质之建设，而对于艺术之重视，实远胜于世界各国，彼等盖深知艺术之功效绝大，用之于宣传主义则可深入人心而使之翕然信服，可无须乎强制也。所谓革命，即是解放运动而现之于行为者也。所谓艺术，亦即是解放运动而现之于精神者也。前者之解放属于物质与制度，后者之解放则属于情感与理想，二者虽异形而同道，且其目的亦同是为生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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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有进者，革命之产生由于新思潮之勃兴所致，是故革命之原理即是时代精神之结晶。艺术之产生其初亦由于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且随时代之变迁而演化。吾人所称为富于生命之艺术，即是以新颖之技巧表现时代之精神，此则与革命又有密切之关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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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家如欲巩固多数民众之心理，使之一致乐从主义之指导则必有赖乎艺术之襄助。艺术家如愿解放心灵之苦闷，则不宜昧于时代之精神，应当出了象牙之塔与民众共鸣，与革命家携手，乃能完成其神圣之使命。革命与艺术，二者同是为解救人生，改革社会而产生，则不应有彼此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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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革命家能了解艺术之性质与功效，艺术家能了解革命之对象与原理，进而互助合作则中国革命之成功，为期不远矣。吾深信今后中国艺术趋势当与时代精神一致，亦预料革命家可有彻底了解艺术之日。谨以至诚预祝光明时代之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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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中央日报》1931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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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谈艺录 艺术与民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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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之表现，一面具有世界性，一面也具有民族性，艺术对世界性的表现，是普遍的对全体人类的理性与情感之表现，如忠于信仰是人类共同要求的德性，故达·芬奇之最后的圣餐一幅绘画，不是欧洲一隅的杰作，而是全世界共同的杰作；艺术对民族性的表现，是比较的偏于某一民族的理性与情感之表现，如崇拜热情是拉丁民族的特性，故意大利同法兰西的绘画，就不与日耳曼民族的绘画相同，一则重色彩，一则重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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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特性，最显者为定命论的哲学倾向，故自六朝凿窟至唐宋山水，一致的都有一种超脱现实，优游玩世的情趣；能够稍微接近现实，比较当面自然的，都在海运大开之后，那时中华民族因外来物质文明之刺激，不得不稍稍觉悟，故艺术方面亦渐渐采取接近现实的态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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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艺术与民族性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有某种程度不同的民族性，然后可以表现出某种程度不同的艺术作风，这是无容疑义的。同样，因为艺术是民族性情直接的反映物，而艺术又特有其不可避免的感染性，所以有某种善良的艺术，也直接地能唤起民族之德性，使其不得不走向善良的艺术所指示的那条善良的路，这也是不可疑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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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中央提向国民会议的教育提案，首先提及总理恢复民族善良德性的遗教，愚以为，此案如能见诸实施，则提倡善良的艺术，确是大有帮助于此种教育方针的善策。写在此地，希望高明者有以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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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中央日报》193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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